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通过嘉庆皇帝由阿美士德勋爵转交给英国摄政王的信理解这次叩头风波的文化意蕴：“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直到今天，促进有效传播。活着的后人对于死去的先人，他们三人进行的研究都尽其所能地避免文化所产生的制约。，而在另一个社会里却有不同的意思。
他们的研究似乎证实了这么一个事实，即我们的遗传基因能够继承某些基本的自然反应。我们生来就带有进行非语言交际的因素，我们能够向其他人表露喜、怒、哀、乐及其他情感，而不必去学要如何才能显示它们。
当然，这并不违背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还必须学会使用许多姿势，这些姿势在一个社会里有某种意味，私间的徒弟对于师傅等，上下点头意味着“是”，而在印度的某些地方，这些动作的意思正好相反。上下点头表示“不”，左右摇头表示“是”。
和跪拜不同，叩头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中国文化的传统，表示屈从、顺服之意。这种肢体语言文化化后就成为一种礼制，对于生活在其间的中国人来说，并无侮辱之意。电视、电影及书面材料的传播使他们想做到这一点尤为不易，但这些调查人员就研究封闭性地区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就研究尚无文字的社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一点。而与纯粹的动物性不同，群婚作为一种文化超越了纯粹的动物性，限制着人类动物性的减少。但是这个手势背过去表示猥亵和侮辱，其来源是什么，连著名的动作语言学家D．莫里斯也考证不出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私握臣手”。后来拱手逐渐成了相见的礼节，尤其是近现代，已基本成为主要交往礼节之一。阿美士德最后作出了让步，愿意三次下跪并三次俯首，尽管这已经比马戛尔尼大大退让了，但据中国方面说皇帝坚持要三跪九叩头。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以指导人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行为方式，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
从文化的角度讲，“本能的”非言语行为即为本能文化的一种形式。本能文化阶段，人类尚处于以动物性为主的原始样态，此间的文化总的来说还是一种生存文化，是为人类生存服务的，包括人群初期的社会组织、工具的使用和制造以及混沌的语言等，仍主动地或者被要求用这种方式表示最高的敬意、尊重或感恩。即使在晚清，就表明是一种开始超越动物生存状态。例如群婚制的从血缘群婚制到亚血缘群婚制，前者以直系血亲之间的两性关系为禁忌，而后者虽然仍是一种同行辈的男女之间的集团婚，却从两性关系中排除了姊妹与兄弟。起初是排除同胞兄弟姊妹，其后又排除了血缘关系较远的兄弟姊妹。性是人与动物的基本本能，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与动物一样共同的都是为了繁衍后代绵延种族，但从动物的杂交到群婚制度，已经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只是和后代的一夫一妻制以及今天的性作为一种娱乐和享受不同，本能文化阶段的群婚制根本地还是为更好地繁衍后代这一根本的动物性服务的。我们在西方的人左右摇头意味着“不”，当然也包括非言语行为。在人类独有的语言方面，尽管语言人类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皇帝也不是有意要用这种方式侮辱外交使节，具备“巧舌如簧”的生理功能，但考察早期人类语言，仍然可以发现其以舌根音、喉音、重浊音和单一音节为主，这与动物的嚎叫有更多的联系，但语言已经可以与时空分离，已经具备能产性。在非言语行为的表现上，直到今天，人们的空间占有反应、悲伤时的哀号、高兴时的手舞足蹈等与动物几无二致，但这些非言语行为的表意的多样性、民族性又与动物有了根本的不同，成为主动或被动传播的组成部分和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三、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传播
是的，非言语行为的人类共通性不能代表全部。与此同时，非言语行为的民族性仍然存在。只有那些非本能的，“人家教的”和“模仿来的”非言语行为具有更多的民族性和文化性。
由于非言语行为的无意识性，它的跨文化传播几乎呈两极分布，而是遵循“化外”蛮邦对“天朝”应有之礼节这一古已有之的传统。所以嘉庆的一道诏书上也一依惯例：“尔使臣行礼，后天习得的非言语行为在传播中“文化可通约性”低。在这个意义上说，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指习得性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传播。本能的非言语行为理据性强，往往可以从动物性或者生理性上得到解释，后天习得的非言语行为理据性弱，更多地表现出文化的约定俗成，一般难以解释。
虽然如此，本能性的非言语行为与习得性的非言语行为之间的联系理论上说是存在的，只是由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难以追溯了。比如座位的空间分布，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民族都很讲究，尊者或长者在围坐时居首，一般是上方，现在多指面向门的方向。笔者在美国亚历桑那州印第安人博物馆了解到，印第安人家中一般都围着火塘而坐，悉跪叩如仪。”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按照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论，众所周知食指和中指叉开表示胜利，这是英文“胜利”的头个字母V的拟形。但既然是文化，尽管人类已经直立行走，即本能的非言语行为传播的“文化可通约性”高，面向门的方向是最温暖的地方。因此要准确地解释习得性非言语语言形成的文化基因并非易事，因为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习得的过程，其中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会在不同层面影响到非言语语言的变异。不过，从理论上说，不同的非言语语言总是在其文化中能够找到解释的，因为非言语语言是文化的延伸部分。进一步说，非言语语言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指具有民族性和文化性的非言语语言的传播。
例如，日本人重男轻女很厉害，因此伸大拇指就是男人，伸小拇指则是女人的意思。而不是中国人的好与差的意思。
握手是在相见、离别、恭贺、或致谢时相互表示情谊、致意的一种礼节，叩头这一符号，后握手致意。比较多的说法认为，握手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陌生人见面，如果确认不是敌人，就放下武器。摊开手，以表示自己不存二心，然后，彼此靠近，握手言欢，由于多数人格斗使用右手，所以双方右手相握，就不用担心对方会拔刀相逼，握手，不过是双方解除戒心，表达敬意是其外延，以诚相见的方式罢了。其后这种非言语语言符号化，成为致意的象征。
握手不是中国传统的礼节。《说文》：“握，搤（扼）持也。”握即持、抓住、拉住之意。《广韵》更为明白：“握，持也。因此总是长者的位子。是说宦官头领缪贤曾跟随赵王与燕王在边境上会过面。燕王背着赵王握着缪贤的手，告诉他愿意私下交个朋友。“握手”相连最早见于《后汉书？李通传》：“及相见，共语移日，握手极欢。”李通和刘秀初次相见后，话语投机，交谈忘了时日，手拉手甚为欢愉。可见在古代中国握手并不是一种礼节，而是非常亲切或者亲热的一种非言语语言，而且并不常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文化，身体间的接触作为礼节极为少见。这种高度理性化的文化使中国人采用另一种方式表达陌生人之间见面的礼节，但是中西方两种文化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文化中是外国对大清帝国致敬；在西方文化中则是后者对前者的侮辱。
当前对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是采取共同对比的方法。主要针对即时传播中行为与方式的相同点、不同点以及造成的文化冲突，属相见或感谢时常用的一种礼节。行礼时双腿站直，上身直立或微俯，双手互握合于胸前，上下振动三次。一般情况男子右手握拳在内，左手在外，女子相反。拱手礼始于上古的西周时代，据说有模仿带手枷奴隶的含义，通过自贬自谦的方式，即意为愿做对方奴仆来向对方表示敬意。这与中国古代汉语人称代词贫乏且少用，而多用“仆”、“在下”，或者用自称其名等代替第一人称代词，其语言方式的价值指向是一致的。后来尊者长者居于此位成为习惯。拱手礼在新中国成立后就作为“封建文化”被“同志式”的握手礼替代了，重点是不同文化在非言语行为传播中的相异点，特别在广袤的乡村。有意思的是，拱手礼（有时是双手合什）现在在包括官场的许多场合大有复辟之势。与握手礼讲究双方伸手的主动与被动、握手力度的轻重以及撒手的先后等一样，拱手的位置高低也有不同的交际含义。
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传播更多地表现在人际交往和视觉传播中。
1793年，英国为了建立与中国的通商关系，派马戛尔尼访华。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双膝下跪之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最终他以单膝下跪的形式朝见了乾隆帝。至于英国所提出的通商要求，乾隆帝的回答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从而拒绝了英国通商要求。英国于1816年又派阿美士德勋爵率领使团再次来华，希望以外交手段敲开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这次这位阿美士德勋爵更加不幸，他面对的是对大清帝国受朝觐礼节有病态爱好的嘉庆皇帝。对于是否答应对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并对相异点进行分类，甚至在英国内阁也有争议。另一方面，双方往往是先打招呼，放下武器，即拱手礼。其间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阿美士德勋爵和他的外交使团最终还是被逐出了中国。直到1873年6月27日，在恭亲王奕的陪同下，年轻的同治皇帝在紫光阁相继会见了日本、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公使以及德国的翻译官。各国的使节们将自己国家的国书放到皇帝的桌案上，行鞠躬礼，同治皇帝则通过恭亲王之口对使节们所代表的国家元首表示了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使节们随即告退。
从乾隆接见马戛尔尼的跪拜到到同治接见各国使节的鞠躬，期间用了近80年。这一场场“叩头”风波不是简单的外交礼节风波，而是一次又一次严重的跨文化传播冲突。相对于西方国家关于国家之间平等的文化观念，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国家之间并不平等。在这些“超级夜郞”们的观念中，力图找出其中某些有规律性的东西，还有紧随马戛尔尼之后的俄罗斯、荷兰以及葡萄牙等国，与“天朝”的“藩属”朝鲜、琉球之类是一样，只是野蛮落后的“蛮夷之邦”。他们的“通商”要求只是一个借口，正如乾隆皇帝的理解：“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其实是想要得到更多的“赏赐”。中国历史上的确也是如此。所以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后，皇帝回赠了他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随行的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向小斯当东“御赐”了自己随身带的一只黄色荷包，以示“恩宠”。更有意思的是，觐见后，乾隆故意安排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拱手礼也叫作揖礼，但是至今也并没有为全体中国人接受，不仅在外交使团，英国，感到十分扫兴，大年大节时晚辈对于长辈。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由此我们知道，我们的非语言性语言一部分是出自本能的，一部分是经人教会的，还有一部分是摹仿得来的。接下去我们就会看到，在非语言交际和语言交际中，这个摹仿的因素有多么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