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叔的两个哥哥，也就是我的大伯和二伯，尽管在父母去逝时，年纪都不大，但是脑袋瓜不白给。春天种完地后，便背起铺盖卷，到当时就很繁华的龙城去打工，这也是我们合庄走出去的第一批打工仔吧。等到老秋回来，再把挣到的现钱变成庄稼人用得着的，既便宜又新鲜的小物件背回来。每逢集日，就腿二十多里山路，拿到黑龙镇上去卖，这样里外里又孵出一些钱来。如此几年下来，他家也就跨越了温饱线，奔走在通往小康的路上。又过了两年，就卖了那头老黄牛和它的一双子女，置买一匹马和一辆胶轱辘大车。我大伯和我二伯策马扬鞭，在黑龙镇与龙城之间，倒腾起土豆、干蘑、粉条子一类的东西。家里的田地，就交给我三伯，也就是后来的匪叔莳弄。
匪叔是合庄第一个种大烟的。他家种大烟的那年，别看地不肥，但匪叔的胆肥，两亩多地一下子全部种上那玩艺。烟苗出来后，全庄大人孩子看西洋景似的。虽说这些人中有见识过大烟土，却还没人想要去种那种东西。因为在庄稼人眼中，大烟不是庄稼。人们都说匪叔是个败家子，净瞎整，有了两个臭子就不知道咋美好了。
到了该割烟的时候，恰逢其它人家耕锄已毕，秋收尚早的当口。庄上有的是可以雇用的劳力。青黄不接的季节里，女人不出庄就能挣到现钱，这在合庄人的眼里，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庄上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为这事都犯争了。当时我大姑也想去，只是她还很小，才十五岁，匪叔就没答应，气得我大姑回来后还哭一鼻子。我爷爷知道后，就气呼呼地去找人家。匪叔孝顺，不惹老的生气，就笑着对我爷爷说，叔，不是我不乐意用我妹子，我是看她太小，怕你舍不得，这才没敢答应。你老要是没意见，那赶明个就来吧。我还乐不得找自个家人帮我呢。
我是没见过大烟这玩艺，在我记事的时候，政府早就不让种了。据我大姑说，割烟得起大早，天刚放亮就动工了。每个人发一把割刀，割刀是由两根小木条当中夹着一个可以调谐高度的刀片组成，是匪叔提前预备好的。割烟时，每个人的胸前挎上一个或缸或罐的容器，一只手用割刀从烟桃的顶部向下旋转，在烟桃上割出一条螺纹状的刀口，那白色的液体就从刀口处溢出来。再用另一只手的食指转圈抿起，刮在容器中。等到太阳一火起来，消了露水，也就该收工了。我大姑还说你可别小看那一点一滴的白汤不起眼，等大家伙都割完后，汇总到东家的手里，每天都有几洋瓷盆子，白花花的像一盆盆鲜奶。匪叔家就是靠这一盆盆的鲜奶喂胖的，到土改时，喂出了我大伯和我二伯这两个地主、还有两个地主婆子和一帮地主羔子。
至于种大烟挣多少钱，匪叔家从不向外人透露。有人问起，哥仨都一个口气，说没几个子。但匪叔家是靠这些钱，秋后治买了十来亩地、两匹马、说了两房媳妇，也就是我的大娘和二娘。过年的时候，每人做了一身西洋布面的衣服，年夜饭吃的是洋白面皮一团羊肉馅的饺子。每个人的脸上也都喜气洋洋的。
第二年春天，合庄人便开始红眼疯似地种开大烟了。我爷爷也种了，烟籽当然是从匪叔家里买的。据说，光卖烟籽这一项，匪叔就又把头年雇人割烟的工钱掏了回来。
到了大烟开花的季节，老天爷便开始不高兴起来，整天阴着个脸，偶尔笑一下，也是十分的勉强。再加上种的人多了，家家都忙着割自己的，想雇个人也都找不着。错过了季节，有不少人家的烟都瞎在地里了。难怪当时许多人都报怨，说赶上咱们烧香，佛爷掉腚了。
这年，匪叔家没种大烟。他们兄弟三人，贩买起了大烟。匪叔在家把烟土收购上来，他的两个哥哥再拿到龙城去卖。这比种起大烟来，竟少操不少心、少受不少累、又没少挣钱。秋后，匪叔家就盖起青砖青瓦的四间正房和土墙瓦顶的三间厢房，照样又置买一些田地。兄弟三人换上缎面长袍，成为跨出合庄，走向黑龙镇街面上的人物头。
也就是这年的腊月，奶奶说是腊月廿一的晚上。她说她清楚地记得，再过两天就是小年的时候，这天的后半夜，庄上招贼了。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匪叔家来的。他们翻墙进了匪叔家的院子，便打开了大门。三个贼当中，其中的两个端着洋炮，另外的一个人去圈里牵牲口。马也牵出来了，我大伯也从屋里听到动静了。他顾不得穿外衣就从屋里窜出来，刚刚打开外间屋的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被外面的洋炮给烀上了。身上中了六七颗铁砂，要不是那半开的木板门挡一下，那肯定得打成马蜂窝。屋里的人吓得再也没敢往外冲，外面的人硬是把三匹马活活地给拉走了。那一年的小年大年，匪叔家过得死气沉沉的，连鞭炮都没放。正月初一，大家伙去他家拜年，我大伯还起不来炕，身上的枪伤定着黑糊糊的血嘎巴。也就是从那时起，匪叔家与庄上的二赖子就结下了暗仇。
二赖子是一个人的绰号，这个人姓刘，叫刘天栋。我记事的时候，他都六十多岁了，一个干巴巴的挺和气的一个小老头。奶奶说二赖子年轻那阵子，才不是个东西呢。在合庄这疙瘩也是个混混，家里没地，他也不种地，谁家的地该收成了，他就老早去收成。抓不住就等于没那么回事，要是给人抓住了，那也是抓住而已，顶多把东西给你扔下，他还得骂着走。你要是敢咋地他，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是下药害死你家的猪呀狗呀的，就是设法作践你家孩子。惯用的手法是哄小孩子说井里有个什么好看或好玩的，鼓励孩子去井口爬着看；再不就是说那个沟涯上有好看的鸟巢，说那巢里的鸟是他养在那里的，你可不能去掏啊。小孩子不明是非，就背地里去了，鸟倒是没掏着，手却被蛇咬了。这次匪叔家被抢，合庄人都百分之百认定与他有关系。
那天的头半夜，狗叫就是从二赖子家开始的，叫上一阵子，就没动静了。事后人们都核计到了，可能那时候贼就来了，就藏在他家里。到了后半夜，狗叫又是从他家传起来的，等到全庄子的狗都开始叫时，洋炮就响了。
如果说这只是一种猜测的话，最可信的根据是，头年秋天，他去匪叔家的地里偷苞米，被匪叔逮住了。匪叔没惯着他，窜上去就抽他几个大嘴巴。那时匪叔刚刚二十来岁，壮实。几个大嘴巴，抽得二赖子找不着北了。被打后的二赖子本该往西跑才能回家，他竟毛蹶地向东窜去。边跑边不住地委屈，说好你个小三子，你今个敢打我，咱们走着瞧吧!
刚出正月，匪叔就失踪了。走前没有丝毫迹象，走时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只是家里准备买马的那笔钱不见了。全家人找遍了所有的亲亲故故，犄角旮旯，急得都冒了烟、着了火，所有的人都确认，他一定是去找那伙贼拚命去了。凭匪叔自打小的性子和家人对他的了解，可以说，这个猜测是可能的。
大约过了半个月，匪叔回来了，见了谁都有说有笑的，没事似的。当有人问起这些天他干啥去了，他极轻松地回答，说家里太闷了，出去逛了一圈。但每个人都觉察得到，堆积在他脸上一个多月的愁云不见了。
当天晚上，他家的院子里又响起枪声。这一次的枪声比上一次的清脆，响亮，连发三响，直冲云霄。庄子里有胆大的跑出来看，见匪叔家的大门关着，各屋子里都亮着灯，院里还有时抑时扬的说笑声。人们明白了，匪叔这趟出去是买枪去了，而且这枪还不是上回那几个贼使用的那种洋炮，应该是快枪。自打这以后，合庄就再也没有招过贼。
匪叔提出分家，是在买回枪的那年夏天。农忙过后，他就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家族的长辈全都叫去了，分家的方案也是由他提出来的。所有的房子、田地、家用一切，全部归属他的两个哥哥，他就要那支枪和一匹新买来不久、种地还不知道抓垄的枣红马驹子。我大伯和二伯都不同意，他们说哥兄弟在一起过得好好的，又没吵过架，又没红过脸的，干啥非得要分家不可？就是要分家，那也得给老三张罗上媳妇再说，到那时，连房子带地，哥仨三一三十一，现在的这种分法，别说是对不住兄弟，也对不住死去的老的。满屋子的人也都跟着再五再六地劝说，匪叔就是不听。
整整靠了一个下午，匪叔堵着门口，连人们上茅房都不让出来。众人一看，实在是执拗不过他，也就同意了。按照匪叔的要求，我的大伯和二伯作为协议的一方，他作为协议的另一方，写了文书，画了押。经我们家族的老人公正，这个家就算分开了。
晚上，匪叔家宴请我们家族在场的人，四个菜喝烧酒。当时我爷爷也在场，他后来回忆说，那天小三子喝多了，给在座的各位叔叔大爷们每人都磕了一个头，敬了一杯酒。然后又给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子也磕了头敬了酒，就呜呜地哭了。
第二天早晨，天都没亮，匪叔就走了，一人一马悄悄地出了合庄。以后的合庄人，除了二赖子以外，其它人就再也没见过他。当然了，这里面很可能不包括我大伯和我二伯。
匪叔离开家后，就奔龙城方向去了。以前他和两个哥哥来过几次，对这里轻车熟路。他在一家镖局对面找了家不显眼的客栈住下后，白天没事就上街上闲绕，晚上回来，吃了饭，要一壶浓茶，坐在客栈的台阶上望着对面愣神。直到第五天的傍晚，匪叔结了帐，买下十几个馒头，背在身后上路了。
匪叔赶了一夜的路，天放亮时，他也到达距龙城二百多里的二道山上，这是通往省府的必由之路。
进了山谷，匪叔找一处背静的沟岔子，把马拴在树下吃草，他自己找了一蓬树荫席地躺下。他在等那个马队——那个昨天下午从龙城出发的，由十匹马和五个人组成的马队。
匪叔整整地等了一天，太阳渐渐地偏西了，沉寂一天的山谷也一下子热闹起来。喜欢夜间出没的小动物开始蠢蠢欲动。突然一只野兔从匪叔的身边窜起，箭一样地射出，吓得匪叔从头到脚一倏痉挛，身上立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的手不知啥时候已掏进怀里，手指触到那硬梆梆东西，一下子蹦到嗓子眼的那颗心，又慢慢地沉了下来。他对着远山顶上那抹燃烧的红霞，长长地吁出一口冷气。
匪叔牵了马，从山坳中走出来，他边走边环视着四周，可能是受这青山绿草的薰染，他渐渐地觉得自己的心情舒展一些，周身的血也流得顺畅了。他有一种唱几句京戏的渴望，他是喜欢唱窦尔顿盗马的，可是不知怎么了，那词，一时间竟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的脑子中又出现他喜欢的另一个人物，他要像张飞那样，立在当阳桥头大吼一声，啊——可这吼声一出口，却显得有气而无力。他顿了一下，又一次地吸足了气，想再来一次。可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竟是一声嘶哑的呼唤：爹——娘——哥——那声音九曲回肠，在空旷的山谷来回盘旋，被山风冲击着，撕扯着，变得断断续续、丝丝缕缕，飘向远天。
匪叔步行大约一里多的山路，来到大道上。那匹枣红马驹子可能是看见天色已晚，吃住还没有着落吧，就咴咴地叫着走在匪叔的前面去了。匪叔被它拖着，又走了大约半里来地。
终于，匪叔在大道的拐弯处选定一个位置，他把马连打带骂地赶进道旁的小树林里，拴在一棵树上。他解下背在身后的包裹，从里头拿出十几个铃铛，分别系在马的脖子和尾巴上。又脱下外衣，撅一些树杈子，把衣服打扮成一个人的形状，支在一棵大树的后面。让这个“人”既能被路上的人发现，又看不太清楚。做完这一切之后，匪叔从怀里摸出那支带着他体温的手枪。匪叔抚摸着它，端详着，像是在感受或者区别它与镐头、铁锹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