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10月10日，晨光社发出第一条电讯，很快，八九个月就过去了。晨光社发出的电讯本来就不多，被各地报刊采用的，更少。而行刺蒋介石的事，更是树不动，枝不摇。西南派东筹西挪，陆续投入三四万元，白花花的银子全打了水漂，没见到什么效果，就中断了经济供给。华克之多次来密函催款，王亚樵自己掏不出来，也不好再向西南派的朋友们开口。怎么办？是继续等待，还是另想办法？真有些骑虎难下。
1935年8月，华克之、张玉华、孙凤鸣和郭惠忠悄悄来到香港。在秘密据点德辅道琼崖商会，王亚樵、余立奎等与他们相见。华克之深知王亚樵的不满，特意带孙凤鸣前来汇报前期工作，并请王亚樵当面对孙凤鸣训话、考查；如果孙凤鸣不具备刺客条件，他还带来了江西德安的一个名叫郭惠忠的巡长，作为替换人选。
华克之介绍说：“孙老弟的祖籍是江苏铜山，父辈逃荒到了安徽滁州，1905年在滁州市天龙池巷出生，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小学，为生活所迫，闯荡四方，后来投军，曾在福建十二混成团机关枪连当过连长。因痛恨社会不公、小人当道，离开部队到了上海，参加组织后，自愿担当行刺蒋介石的重任。”
随后，孙凤鸣汇报了自己错失杀蒋良机的过程。那是1934年12月10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孙凤鸣手持“新闻记者特殊通行证”（即特别记者证），走进丁家桥16号（今湖南路10号，现为江苏省军区、南京警备区司令部所在地），参加大会。
当天8点，一百多位委员到中山陵谒陵；9点钟，在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中央委员们走出大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分五排站立，集体合影。蒋介石坐在正中间。中央通讯社、申时电讯社、国闻通讯社、《民国日报》、《中报》、《中央晚报》、《中国时报》、《大公报》、《申报》等大报记者很有经验，早已捷足先登，抢占了中间有利位置；孙凤鸣是初次参加这样档次的大会，心里又有“负担”，被几十名记者挤在边上，距离蒋介石有十几米远。而且，中宣部工作人员、警卫们，又不准他随便往记者队伍里乱插。怎么办？突然发生的一切，让他手足无措。他感到呼吸急促，精神紧张，心脏怦怦乱跳。等他镇定下来，伸手去摸怀里的手枪时，合影已经结束。蒋介石夹杂在委员中间，朝会场走去……
“不中用的东西！我看你是狗肉上不了正席。”王亚樵指着孙凤鸣鼻子，大声骂道，“老子真是瞎了眼，看错了你！黄浦江又没盖盖子。你去死吧！”
他掏出一支香烟，叼在嘴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孙凤鸣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放声大哭。
华克之尴尬地劝解道：“师傅，都是弟子无能，你要骂就骂我吧。”
“你们知不知道，每天，有多少人死在‘草头蒋’的屠刀下？你们知不知道，每天，为了支持你们的生活，我求爷爷、告奶奶，受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白眼？你们以为老子天天活得容易吗？”王亚樵用力吐掉烟卷，用手抹了一把眼泪。停了片刻，他再次用手指着孙凤鸣：“现在，再做什么解释，都是嘴上抹石灰。我给你指出两条路，一条是你从今往后什么都不要干了，就留在这里，倒痰盂，刷马桶，客人来了听老子使唤；另外一条路，就是接受更严格的心理训练，再干一次。只有两条路，第三条，没有！”
“九爷，”孙凤鸣想了一会儿，擦干泪水，站起身来，十分坚决地说，“九爷，这次刺蒋不成，千怪万怪，罪在我一人身上。不杀掉蒋介石，国无宁日，民无尊严，我死不瞑目。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拼一死，诛元凶；不成功，便成仁！”
在座诸人，见此情景，无不受到振奋。
过了几天，王亚樵与余立奎、郑抱真、华克之等人反复商量，认为孙凤鸣还是有能力担负重任的，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王亚樵把华克之叫到一旁，给他交代了强化孙凤鸣胆量的具体招数。临别时，王亚樵将自己护身用的“掌中宝”六轮手枪交给孙凤鸣，勉励道：“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即便是生不能做人杰，死也要为鬼雄！凤鸣老弟，希望你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关键时刻过得硬，抓到战机一枪毙敌，一鸣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