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假如我们据相关的东晋条目作一统计，即一个条目中，人名出现一次，算作参加一次清谈；那么，能得到以下的一个数据：王导2次，谢安5次，庾亮1次，殷浩17次，殷仲堪5次，刘惔5次，孙绰2次，王蒙5次，王修2次，王珣1次，王述1次，桓玄1次，桓温2次，谢玄3次，许询4次，支道林3次，康僧渊2次。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东晋时的士族：王导、王蒙、王修、王述、谢安、谢尚出自当日一流高门王、谢家族，自不用多言；庾亮出自颍川庾氏，殷仲堪出自陈郡殷氏，桓温出自谯郡桓氏。支道林、康僧渊属有德高僧。“（清谈）至东晋时代，则成口头虚语，纸上空文，仅为名士之装饰品而已。”由上面《世说新语？文学》中清谈的分析也能看出，东晋时的清谈与西晋的委实不一样，确实已沦为“成口头虚语，纸上空文”，义理上并没有更多的发展或特出的见解，仅是一种名士身份的标识。但正是这一点，恰为时人所需、看重。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封建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门阀专政的史实大概从汉末开始暴露，发展于魏晋而凝固于晋宋之间，以后渐趋衰落。”“东晋以后门阀的形式已经形成，士庶以血缘的理论业已建立，这种反对议论（指反对士族独占上品）就不见了”。就是说，东晋时士族的地位还没凝固，还需要努力，以跻入士流，维持或增进家族地位，这中间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由儒入玄。也能想见，并不是所有的西晋士族都决心过江，只是“（司马）越府聚集的名士，构成了以后江左门阀士族的基础”；而过江的士族，也需要夤缘附会，借一定的政治机遇，才有可能维持或增进家族的士族地位。而由儒入玄是促进家族地位上升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样，陈先生所论的“成口头虚语，纸上空文，仅为名士之装饰品”，难免不够确切。因为作为名士标识的清谈，赢得时人认可的同时，无形中就加强了家族的地位和声望；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切实的政治。否则，就不能更准确地解说东晋玄风更炽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心态，玄风在东晋弥漫一时，甚至引得人人自效，“士咸爱慕之”；但时过境迁，这种玄谈与西晋是大不一样了：东晋人不仅脱去了西晋人“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等放旷、纵欲的情形，更多的已雅化，追求一种“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叙致精丽，才藻奇拔”等清雅淡朗的韵致；甚至“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这种高旷、放达、闲适、淡雅等风神确乎是西晋人所不多有。此种心态反映在文学中，就是清丽文风的呈现，前面所举刘勰、沈约“辞意夷泰”，“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的评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夷”即是平，“遒”即是遒劲，有骨力；而没了“遒劲”，没了壮怀激烈、万干波澜，心态内敛，在玄学高旷、傲俗的映衬下，剩下的只是清，是雅，是淡。所以，东晋文中，除少数的篇章外，多是以清丽、韵致见长。但是，玄谈以“清通简要”、“辞约旨达”为贵，其习用的语辞，如“骨气”、“简秀”、“思致”、“旷澹”、“清虚”等，既是人物品鉴的范畴，也是品鉴者审美能力的展现。这虽能使谈者的语言技巧提高，但却会极大地减弱文章铺陈、骈俪的气息。从玄谈的角度看，“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创作沦于义疏的地步，也只能是干巴巴的条目，“平典似《道德论》”。这样，东晋无文实际上正有其不可逾越的时代限制。这也直接导致了藻饰、骈俪的衰减。钟嵘《诗品序》：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种评价并非钟嵘一家私评，刘勰、沈约都有类似的评价（见前）。这就不能不看出，东晋骈俪、藻饰文风的衰减，很大程度上是玄风弥漫所致。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里只就东晋的一些文章，具体看一下情形。
前已论，章表奏疏作为上行文体，其藻饰、骈俪的倾向，汉末以来就是比较浓的。揆之常理，再经过魏、西晋，甚至东晋漫长时间的蕴育、发展，其藻饰、骈俪应当加强，或至少维持先前的水平；但东晋一代的章表奏疏，其文采不扬，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东晋一代的章表，刘勰最为推崇庾亮，不仅说“庾以笔才逾亲”，因文采受到晋明帝的倚重；还说“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序志显类，有文雅焉”。此“信美”之文，即庾亮《让中书监表》。“表当作于明帝初即位之太宁元年（323）”，这是一个特殊的时节：江东草创仅有五年，外有强胡石勒等的侵逼，内有权臣王敦的觊觎；这种情形下，明帝需要作为元舅的庾亮执掌中书监来平衡权力。但是庾亮深知，以外戚执掌大权，往往会成为谈论者、阴谋者的口实，会置形势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后来王敦以讨伐庾亮的名义起兵反叛就说明了这一点。审时度势、再三权衡之下，庾亮坚决固辞。“是以前后二汉，咸以抑后党安，进婚族危”，庾亮以汉代史实为鉴戒，直言外戚担任要职的弊端，之后，归结到一点，“冒亲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自然而然，为国家安稳计，辞去故是其宜。很明显，庾亮的表文陈说情理，细细道来，言语一片赤诚，毫无矫揉、做作之态。刘勰称为“序志显类，有文雅焉”，强调思想的“雅”、纯正，确实当之无愧；可能也正是这一点上，表文亦被《文选》卷三十八选入。但这篇表文，文辞委实称不上绮丽，对句少，语辞也不假雕琢，与《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有明显背离，可能是出于对其“雅”、“正”的认可而选入。总之，此表确实不尚华辞，甚至连一些偶对都没有，但以淡淡语、深切语出之，别有一番情致。非独庾亮如此，当时文章与庾亮齐名的温峤，其奏疏也都以散体行文，如《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所载的《奏军国要务七事》：
其一曰：“祖约退舍寿阳，有将来之难。今二方守御，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资之。选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择一偏将，将二千兵，以益寿阳，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
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则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时，入作卿辅，出将三军。后代建官渐多，诚由事有烦简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残，方之平日，数十分之一耳。三省军校无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领者，可有省半者，粗计闲剧，随事减之。荒残之县，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选既可精，禄俸可优，令足代耕，然后可责以清公耳。”
淡淡道来，心闲气定，文章也是不尚华辞、藻饰。这类上行文体，如若西晋人写，必定多方藻饰、骋辞。这一点，从《文心雕龙？奏启》“温峤恳切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的评语也能看出，刘勰强调的是“体国之忠规”的思想内涵，不是华辞、丽藻。庾、温都是东晋初年人，到了东晋中后期，这种追求淡雅深致的散行文风，还依旧存在。王羲之、袁宏、曹毗等都是这样，东晋李充《翰林论》评论“表”文体时就说：“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李充强调表文“不以华藻为先”，这显然迥然有异于魏、西晋时章表的文风。而李充所推崇的章表，也都以“德音”著称，如其所举的曹植《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诸葛亮《出师表》、羊祜《让开府表》等。这也只能是东晋清雅风神下的产物，说明了东晋一代章表文风的普遍追求。
章表如此，这一时期的书信，尤显东晋士人的风神。本来，书信在魏晋时就不乏藻饰、骈俪，如前所举的曹丕《与钟大理书》、吴质《答东阿王书》、刘琨《答卢湛书》等；但在东晋，几乎找不到这种骈俪色彩较浓的文章了，尤其是王羲之的书信，更见其无心经营、心曲随意流淌的高情远致，用字也比较简易，如《与会稽王笺》、《遗殷浩书》：
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与会稽王笺》）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正，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遗殷浩书》）
穆帝永和八年（352），殷浩北伐，结果丢弃辎重，狼狈逃回。北伐前夕，王羲之分别致信会稽王司马道子和殷浩进行劝说。按照常理，殷浩是当日重臣，会稽王又手握实权，修辞立诚，如果让曹魏时吴质、杨修等人来写，藻采、偶对肯定不凡；但在王羲之的笔下，吐辞一任自然，坦率、诚恳，又因其“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操履识见，当世亦少其比”的浸润，纯以散体行文，确乎别具高格，体现出东晋清丽、淡雅的文风。这也博得张溥极度的赞誉：
此数札者，诚东晋君臣之良药，非同平原《辨亡》、令升《论晋》，追览既往，奋其纵横也。兰亭咏诗，韵胜金谷。誓墓不出，义取老氏。与谢万书，言山水弋钓，拊掌开怀。
张溥所说的“此数札者”，即指《与殷浩书》、《与会稽王笺》、《与谢万书》。其“东晋君臣之良药”的评价是否确切，可暂不置论；但其所评的书札迥异于陆机《辨亡论》、干宝《晋纪总论》，却不失为一种深见，王羲之书札淡雅、清丽的文风确实迥异于二文藻饰、骋辞的风格。
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清虚恬淡、自然真朴的诗风，固有其地域、个人志尚的影响，但其受东晋淡雅、清丽文风的影响，却也不可忽视；或者说，是时风下的一个产物。钟嵘《诗品》卷下《王济等》：“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刘惔）、仲祖（王濛）、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绰）、许（询），弥善恬淡之词。”这虽是评诗，挪移过来评价东晋文的创作，也颇为恰切、精当。不过，延续西晋余续，一些人如郭璞、庾阐等永嘉南渡时的人，骋辞大赋还一度散发出一些光彩，这又让我们看到了藻饰、骈俪文风的延续。
第三节 学术文化的缓慢蕴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