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讲成功与怎样成功的书最热销,书商们还给这类书起了个名儿,叫“励志书”,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稍微有点儿想法的,都说自己是成功教育,只是他们所谓的成功,就是学科考试狭窄的单行道。“励志书”能不能让人成功,我不知道,因为没工夫看,人活到50出头,还没有成功,估计看什么也白费,所以不耽误那个工夫。但是所谓的成功教育,在我看来,其实把它们大头冲下,倒过来,称之为失败教育,也许更合适。
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每天必去的地方,就成了战场,考试,排名次,成为激励学生上进的法宝。老师和家长反复对学生灌输,不,轰炸的一个道理,就是那个19世纪末时严复从“达尔文的咬狗”——赫胥黎老先生那里搬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落后就是失败者。一句老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老师们不大好意思劝失败者干脆跳楼算了,省得浪费国家的粮食,但每次批评差生,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凡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在背后都会被视为垃圾生,档次不够的学校,被视为垃圾学校,凡是被视为垃圾,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上进希望的学生,自己也自暴自弃,因此,凡是所谓垃圾学校,或者职业中学的学生,课堂纪律一般都一塌糊涂,老师糊弄,学生自己也糊弄。老师在课堂上挨揍,甚至被杀,都不算稀罕事,当然,碰到比较彪悍的老师,打学生,也是寻常事。
进化论式的竞争,是没有止境的,从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研究生,竞争都在进行。每个层次有每个层次的失败者,而且每个层次,成功者都是少数,纵然是天资很好,也很会考试的学生,也没准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最后爬到塔尖的所谓成功者,大概只有极个别的诸如什么“哈佛女孩某某某”,才配说自己成功了。于是,整个的教育过程,在金字塔的每个阶梯,都布满了失败者,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的是挫折,都很沮丧,更没有人会感到快乐。
毋庸置疑,这样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或者说是制造失败者的教育,绝大多数人在这个非常艰苦,非常乏味的过程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只是遗憾和挫折感。这种感觉,往往会一直带到他进入社会,自然,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那些在教育的中小学阶段就倍感挫折的人,长成之后,想不变成愤青,都难。
“愤青”的养成,除了我们这些无师自通坚信进化论的老师和家长的努力之外,还有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冷漠,教育过程缺乏爱意,惩戒和漠然,每每如冬天般的严酷,刺伤着每个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样的心灵,如果在进入社会之后,再被无所不在的权力傲慢凌辱一番,受点儿挫折,那么,“愤青”就会“愤”得厉害,“青”得更厉害,过了多少年,都长不大。
学校是培养人的,培养人格健全,能自食其力的人,并不是成名成家者的摇篮,如果“让孩子都成为精英”的理想,变成了切实的教育目标,学校无疑只能制造大批失败者。任何社会,精英都是少数,而没有进入那少数精英行列的人,不见得就非得心怀郁闷地活着,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不见得看见教授就非得自惭形秽,进哈佛商学院的人,不见得就比学厨子更得意,只要学的人自己乐意,感觉良好。学校不能在培养少数精英的同时,大批量地向社会吐出心怀怨愤的失败者,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育,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失败教育。
大学教师的种类
按道理说,大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官僚化的地方,一旦官僚化,后果将非常严重,其官僚气、衙门气、衙役气、甚至有可能超过真正的衙门。毕竟,现在中国的各级行政机关,无论政绩观是否正确,都要有政绩,而且这些政绩多少要有点儿实在东西,怎么也要修几条路,盖几栋楼,引进一点儿资金,增加一点儿GDP。然而,大学不一样,首先不需要制造GDP,其次没有升学压力,最后连毕业生的就业也基本上不用操心。上级评估考核的玩意,无非是论文发表数量,课题数量这些可以通过卡学生的毕业证“土法炼钢”,以及让教师挣计件工分实现的。至于能拿到多少博士点,多少重点学科,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这些中国的外行不明白,外国的内行也不明白的标志大学档次的东西,关键看朝中是否有人以及运作的水平。因此,如果大学变成衙门,那就是一个没有政绩压力的衙门,这样的衙门,当政者除了摆官架子,玩虚招子,没有多少实在事可做,风气之恶,或者恶化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衙门里,在大学里教书的人,大体上分成这样几种。一是大学脸上的脂粉。这属于极少数大牌教授,在这些教授之中,最受重视的,是具有全国性学术评审机构成员资格的人,只要进了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无论你是谁,立马身价百倍。其次是两院院士,当然,如果院士兼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则是当然的老大。排在最后的,是各个学科有点儿名气的学者,对于这些人,也是只看名头,不看实力。如果这样的人不懂事,跟领导闹别扭,那么很容易被打入冷宫。
第二种是学官。所有有头衔的教授,所谓的双肩挑干部,都是学官。学官有学衔,职称是教授、研究员,但屁股坐在官椅子上,主要的身份,其实是官。严格来讲,这些人是大学里最重要的人物,因为所谓的衙门,就是各级复杂管事的官僚构成的,教授可有可无,包括前面撑门面的教授,即使真的走了,也不打紧,花工夫、出高价再找就是,但是没有了官,衙门可就玩不转了,衙门的架子搭起来,由于国有而且垄断的缘故,根本就不愁没有人来教书,没有人来上课。
第三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件工人。除上述两类教师之外,所有的教师均属之。虽然这些人里也分三六九等,但基本上都是计件工人,唯一的特权是学校方面不大好轻易解聘,但必须完成计件工作,从上课课时到科研任务,完不成,轻则扣工资,重则降级。别小看这计件工的活,所有的读书人都抢着干,在学校领导眼里,三条腿的难找,两条腿的教授有的是。
必须说明的是,大学里最大的官,校长副校长之类的领导,无论自家有没有这个本事,都会带上若干学术的头衔,跻身第一类教授之列,如果拿不到院士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得挂上著名学者的桂冠,身兼若干学术评议组的组长、副组长。大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去处,领导是官老爷,但必须挂上学者,乃至大学者的头衔,哪怕自家就是出身政工的政工干部,只要当上了书记副书记,也必定是教授。在做官之前原本就是院士教授的,自然学术地位陡升,轻松地化为学术泰斗,如果此前只是官僚,比如做了若干任司局长的,一旦摇身一变,成了校长,也马上会变成著名学者,同时还要兼著名教育家。官老爷是具有实在利益的官员,而大学者,则是校长们自我荣耀的光环,别的官老爷,则不那么容易得到这种闪着学术光芒的光环罩身。
有位著名的校长说过,要想办好大学,只有一句话,招徕最好的人才,让他们快乐(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学衔垄断与士风日下
现在的中国,所谓的学衔, 一般指学位,学士、硕士和博士,而讲师教授之类,被称为职称。其实泛泛地说,职称也是学衔,按道理说,总得先有了学位,然后术有专长,才能有职称。虽然说,眼下的中国,党校和各个大学纷纷乱撒文凭,博士硕士满天飞,各行各业都有职称,连政工干部,也有政工师、高级政工师(相当于讲师、教授)这样的职称,但一般来讲,在人们眼里,有职称的人,还是知识分子,或者说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不管学衔滥到什么地步,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特征,那就是国家授予。从讲师教授到政工师,都是拿着国家授予的资质证书。获得资质的过程,差不多举国一致:外语考试、学术评审,而且全部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认可。严格来讲,这种学衔,不意味着职位,有没有这些玩意,理论上说,跟你担任什么职务,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很多高级官员都喜欢拿一个博士头衔,但没有这个头衔,也不一定就当不上官员。即使属于技术职位,也不一定有高级工程师头衔的人,必定会担任工程师或者总工程师。
在中国古代,类似的东西只有科举制下的科名,即所谓秀才、举人和进士。明清两代最接近当下,越久远越不像,在察举制下面,各地向上举孝廉,所谓的“孝廉”,根本没有职称的意思,如果没有官做,什么都不是。孝廉真正有含金量,是在明朝以后,人们习惯把举人类比为孝廉之时,那时候中个举人,即使不做官,自有人养着你,拖家带口,带着田亩来投充到你的门下。这样具有含金量的头衔,跟今天一样,都只能由国家掌控,由国家特定的机构和程序来颁发,个人纵然权倾朝野,也得按规矩走。比如秦桧想要自己的孙子当状元,也只好参加考试,顶多吩咐考官照顾,断不能自家相府里弄出张纸片盖上印就算数。
古代学衔含金量之高,是国家与社会合力为之。国家看重这些人,给他们以高官厚禄,而社会也看重这些人,无论得没得到官职,都会得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待遇,就是一个小小的秀才,不仅见了官不用下跪,而且老百姓都会对你客客气气,乡间礼俗活动,少不了他们,宗族管事,也优先考虑,至少,教学生谋束修,不会再有太大的问题。混成举人进士,则自己一辈子加上儿子一辈子,如果不发狠败家的话,基本上衣食无忧了。叶浅予回忆说,他老子是举人,他这个举人老爷的儿子,小时候被抱到街上,各路小贩会自动地把各种好吃的塞给他,多到自己和仆人都拿不了。过去所谓的乡绅,大多跟功名(即我们所说的学衔)有点儿关系,没有功名,得到的尊敬就会打折扣,而地方地面的维持,我们知道,有乡绅自治这回事。
不用说,这种国家颁发的学衔,对于读书人来说,吸引力巨大,大到如宇宙黑洞与宇宙粒子一般。《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说,如果孔夫子活在今天,也得忙于赶考,其实是有道理的。这种吸引力,不仅仅是功名后面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还因为这玩意意味着来自家族、社会和国家三位一体的荣誉感。就算可以抵御利禄的诱惑,也不大能抗得住这种光宗耀祖的魅力。写了《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可以在自家的书里把迷恋于科考的士子讽刺得体无完肤,而其在某些方面晚年得一个岁贡生,也一样喜不自禁。
晚清西学的输入,对社会最大的冲击,是使得读书人有了另外一条获得功名利禄的捷径,而且通过这个捷径,这些通西学的人所得到的好处,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优厚。但是,这些留学生和在西学学堂学习过的读书人,却依然热衷科举,以得一个功名为荣,在办洋务的岗位上,一边操练西学,一边复习八股,参加考试。像严复这样能够睁大眼睛看世界,而且大规模从西方引进学理的明白人,自打留学回国做了海归,每届乡试都不落下,屡败屡战,直至清朝新政,朝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让他当主考,赏了他一个进士头衔,才罢手。甚至在科举废除之后,朝廷给留学生考试,分别授予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各科进士举人,比如兵科(军事学)进士、农科进士,等等,喝了洋墨水的留学生们,也纷纷应试,得一个工科甚至牙科举人,都乐得屁颠屁颠的。这就是“国家学衔”这四个字,本身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新式学校乃至新教育制度的兴起,意味着学衔的国家垄断被打破。无论什么性质的大学,不管它是国立的、私立的、还是教会的,甚至没有资质的野鸡大学,都可以给它认为合格的毕业生发文凭,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头衔。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如果从事新的行业,做工程师、医生和律师,至少在晚清到民国的转型时期,也不用参加国家的统一考试,由国家授予从业的资格。后来被骂为大卖国贼的曹汝霖,在刚刚进入民国的时候,没官做了,转行做了中国第一个律师,根本没有参加过什么司法考试。反过来,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生也好,毕业找不到工作,也只好饿肚皮,没有人会端着面包和牛油等着你。
新中国成立后,风水又转了回来,不仅大学和高考制度,使得科举在新学的前提下得以复归,而且国家掌控和垄断学衔授予的局面,也再度重现。大学毕业即为国家干部,这种制度,甚至在号称破除一切的“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身上,也照旧得到落实。改革之后,大学不包分配,毕业生不再有铁饭碗,但学位和职称的授予,还是国家包办,为数不多的几个民办大学,顶多也就能发本科毕业证,连这种证件,也得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掌握,没有高考档案,任何学校的毕业证都不算数。而职称更是国家强力垄断,只有少数所谓的国际会计师之类的“职称”,由于有特殊的需求,是个人自己到专门的国际行业协会所属的机构来考的,剩下的,国家不认可,就什么都不是。
在古代,国家垄断学衔,但也很慎重对待学衔,官衔可以滥卖,滥到妓女和厮养都有四品的官衔,但学衔决不滥发,清朝直到把科举废除,学衔的授予,都是相当严肃的。因为在古代国家视野里,学衔或者叫功名,属于国家名器,关系到国家根本,什么滥掉,这个也不能滥。可是,现在学衔的国家垄断,已经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语境,不仅大学的学位发得越来越滥,滥到无话可说的地步,职称的评定,也大体上黑幕重重,讲政治,讲权势,讲金钱,什么都讲,就是不讲学术的现象,绝对不是个别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学衔之颁如斯之滥,形同儿戏,但知识分子却很少能抵御学衔的诱惑,放弃追求的。不管评职称的过程有多黑,所有人,包括某些看得很明白的人,都只能前赴后继地扎到里面,孜孜以求。不管这个过程让人有多么的屈辱,多么的不情愿,还是不能放弃。真正能看得开的,几如凤毛麟角。当然,替知识分子想想,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一辈子做学问,最后连个教授都拿不到,感觉自己也不比别人差,这本身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的奇耻大辱。
从根本上讲,国家垄断学衔,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精英的无形控制,晚清到民国,国家放弃这种垄断,虽然思想、文化乃至学术大师涌现了不少,但国家对精英的控制也放松了。再一次恢复这种垄断,意味着至少在体制内,国家可以保障对精英的控制,就算有不满,也在追求学衔的程序过程中,斗志全消,不变成奴才,已经阿弥托佛了。只是,古代的学衔垄断,国家还能保证学衔本身大体上的严肃性,不会撒开了乱给,表明对士人的某种尊重,而现在学衔颁授如此之滥,而且越来越滥,狗洞和大门都敞开,一任各种毫无知识含量之人涌将进来,说明古代的那种对士人的尊敬,已经不复存在,现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和玩物。成了玩物和工具,道德操守,自然靠不住,即使没有得到职称之前靠得住,得到之后,大都也靠不住了,士风想不日下,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