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开始搞合作化。县里为了向上级表功，证明合作化运动的伟大胜利，将粮食强行征集殆尽，我们全村都陷入饥馑状态。我家的小狗又老又饿，在屋檐下面蜷缩着身子默默地死去了。有人劝奶奶把狗杀剥了吃，奶奶不肯。还有人来讨过狗的尸体，说他们吃了狗肉之后，可以给奶奶一张狗皮褥子，奶奶仍然没有答应。她让四伯把狗埋葬了。嘱咐四伯要埋得深些，以免遭到狼的攫食。
我家的老牛两角有一只毛发旋儿，是顺时针的旋儿。我家的小狗两眼之上有两片白色皮毛，所谓“四眼”。
他们不唯对我们家功劳卓着，也给我的童年带来过无穷的乐趣，我永远记着它们的样子。
十五洋鼓洋号
爷爷在我出生的前一年1946年去世，我不曾见过他，却听奶奶和父亲讲起过他。
奶奶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条漂亮的辫子，又黑又粗，比上衣马褂还长下去半尺。一次进城碰上了民国政府剪辫子的巡警，被齐根剪掉了。爷爷回来，气得哭了好几天。临死的时候，有一条遗嘱专门吩咐：要把他那剪下的辫子带进棺材，一并入土。我记事时男人们一律剃光头，很难想象男子汉拖一条辫子是什么形象。后来知道一点历史知识，明白了汉人拖一条辫子原是汉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的耻辱。爷爷之类的民众，其愚昧可悲一现于此。
父亲则说，爷爷当年脑子特别好使。赌牌押宝，手段不凡，而且是我们村中戏班的鼓师。怪不得解放初期，村里搭台唱戏，几位大伯都多少不等能登台演出几场戏呢！二伯有一出《杀狗》，三伯有一出《藏舟》，五伯能唱一出《白蛇传》
里的《游西湖》；四伯则是戏班里的正生，会的戏文就更多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分到田地，多年的战乱平息，农村真是一派升平景象。庆祝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欢呼中苏友好万岁，或者枪毙反革命开大会，四乡八里的农民都要举行盛大的集会。各种社火班子，纷纷献艺。我们红崖底村是个小山庄，但也有高跷会、旱船队，铁棍秧歌八音会。大集会时，同样要到苌池镇去表演卖弄一番。
踩高跷的多是年轻人，扮些《西游记》、《白蛇传》之类热闹戏文。走旱船就要中年人，因为走旱船要相当的技术，真如水上漂一般才成。所扮戏文则是《回荆州》、《火烧战船》等与水流江河有关的节目。铁棍那就必须是行家把式来表演了。一丈多高的铁架，下端绑在把式的身上，上端绑一个小孩子；下面的把式迈着方步一步一抖肩膀，上面的着了戏装的小孩就顺势将水袖左右舞动。远远看去，花花绿绿的男女在半天云里手舞足蹈，甚是引人入胜。
秧歌队就是小孩子们表演的把戏了。主要由姑娘们组成的队伍，人人腰间系一块红绸，依着鼓点扭来扭去，红绸随着手势上下翻飞。那舞蹈其实十分简单，但围观秧歌队的老乡们情绪也很高涨，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那大约都是在注意姑娘们的吧！
记得有两次，我也被选进了秧歌队。和女孩子们混在一堆，我已经有些不乐意，但又不敢反抗老师的命令。奶奶却很高兴，又给我梳头洗脸，又翻箱倒柜找彩绸。到了苌池镇，在一个十字路口开始表演，我发现人群中有我的姥姥，姥姥大声夸赞我。给周围的人指指点点。实在说，秧歌队扭起舞步来，我个子太小，大步追都追不及，哪里还顾得表演。也许，姥姥她们就是欣赏我那匆忙笨拙的样子吧！
那时，我们红崖底村最出名的表演项目是洋鼓洋号。父亲领头张罗，他们一干在北京、太原做事的人，共同集资买了洋鼓洋号，还专门从县城请了一位教西洋鼓乐的教师。这教师矮矮的个子，留一背头，唇髭，据说曾是阎锡山部队中的军乐教官。他教学十分严格，学习吹号的学生都在庙院里随他住宿；夜间他监督学生不许撒尿，到清晨催赶大家上山练号，一直练到大家不再尿急。据说，尿水都从号嘴里流走了。冬天，水滴从号嘴落下，小号手们人人脚下，都是拳头大小的冰疙瘩。这也是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但曾经学过号的大哥宝山说，确实就是那样的。
宝山读的书全忘了，但他至今还记得许多号谱如《大马士》之类。教师，不知其姓名，人们都称他“洋老师”。也许恰巧他姓杨？
大集会上，吹洋号的还有一家。是苌池镇县立九高小的洋号队。但只要我们红崖底的洋号一响，九高小就鸦雀无声了。渴望长大，成为洋号队的一名号手，是我童年时期的梦想之一。不幸的是合作化而公社化，农民肚子尚且吃不饱，哪还有心思和精力唱戏扮社火？乡间的戏班八音会，铁棍伙子旱船队，竟完全绝了种。
错误的农村政策不仅使亿万农民啼饥号寒，而且将我们农民的曾经异常繁荣的民间文化陷于断裂，造成了无可接续的可怕的空白。十亿农民厌恶搞运动，痛恨极左路线，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在这一点上，我和农民站在一起，我要用我的笔和他们一起战斗！
十六挨打生涯
我上学读书不久，洋老师就离开了我们村。曾经给我烤裤裆的梁老师也离开了我们村。
梁老师家住我县县城一条窄窄的街上，记得小时进城见到过他。
梁老师叫梁贵明，娶了我村一个长辫子姑娘桂花。他曾经带着家小回过红崖底。帮助村中出黑板报，用红绿粉笔写了许多龙飞凤舞的字。有的他叫“美术字”，有的又叫“艺术字”。他的样子很得意，但老百姓背后都不以为然。大家记得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差。况且他在村中教书时不过十八九岁，村中初立学校，读书的学生多数都十五六岁，他又不曾痛打过学生。
老乡们不知依据什么道理，评价一个老师好坏，标准只有两条：一是毛笔字写得如何，二是能不能责打学生。也许，守旧的农民是拿早年的私塾老师的做派来衡量教师的吧。
梁老师走后，来了伍老师。伍老师叫伍国才，他留着厚厚的分头，大冬天戴口罩却不戴帽子，老乡们都暗暗笑话他。他的毛笔字也不行，提的仿影备受人嘲笑。而且他也不打学生，学生们捣蛋闹事，竟然扛住教室门使他无法进来上课。
他的办法只是教唱了一首歌，歌词中唱到：
自由主义，你是个坏东西！
……有意见，背后说：当面不肯提。
……大家就认为他窝囊。伍老师不久也调走了。他后来当了我县一中的校长，偶尔在县城见到我村老乡和他教过的学生，都十分热情。
伍老师之后，来了个张老师。张老师叫张俊山，受到老乡们一致拥护。他的毛笔字写得极好，提出的仿影就和石碑上的一样好；而且，他责打学生特别厉害。揪耳朵拽头发，左右开弓打耳光，使教鞭打人鞭杆一断三四截。一个学期一捆教鞭不够他使。所以，开家长会时，家长们都异口同声夸奖他。七嘴八舌发言，都是说：
“打，打狗日的们！”
“给咱狠狠打！这帮祸害，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大一些的学生偷走教鞭也不抵事，村干部们立即会派上人扛一捆新的来。张俊山到底因为严重体罚学生被调走了，老乡们都十分惋惜。连奶奶都唠叨：
“你们老师调走了？听说那可是个好老师呀！”
体罚学生自然是和乡间的愚昧落后有关的一种不良行为，这且不去说它。问题是我记的这位张老师教书本身很差。他唯一的教书方法就是背书，一年级到四年级，第一课到最后一课，一律都背。我怀疑他本人除了受过私塾教育，肯定没有受过别的教育。
张老师之后，来了李老师。李老师叫李荣耀，一直教到我小学毕业。李老师也是一个打人好把式。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和同桌的宝山吵架吵到动拳头，动拳头之后又互相摔文具，把砚台和铅笔盒砸得山响。李老师冲下讲台，将我二人揪出座位，好一阵拳打脚踢。其中一巴掌，足足扇了我一丈远。宝山年龄大，学习差，他挨打就更厉害。挨打之后，他还不敢回家。砸了砚台文具盒，大伯打起他来，要比老师厉害几十倍呢！
有时，大家上自习吵闹，老师就不分青红皂白，叫学生们排好队，他挨个打耳光、踢屁股。大家一律挨打，从心理上似乎感到一种“平等”的味道，还互相偷偷地相视而笑呢！
不论家长们如何夸赞老师，我们挨打者本身都十分痛恨老师。至今许多当年的同学见面，谈起挨打生涯，无不耿耿于怀。体罚，给儿童心理上的创伤是难以弥补的。乡下孩子爱打架，结婚之后打老婆，当了队长打社员，家庭教育自然没起什么好作用，学校教育也绝对没起什么好作用。
小学毕业，各村学校的学生都集中到苌池镇去考试。李老师家在苌池，他把我们八九个毕业生都叫回家中吃饭。他的老母亲捣着小脚忙里忙外，他的父亲笑呵呵地关照我们吃饱吃好。那是李老师对我们显出他人情味的唯一的一次。但我们都不领他的情，吃饱了放开裤带继续吃，还悄悄地骂：
“狠狠吃！狠狠吃那狗日的！”
后来，我到太原读中学了，听说李老师因为过去当过伪军，被驱出教师队伍回村种地。他们村把他打成坏分子，我路经过他们村的大街上还曾经看到过关于他的漫画。我心中陡然升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不知是同情，还是怜悯。他辛勤教学，指手画脚，唇干口燥的样子，蓦地闪现在我的脑海……平心而论，从教书的角度讲，李荣耀老师尽力心力，他不曾误人子弟。
十七尊师传统
不论老师毛笔字写得好坏，责打学生厉害与否，他们一律都受到农民的非同寻常的尊敬。
我们红崖底是山村。比起平川地面“土厚人情薄”，愈是偏远山乡，民风愈是深厚。何况农民无文化，对教书先生几乎敬若神明。正如他们地位低下，对官场上人物和下乡的一般工作员都十分恭敬。当然，对前者是敬其才学，对后者则是敬畏其权势了。每逢初一十五，乡俗要吃油炸糕。端阳中秋，免不了粽子月饼。这些日子，凡念书的学生都要秉承家里的安排，给老师送礼。一般都送三四只油糕。两只太少，五只是敬神的份子。送的方式却很不讲究，没有一家使盘使碗，都是用一支筷子串了糕团。筷子是山里砍回的六道子柴火做的，送罢油糕，筷子就扔掉了。几十个学生，少说也共同送来一百多只油糕。所以，每逢节日，老师的家中就有人来，将礼品带回去食用。
至于谁家起房盖屋，婚丧大事，那更要请老师来坐宴席。老师和下乡干部们坐在一块，由族中长老奉陪，享受最高的礼遇。哪家办这样的大事，竟然不请老师，统统要受到舆论的非议。
除此之外，过一月四十天，谁家有孩子在学校读书，还要专门设宴款待老师。没有白面，也要借一升两升。实在借不到，起码也是荞面豆面。做饭做菜水平太低的，往往还要请人来帮忙，以免落人耻笑。
我们家那时读书的孩子多，请老师吃饭的次数也特别频繁。过一段时间，奶奶就要提醒伯叔们：
“有点日子啦，该请先生来吃饭啦！”
李荣耀老师打人厉害，饭量也不差。请他吃饭，我们兄弟几个都打心底里不乐意。那么，一定要遭到奶奶的责骂：
“先生如父母，打你们是为你们好！不打不成才。撵牛放马不念书，请先生打他们，先生还不待去哩！”
甚至我们都长大了，离开了小学，我们家再没有孩子念小学，奶奶也还要请先生来吃饭。由于乡亲们的虔诚和恭敬，我们的老师就更加摆出文化人的派头来，处处表现得和农民不同。农民盖房，盖完了就完了，老师要叫那是“竣工”，搞得大家没头没脑。解释飞机为什么能在空中飞，说是天上铺了透明的飞机路，肉眼根本看不见。至今谬种流传，村中老者认作定论。
最为有趣的是，李老师有一支口琴，卖弄起来尤为滑稽。每到放假，村里都要派人赶一匹毛驴，送老师回家。我们老师从村东山嘴哪儿骑上毛驴，沿着村中大道朝西出村。乡亲们都停下来行注目礼，我们老师大模大样骑在毛驴上，闭了双眼呜呜咽咽地吹奏着他的口琴，招摇过市。大家还要连声啧啧赞叹：
“看看人家先生那样儿！”
“听听人家吹得那音乐！”
农民尊敬读书人的那种虔诚，想来每每令人感动。
十八黑鸡大娘
爷爷1946年去世后，他的七个儿子就分了家。依“三从四德”的妇道，夫死从长男，奶奶从那之后一直和大伯全家生活在一块。这样，我在故乡生活的十年，事实上成为大伯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大伯家四口人，大伯、大娘、大哥宝山、妹妹莲英，加我和奶奶，六口人。
六口之家，做茶打饭，推米捣面，操持家务的是大娘。
古话说：“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大伯是爷爷七子中的长子，在穷人家做大儿大女绝不是什么轻松愉快的事。大姑十四五岁嫁了人，给家中赚回一笔礼银，她的丈夫却是个比她大将近二十岁的糟老头子。大伯找了一个老婆，各方面，也着实差劲。
大娘奔儿头，刀条脸，满面似乎只摆放了一只鼻子。肤色呢，也太不白净。
过门没多久，就得了个绰号，叫“黑草鸡”。有的人嫌三个字费事，干脆叫她“黑鸡”，左邻右舍，妯娌姊妹，经常大呼小叫：“黑鸡！借一把簸箕！”“黑鸡大嫂！帮我坐个锅！”大娘连声答应，毫不迟疑。
大娘不仅黑得有水平，而且不识数。
农忙时节，受苦人吃玉米面，女人们吃糠面。奶奶叫大娘蒸干粮，告诉她给爷爷和七个伯叔共蒸八个玉米面窝头。大娘就钻在厨房发牢骚：
“也不说清楚！‘八个’，八个是多少？”
奶奶要是告她给每个受苦人蒸一个玉米面干粮，大娘恰恰正好蒸八个。她每捏一个，就念叨：
“这个是他爷爷的，这个是他爹的，这个是他二叔的……”
大娘还记不住自己的属相和年龄。每逢选民登记或者有病请大夫开药方，问她年龄，她只能说：
“我嫁过来时，和他三叔同岁，都是属牛的。谁知道这会儿哩！”
大娘又黑又蠢，偏偏最会偷吃。所谓“偷嘴媳妇”，做媳妇的受着婆婆的刻薄统治，日日受苦受累，吃食只是清汤寡水，不偷吃怎么办呢？平时奶奶不下厨房，大娘小小偷吃一点并不困难。若是奶奶串门去，大娘更可以放胆大吃一回。
烙油饼，下面条，从容享受。负责望风放哨的宝山远远发现奶奶走回来，急忙报信。大娘满不在乎：
“慢慢吃吧！没事儿！吃完洗了碗，她也扭打不回来！”
奶奶对这一套却是了如指掌。她扶了我的肩膀在村街上慢慢扭动，看见宝山探头探脑，接着兔子似的窜奔，就说：
“准是又偷吃哩！半生不熟，急急慌慌，也不怕吃出病来！”
一般奶奶都不训斥大娘，只做不知。有时放下脸子来，狠狠责骂一顿。大娘木了一张脸，泥雕木塑似的听着，不言不语，不红不绿。
大娘不识数善偷吃，但她在奶奶的统治压迫下，也最辛苦。
每天早上，我和奶奶还睡着，她就起床捅火坐锅，接着扫地倒尿盆。饭熟了还要给奶奶和我端饭，吃一碗端一碗，来回奔走穿梭似的。到了晚间，众位叔伯来给奶奶请安，七八条汉子抽烟喝水。大娘总是肃立在角门边，叉手不离方寸。
水碗浅了，急忙过来添水；水壶空了，一路小碎步去烧水。无论大家聊天到多晚，她都要侍奉到多晚。
父亲回来探家，神聊海哨，往往到半夜。大娘劳碌一天，支撑不住，靠在门框上就打起盹儿来，间或还有鼾声。父亲笑一笑，呼喊她：
“大嫂！你去歇息吧！我说什么呢，你又听不懂；众人喝水呢，也都长着手，自己会倒。你像个老丫环似的，立在这儿还不是瞎受罪？”
大娘鸡打楞似的一下子惊醒，抱歉地笑一面；依然双手秉在腰际，继续木然肃立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