学明白，就是让自己变得有智慧。聪明是天生的，它标志着一个人的脑瓜好使的程度，反应的快慢，但聪明不代表智慧，智慧是后天习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智慧就是一种知人、明事的本领，智慧就是对那些世俗所谓“小聪明”和谋略局限的体悟，智慧就是对自身局限的透彻感知——如苏格拉底所谓，知道自己的无知，即知道自己无知的所在。《孙子兵法》最著名的信条是知己知彼，知人，即为知彼，知道自己的局限，即为知己。如果既能知人，又能知己，而且又能超越了世俗所谓的权谋诡计，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有智慧的人。
文抄公病案的中国特色
眼下，教授抄袭，成了网上的一景，隔三岔五，就会有个教授被曝光。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名头是越来响，地位越来越高，当然，抗曝光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多数人选择一声不响，做没事状，硬着头皮顶住，据说只要顶三五个月，风声一过，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揭发由他揭发，教授自我为之。当然也有勇的，主动出击，动用各种资源阻止事态扩大，更凶的是倒打一耙，把揭发者告上法庭，而且能够胜诉。其实，不管硬抗还是软顶，太极拳、回马枪和倒打钉耙玩得多么娴熟，自家做的那点儿事，无论如何都抹不白，网上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虽然抹不白，但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其实肚子里也有苦衷。细论起来，抄袭应该分为“外抄派”和“内抄派”两大派系。抄外国人或者台湾人的东西，属于外抄派，该派又分上中下三等，一等的东一点，西一点，广泛撒网，综合归纳，次一等的，则逮着一个顺眼的，全部挖来，最下者则连抄都懒得抄，干脆将文章的外国作者换个名字，就变自己家的。不过这种抄法，上中两档，其实并非现在的发明，以前也有，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那些先知先觉之辈，早就这么抄过，远的不讲，20世纪80年代，这种事就层出不穷，当时我们以为是先进得眼晕的货色，后来一看，原来人家外国人早说过。只是现在出国的人多了，懂外文的人更多了，网上查询又那么便利，而且有那么些好事之徒有闲心死抠，一点点地比对，所以被揭出来的也就多了。内抄派主要是抄自己人的，似乎比外抄派更等而下之，一点儿爱国心都没有，其实不然，内抄派的诸公，有很多其实有点儿冤。他们的抄袭，往往是被弟子所累，是弟子们抄了，做成文章或者著作，教授来挂名，结果东窗事发，教授丢人现眼。但是实际上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学界，本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教授们如此做者多矣，有的说是自己出思想，弟子操刀，有的干脆连思想都懒得出，只要弟子有了好货色，就要挂名，当然也有弟子为了好发表，主动邀老师挂名的，总的来说，无论文章还是著作，凡是弟子和老师一起署名的，多半是弟子的作品，当然弟子如果做文抄公的话，那么老师难免要吃哑巴亏。只是稍前一点儿的弟子们抄袭的少，被发现的概率也小，眼下弟子们抄袭的多，被发现的概率也大，所以看起来好像满地都是学术腐败似的。
其实，在某些老教授看起来，在学生的著述前面挂名，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一点儿都没不好意思，常常很坦然地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看那意思，好像还是一种荣耀。他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视署名发表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许多文章是领导出思想，大家攒出来的，如果要署名的话，也是署个化名，也有的时候需要署真名，看需要，多半是署某个名头大的人的名，有的时候，署了名的人，其实连文章看都没有看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真正操刀写稿的人（有不少是学生），都只好做无名英雄了。正因为如此，前阶段某个参加过“文革”中著名写作班子的文化大师，才可以拍着胸脯说，你们可以找，看哪个大批判文章是我写的！
有人也许会说，那时候学者写的东西，往往不属于学术，现在不一样了，不能类比的。其实，那时的学术跟非学术固然不分，而现在我们很多核心期刊发的东西，跟那时也没有什么两样，各个单位在统计学术成果的时候，题目为“如何搞好……”“坚决贯彻……”一类的文章，不也都堂而皇之地算在内吗？抄袭的教授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多，而这个领域，其实并没有真的分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宣传。
毋庸讳言，我们的现代学术，是在跟西方学识体系接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需要接轨的，就是人家的学术规范，而所谓学术规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能抄袭，这个内容，其实跟我们古已有之的常识是一致的。可惜的是，我们在接轨中，恰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含糊其辞，不敢，也不愿意较真。但同时却有胆量掀起大学教育的大跃进，师生齐上阵，土法炼钢，炮制论文和著作，力求在数目字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设置了名目繁多的目标管理指标，硬是逼出一个学术大繁荣来。在这种情况下，被逼为娼者有之，半推半就者有之，投怀送抱者亦有之，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一个抄字了得！
如果学界同仁继续沿着这条大跃进的路走，不，跑下去的话，估计投怀送抱者的比例将会大大增加，等到大家都抄的时候，抄就不是丢人的事了，到了那时，也许我们的网上就该讨论抄袭的技巧了。
一半在水里，一半在火里
随着新一届的新生入学，贫困大学生的援助问题又凸显出来。这一次，教育部据说是很动感情，先是“不讲情面”地批评了几个省在助学贷款方面的无所作为，而后又很动情地强调了帮助贫困大学生的重要性。无疑，这是件好事情，虽然成效尚无从知晓，但毕竟标志着该管这事的行政主管当局，开始管他们该管的事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还很穷，这么大的国家，上千万的大学生和上亿的中小学生，只有一个教育部，把一切都包下来根本不可能。但是，同是一个教育部，似乎不应该在没钱帮助贫困生完成起码的教育的同时，一只手却大把地将钱撒出去，做锦上添花的无益之事。这样说，绝不是无的放矢。
这几年，高校里开展了一项“精品课”和“精品教材”的评选工作，每项评上了，当事人都会得到几十万的资助。姑且不论这种评选跟学界众多的评选一样，有多么的不公平，有多少的暗箱操作，就算是评出来的东西都是绝对的好家伙，真正的精品，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奖励如此多的钱。大学里的课，当然有上的好与不好的分别，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中国，大学里没有淘汰机制，有水平没水平都在讲台上混，又不准学生选择，没人往下轰。在外面市场的刺激下，有的教师外战内行内战外行——其实是没有精力顾学生，上不好课，自在情理之中。管理部门没有勇气对不好的加以惩罚，对于上课上的好的教师，给一点儿鼓励，当然也无不可，可是，奖励度达到几十万，有这个必要吗？况且，什么叫做“精品课”？什么叫做“精品教材”？标准是什么？在实际的评选中很难把握，不可避免地又变成了有力者的一次分赃。
退一万步说，上课上得好，原本是教师的本分，本来就应该上得好。教材的撰写，本来也是教师份内的事情，当然也应该写得好。课上得好，教师有自己的工资、奖金和补助，这些钱，半出自纳税人的血汗，半出自学生家长的腰包，教得好，只证明他配拿这些钱，纳税人和家长们的付出有所值。至于教材就更是这样了，不仅有相应的工资报酬，而且还有版税可拿，卖得好的教材，每年的版税就上万甚至几万，有什么道理再挂上个“精品”的头衔，再花上纳税人几十万昵（更何况，现在的情势是，我们的教材，瞎凑的居多，即使筷子里头拔旗杆，拿到国际上，也是贻笑大方）？要知道，在同一片蓝天下，在同一个教育部的领导下，还有那么多大学生交不起学费，每顿饭只吃两个干馒头，甚至还有的家长被学费逼得寻了短见。
我本是个对数字和金钱比较迷糊的人，即使是我这样的人，也可以看出高校里头，类似的靡费还有很多。有些大学每年都要修路，翻修房屋，就那么大的地方，路扒了修，修了再扒，好好的楼房，说推就推了，硬是要盖新的。浪费钱不说，那份扰民，就让老百姓受不了。一问才知道，这些钱都是专款专用，今年不花掉，明年就没了，而且可能以后就不拨了，所以，尽管路不需要修，房不需要盖，也非折腾一遍不可。
跟十年前比，现在的高校，尤其那些处于金字塔顶尖的学校，好像真是有钱了。某些所谓的“重中之重”有额外的拨款不说， “211”工程完了还有“985”工程，入选的高校，一个个巨大的课题项目，什么“全球化”，什么“大战略”一个接一个，于国与民不仅无用，而且误事。大家都心明眼亮，一起编故事骗钱，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的课题都上百、上千万，当然，还有几个上亿，甚至几亿的巨无霸。真不知道，在儒家经典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情况下，凭什么还要去弄一个“儒藏”？而且要花掉上亿的资金？是比照“道藏”，还是比照“大藏经”呢？在编“道藏”和“大藏经”的年月，儒家还是正统，居然都没有人编什么“儒藏”，现在编这个是干嘛呢？同时，那个大清史是不是也可以停停，连参与编写大清史的人都承认，他们这些人水平并不比《清史稿》的编撰者高，那么有什么必要耗费几个亿重修清史？
王朔先生有部小说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讲的好像是些痴情男女的事。我们现在高等教育似乎也处在这个状态，一边是贫困生在火里，苦苦挣扎，各种救助杯水车薪，而一边则是莫名其妙的大把花费，像水一样流淌。当然，也许即使将这些所谓的“精品”和项目都砍了，可能还是不足以救助所有的贫困生，但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嘛，至少，我们不要让他们因为我们的靡费而失望，甚至绝望。
大学生为什么考试作弊成风？
眼下，大学生考试作弊已成泛滥之势，考前相约作弊，已经成为考试的一种不成文的“仪式”，不仅没有人以作弊为耻，而且作弊成功还要举杯相庆，监考老师防不胜防，抓不胜抓，作弊被逮，就跟官员腐败被抓一样，大家只怪他命不好，赶上了“名捕”或者上面检查。主管部门为了遏制作弊风，采用了让学生在考前签诚信承诺书的办法，可惜，这种印在考卷上的诚信承诺书，更像是古代某人用来遮住自己眼睛的那片小小的树叶，吾欺谁，欺天乎？
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大学生作弊现象的升级过程，是跟高校在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下大跃进的进程是同步的。姑且不说大跃进带来的大规模扩招、拼数字，直接激化了学风的浮躁，导致了教学质量的直线下降，大跃进的行政干预，就直接使得我们做老师的，包括我们的学校当局，不得不有组织地作弊，而且是老师领着学生一起作弊。
高校大跃进的标志之一，就是有关高校的各种名目的检查、评审陡然增加，每年大约要有四五十次。每种评审，高校都得花大力气准备而且迎接，因为稍有怠慢，这个学校的排名以及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和什么博士点什么的东西就要受到影响。因为在中国，不是什么“大师”或者教学和科研质量撑起了大学的地位，而且这些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的博士点、基地、重点学科什么的才是决定一个大学地位的关键性因素，是关系大学生死的灵通宝玉。为评审作准备，当然少不了成堆的文牍和表格，尤其是在涉及教学的环节上，表格之多，已经到了令人神经错乱的地步。由于评审的缘故，大学文科教学的自由度已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不仅教材要规范化，教案要规范化，上头恨不得规定每堂课都要填一个表，每节课都按严格的规范来上，连提问和作业都要按一个模式来进行。当然，这种规范化的约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教师们的抵抗，从学校到各院系的教学管理部门实在没有办法让教师们就范，于是，变通的方式是由管理人员领着学生定期炮制各种材料，包括本该由老师填写的各种表格。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作弊，尽管这种作弊是上级领导逼出来的，但事情的性质仍然是作弊，本质上跟学生考试时的打小抄，并无不同。
大学是干什么的？用曾经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先生的话来说，学生在大学里，就是学四件事：一是学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四是学做人(Learn to be)。这其中，最要紧的是做人。一个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成人，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们，其实还是非常幼稚的孩子。在此之前，一切都由别人为他们做主，他们除了偶尔忙里偷闲有点儿追星的爱好之外，所能做的事情只有好好读书、考试，别的一概不管，也没有能力管。有不少人，不知道是非，不懂得好坏，甚至缺乏基本的判断力。第一次离开家长单独生活，大学的四年，无疑成了他们一生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好则好，学坏则坏，价值观的形成，就在此阶段。
按道理，做教师的，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是要比别的行业高一点儿才是，如果做教师的，尤其是做大学教师的，没有能力做得更好，至少不能教人家的子弟做假。教师带头做假，对一个处在关键时刻而且对大学有很高期望的孩子来说，对一个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不问可知。同样是不诚信，同样是做坏事，社会上的人做跟大学老师做，对于学生肯定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作为大学教师，如此轻易地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那么学生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教育行政部门所主导的各种评审，无疑都有非常堂皇的理由，但由此激发的高校大跃进，后果却是严重的，由此造成的教学和科研质量的大幅度滑坡，已经是人所共睹的事实。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靠行政部门的评审提升的，更没有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由行政杠杆抬成的。实际上，教育行政部门这种大动作的真正动机，从小的方面说是为了负责人的政绩，从大的方面说无非是权力的扩张和利益的导向，在几乎每种评审背后，都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对行政权力的屈服，这种屈服，也包括了道德上堕落。
当然，大学里，教师们干的坏事比作弊还坏的，还有不少。但这些事情，或多或少，跟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的种种政策导向，逼良为娼，诱良为娼不无关系。
失败教育和“愤青”养成
尽管写博客净挨“．愤青”的骂，但是作为一个在学校里教书的孩子头，心里对“愤青”还是满同情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学校，甚至还包括幼儿园，无论哪一个层次，都是“愤青”的养成所。骂我的人，也许就是我教过的学生，作法自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