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我之后，没有奶水，她没有亲自哺育过我。奶妈奶到我将近两岁，我又被父亲送回家乡交祖母抚养。所以，母亲和我没有更多的建立母子情感的机会。在情感上，我和母亲之间总有一点说不出的陌生与隔膜。
大约和别的孩子的经历差不多，我小时候常常受到父亲或母亲的盘问：
父亲要问，就是：
“你亲你妈呢，还是亲我？”
母亲要问，则把问题颠倒过来。
这样提问，其实是很愚蠢的。大人们为了好玩，拿孩子来开心，叫天真的孩子怎么回答呢？我只好实话实说：
“都亲。”
但他们还不完，还要继续问：
“都亲，那么最亲谁？”
被逼不过，只好撒谎了：
“最亲你！”
这样的谎话两头讲，结果两个大人互相交底，谎言被戳穿。那真是极为难堪的事。而他们还要相顾大笑说什么“这小东西真滑头”之类的话。
然而，最令人不堪折磨的是他们还要问：
“你亲你奶奶，还是亲我们？”
这样提问未免就有些残忍了。说亲奶奶，我害怕他们不高兴；说亲他们超过亲奶奶，那样的谎话又太过违背我的心愿。我只好默默不语，抠指头、蹭脚背，装聋作哑。实在被逼不过，我就低声下气然而又毫不含糊地宣称：
“我亲奶奶！”
立即，屋内的空气仿佛冻结，那冷峻、那沉重，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针对我“离心离德”的现状，母亲曾经争取过要把我留在太原读书。一度时期，她每天带了我去机关，以加强母子情感的联系。
为了做一个自强自立的妇女，新中国刚成立，母亲就不顾父亲的反对坚决参加了工作。她给新华书店卖过书，当过公共汽车售票员，同时努力学文化，攻读速成学校。我和奶奶这次到太原，母亲已经在中共太原市南城区委当打字员了。
南城区委那时还在小濮府一幢三进的大院里办公。打字室在第一进院落的南房，房间昏暗，总是开着日光灯。同时，总是漂浮着一股油墨的香味儿。
母亲打字的时候，我就到各间办公室去乱窜。在中间一进院落的东拐角，是人武部一位姓黄的叔叔在办公。他有一支枪，有一架望远镜，还有一摞《民间文学》。他教我学习持枪瞄准，还允许我戴望远镜。那神奇的“千里眼”真是使我大开眼界！而最使我爱不释手的则是图文并茂的《民间文学》。我半猜半读地可以看得懂上面的许多故事，《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小放牛》的歌词，我都是那时记下的。以至于我回到家乡再也无书可读，在梦中都曾翻看过那十六开本的《民间文学》呢！
假如那时父母亲决定我留在太原读书，我在心理上尽管舍不得离开奶奶，但也不会十分抵触。城市生活环境，毕竟可以满足我的如饥如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那样的话，我的童年时代的文化构成将是另一个样子了。作为一个作家，我的整个创作风貌也会是另外的格局。
但不知大人们经过怎样的谈判协商，决定我还是回家乡去读书。
出发那天，依然是雇来了黄包车上火车站。母亲到机关去请假，迟迟不归，父亲叫我到区委去喊她。我害怕这是一个骗局，害怕父亲支开我，却叫奶奶她们管自出发。所以，我到巷子口外转了一圈，返回来撒谎说，我已经去见过母亲了。这样浅薄的谎言自然是瞒不过大人们去的，父亲笑一笑，自己去叫母亲。半路上，碰上母亲已经请好了假返回来了。她知道了我的撒谎行为，登时就伤心地掉下了眼泪来……母亲生我时，是开刀剖腹产呵！用家乡人的话说，那叫“开肠剥肚”呵！而且，因为地下工作形势险恶，父亲害怕日后撤离城市母亲再生产有性命危险，当时就决定给母亲做了绝育手术。我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呵！她没有哺育我，并不是她的错；将我交给奶奶看护，也是父亲一手包办的。她的唯一的儿子却和她那样生分疏远，命运对她难道是公平的吗？
好在我有了孩子的时候，母亲四十岁刚出头就当了奶奶。他帮着我拉扯孩子，极尽辛苦。她对孩子的那种超乎寻常的亲昵，使人不得不相信，她的当年受到阻遏的母性得以充分发展和表现了。我的孩子对他的奶奶正如我对我的奶奶一样，亲近而又尊敬。母亲无私地付出了心血、劳动和情感，命运之神终于慷慨地馈赠和报答她了。不可逆转的时间，染白了母亲的头发，但也抚平了她受过创伤的心田。
十二姥爷姥姥
也许是母亲努力争取的结果，我回到家乡上学读书之初，并不是在奶奶身边，而是在苌池镇姥爷和姥姥身边。
苌池镇离我们红崖底村八里，是个大村，由东、西、南三个庄子组成。宋代理学家陈颐陈灏的母亲是我们盂县侯氏；而侯氏家族，清代以来就在苌池东庄定居。
姥爷家在西村，住着一个宽敞的独院。院子里有一盘碾，有一盘磨，植着两株桃树，两株杏树。其他空地上，种着洋姜和地铃。正房屋檐下，还有一丛石鸡花。和奶奶家光秃秃的院子相比，这处院子里更显得富有生机。
但姥爷和姥姥没有男孩子，姨姨们和母亲久已出嫁，两个老人的日子过得十分孤。因而，姥爷姥姥对我特别溺爱。简直是“捧在头顶怕打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杏子只有玉米粒子大，我说要吃，就马上摘半升来吃。吃罢酸杏，又提出要吃炒豆子，不管灶火上正在蒸馍还是煮饭，姥姥也要立即给我炒豆子。杏子豆子乱吃一通，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大放臭屁，如雷贯耳。姥爷微笑着摇头，姥姥还要夸奖我身体好，“气象”宏大。甚至给我念叨一首诙谐的儿歌：
屁是一只虎，放出来无人堵。
一共三千人，崩死两千五。
剩下五百回家去，鼻子眼里尽是土……姥姥的儿歌顺口溜很多，也和奶奶一样，还能讲许多有趣的民间故事。不仅使我的童年充满了欢乐和趣味，也使我受到了最早的文学熏陶。时过境迁，许多儿歌和故事我都几乎要淡忘了。
姥姥将近八十岁时，曾到太原帮我看过一段孩子。她的头发几乎脱光，牙齿则是一颗也没有了，但她嘴唇一瘪一瘪的又给我的孩子念叨她的儿歌和故事了。
我的童年记忆的闸门被一下子打开，如幽深的岩洞被火把点亮，一瞬间，我受到了极大的感动。在幸福的童年，我曾经窥见了我们民族千百代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宝库的一角。
奶奶对我的饮食起居方面的严格管理，使我身体健康，无病无痛，吃苦耐劳，视为常事。而姥姥对我的溺爱娇惯，则使我娇气十足，不断闹病，最爱闹肠胃病，肚子胀如巨鼓，疼得哭吼连天；姥爷总是吓得面色如土，生怕有个三长两短，无法向父母亲交待。但姥姥不在乎，因为她供着观音老母，而她的观音老母十分灵验。每当我闹病，姥姥就焚香祷告，求菩萨赐药。灵丹妙药呢，也就是香灰面儿。抓一把香灰，使开水冲成一大碗，神药就调好了。小时在姥姥身边，真不知喝过多少香灰面儿！
姥爷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知道马克思和斯大林。他有漂亮的唇髭，修剪梳理得和斯大林的唇髭一样，他为此十分骄傲。但姥姥供奉观音老母，姥爷也无可奈何。我上吐下泻，肠肚终于空瘪下去，连姥爷也连声念佛呢！
我在苌池村开始读书，由于是在春天，只好半途插进一年级第二学期。西村小学设在大王庙，很宽敞的庙院，很粗的老槐树。语文第一课，记得是关于“布置教室”的一篇课文。我在石板上写了生字，老师还举起了向全班同学展示，大加夸赞。说一个六岁的孩子，没有念过一册书，直接念二册，生字竟然写得这么好！
老师姓张，络腮胡子大光头，样子怪怕人。但他很喜欢我，因为我最终还是回红崖底奶奶身边去读书，他还到姥爷门下进行过家访，对我的离去，表示了极大的遗憾。
十三正式上学
不知奶奶和姥姥两方势力经过怎样的双边会晤和磋商，我正式读书上学还是回到了我的家乡红崖底村。
和往常来姥爷家小住之后回村一样，姥爷亲自送我。要是风大，他就走在前面替我挡风；要是我实在走不动了，他还会背我一程。拐进我们柏泉沟，山道坎坷不平，山沟也愈来愈狭窄。姥爷就总要念叨：
“这山沟，把人的脑袋还要夹扁哩！”
但我非常爱我的故乡，爱那个叫红崖底的小山庄。多少年来，它经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那鳞次栉比的屋顶，那高低不平的石板街面，清晨的鸡鸣，傍晚的炊烟，雨后的青山，雾中的峰峦，抵架的公羊，撒欢的牛犊……只要略一凝神，就历历如在目前。这些年，我创作了不少农村题材的小说，我的故事和人物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就是我的可爱的故乡山庄。
红崖底村，北面背靠一堵红崖绝壁。那红崖中间高，两边低，中间凹进，两边包拢，如一张簸箕围着村庄。红崖壁顶，生满古柏，虬枝盘绕，姿态生动。谁家吵架，谁家母亲喊孩子回家吃饭，红崖上就反射出清晰的回声。学校里的学生齐声唱歌，齐声朗读课文，回声就更加洪亮，可以反射到每家每户。
我们村的小学校在村东头的山嘴上，也占着一所庙院。步上几十级台阶，走进庙院，西房是教室，东房是老师的起居室。南面有三个半人高的神龛，西北一个供着山神，左边一个供着文昌帝君，中间是主神药王。庙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松树，一棵榆树。松树的一根平伸的横枝上，挂着一口水桶大小的铁钟。人们烧香还原，拜求神药，四时祭祀，就把钟“哐哐”敲响。榆树则长在药王神龛近旁，有四丈来高。那分明就是药王的一株大药材。凡是求神求药的，除了抓一把香灰面，必定要拾几片榆树叶。香灰树叶，拿回去煎服，据说包治百病，十分灵验。早年间，松树上曾挂满匾额，都是病家吃了神药痊愈之后奉献的。土改运动中，贫农团斗地主、吊恶霸，并且到处诛神拆庙。农民们都传说菩萨圣像塑造时，胸腹内部要安置金心银肝，起码也要有一面铜镜。砸毁泥神，一来叫做破除迷信，二来可以发点洋财。着名佛教圣地五台山有两座珍贵的铜塔，就是被农民砸毁瓜分掉的。但我们村的山神药王被砸毁，神像里却只有麻团乱草，农民们十分失望。另外一些吃斋念佛迷信虔诚的农民，又重新集资塑立起神像来。新塑的药王有二尺来高，模样很不起眼。
上学读书，极其隆重。奶奶给我换上新洗的衣服，还强制梳头洗脸搞过了卫生。因为学校设在庙院，那就更加非同小可。不能胡言乱语啦，不能随便吐唾啦，要敬惜字纸啦，即便不给神叩头心中也要敬重神仙啦，撒尿放屁都得注意场合方位啦，奶奶给我许多嘱咐。
怀着半是神奇新鲜，半是战战兢兢的心理，我第一天去上学。一年级一册课本，第一课是“开学了”，第二课是“我们上学”，简单乏味。上课一会儿，我就把一本书从头到尾翻看完毕了。再也无事可干，便偷偷地钻到桌子底下去玩。我们村的小学校，四个年级的学生满共三十来个人，一堂课中间老师要给四个年级的学生都开课。后来我知道那叫“复式教学”，而我始终惊异我们老师的本领，他竟然将教学安排得井井有条。由于那复式教学，我钻到桌子下面，老师也没有发现。然而，我尿紧得厉害了，迟迟不下课，我又不懂也不敢举手请假。结果，恣肆汪洋地扎扎实实尿了一裤裆。
下课了，大姐大哥们发现我尿了裤子，一齐惊呼开来，这一下，我就被老师注意到了。他亮着一口白牙笑起来，我到底羞愧万分，脸烫烫地哭了。老师只好暂时不上课，把我抱到他做饭的灶台上，给我烤裤裆。
多年之后，大姐大哥和同学们还都记得我那一天的超常表演。“尿裤裆事件”成为我头一天上学读书的主要经历而载入“史册”。
十四老牛小狗
我入学读书是1954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是1955年。所以我刚读书时，土改后的农民还是各家种各家的地，大家的日子都过得自由自在，所谓“安居乐业”。不似后来合作化而公社化，农民的日子大不如前。要不是前些年中国的决策者终于决定农村全部“包产到户”，农民的苦难不知何时才到尽头。
那时，我们家合伙喂着一头牛，一匹驴，还有十几只羊和一条狗。我从心底里最喜欢的是牛和狗。牛是一头老黄牛，狗是一条哈巴狗。
由于牛和狗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民间故事中讲及这两样家畜的就太多了。
奶奶给我讲过几则，给我的印象都很深。
一则讲牛的。
当初玉帝给人们规定，每天“一吃饭，三打扮”。命令牛给人们传话，它却把话传反了，传成“三吃饭，一打扮”。玉帝大怒，一脚将牛踢下凡尘，并且骂道：“你下去伺候他们吧！”这一脚就把牛的上牙踢掉了。
奶奶讲到这儿，总结到：
“七齿笤帚八齿耙，谁家的牛儿都没上牙！不信，你们去看。”
从那之后，我真的留意察看了好一段，牛们果然都没有上门牙。对这种生物学上的现象，我至今未见到有什么着作上做出解释。只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奶奶还有一则故事讲狗。
早年，各种庄稼都是浑身上下结满穗实的。人们粮食充盈，食用不尽，竟奢侈到拿油饼给小孩擦屁股的地步。玉帝大怒，就令天神们收回庄稼的浑身穗实，每株庄禾仅留一个穗头。谷子麦子高粱，莫不如此。狗和人民有感情，它就在身下偷偷卧了一株荞麦，未被天神发现。这才给人们保存了唯一的一种浑身结穗实的庄稼。玉帝对狗施以惩罚，从此令狗来给小孩添净屁股。
关于牛和狗的故事，多不胜举。如上两则，却是相当典型地反映出牛和狗与农民生活的密切关系。
记得小时候，玩捉迷藏，我们常常躲到牛圈里，甚至钻到牛的肚皮底下。我家的老黄牛宽容地一动不动，顶多甩甩尾巴而已。四伯那时负责赶车喂牛，筛草拌料非常细心。到天热的时候，还要每天熬一大锅绿豆稀饭给牛喝。我们傍晚放学，大伯们切了谷草，我们就帮着筛草，鞋钉石块，一定要拣得干干净净。家乡缺水，洗脸十分有限，不消说洗澡了。但四伯经常给牛洗刷身体，要我们打水，我们都非常乐意，为牛服务，我们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后来入了社，社里盖起了饲养院。牛驴集中喂养。我们割了青草，挖了野菜，还经常上饲养院去专门喂我们家的牛。它用舌头轻轻地舔我的手，瞪着大眼睛痴痴地与我们对视。我始终认为，牛是通人性的。它和人们完全可以用独特的方式来交流。
一年下暴雨，我家的牛在山坡上遭了雷击，嘴里含着半把草，前腿跪着，死去了。社里杀牛分肉，我们家都没有去分。全家人好多天，郁郁不欢，心情沉重。
我家的小狗，品种是哈巴狗，个头小。其实它是一条老狗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八路军的一个炮连打了胜仗，到我们村来整修，连长喂着一只哈巴狗。部队庆祝胜利，大锅煮饺子，铁锹炒菜。但那哈巴狗不爱吃饺子，偏偏爱到我们家来舔小孩子的屎布。连长责打它，也不抵事。部队几天后开拔到上社镇，上社离我们村三十多里，那哈巴狗竟连夜逃回我们村来。爷爷早上起来拾粪，听见什么东西的爪子抠门板，一开大门，那小狗一道烟进院进屋，卧在了奶奶的地脚。
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家的狗已经很老了。但它依然十分好玩。每当放学回家，刚到大门口，它就活蹦乱跳迎出来，站直后脚扒在我的腿上，口里喃喃轻吠，似乎和我讲什么亲热的话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