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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原来,这才是江湖 (7)

熊培云:不过,皇权社会专制到了极致,与大哥专制并无二致。比如,敢于到南洋创业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被人粗暴地杀害,中国皇帝会认为臣民离开本土本来就该死。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姜子牙时期,当时有臣民想到小岛上自耕自足,姜子牙认为不配合当时的周王就把他给杀了。现在我们讲国家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但上面的这种国家逻辑却意味着国民想“退出国家”,或像古罗马平民一样用脚投票(另一种意义上的“金盆洗手”)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代,众所周知的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钳制民权,而且也直接导致了清帝国的衰弱。

王学泰:过去把国看成帝王之家,不让民众出去;另外,中国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对于不接受国家教化的人们(离开故土被视为脱离教化)是敌视的,是看做“可诛”的。这都不是现代国家所追求的。前不久,我对记者说,考察欧洲的人口发展,英国是个好例子,可与中国对照。英国可供耕作土地并不多,农业生产的条件也不是太好。15世纪中叶英国才200万人,500年后增加了至少100倍。中国那时(相当于明朝中叶)人口接近一亿。英国传统没有安土重迁的观念,自17世纪以来,先是自发地向外流动,政府不管,后来得到政府的支持。其实,“殖民”是一个中性词,在民族国家形成(19世纪)以前,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向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流动是正常的,错的是有些国家以武力支持殖民,杀戮原住民。自古汉民族安土重迁,视他乡为畏途;政府对于人口外流不仅不支持反而打压。

乾隆时期,荷兰在南洋杀了好几千中国人,那时清朝还很强大,荷兰人很恐惧,向乾隆致歉。但乾隆说这些“莠民”不顾祖宗“庐墓”跑到外面谋生,做化外之民,回来也要杀头的,你们替我们惩办得好。这就是统治者对于老百姓对到海外去谋生所持的态度。当中国人口发展到四亿,以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很难养活这么多人的时候,本来有可能分流到南洋去,但被禁止了;向东北流动,但那是满洲皇帝的禁脔,有柳条边政策,不许汉人染指。遂使东北疆域广大,人口稀少,清统治者又保护不了自己的土地,遂让西来的俄罗斯人占领了很多。直到清末才开放东北,但已经完了。西伯利亚一带,滨海一带,直到清末民初,中国人还很多,人数远过于俄罗斯人,十月革命后,或被遣回,或被同化。

如果清朝不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现代的亚洲版图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从这一点来说,使华人在世界上失去机会,历代统治者都有责任。最近读《万象》读到张大千在20世纪60年代写给大陆亲属的家书,看到在那个极端困难时期对有可能外流人口的严密控制,真令人是感慨万千。

熊培云:看来,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最需要的是能够回到人的内心和个体的权利本身。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亨利·梭罗,他既能回到瓦尔登湖那样的自然江湖,又能独立于权利的江湖,而且他的努力与修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个体价值高于庙堂之上,即有所谓“公民不服从”的权利。从权力的角度来说,在公民社会里每位公民其实已经济身于庙堂之上。

话语体系与社会转型

熊培云: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的三十年。以您的经历,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学泰: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是个有政府没社会的国家。每个人都有个单位或生产队(它们都是准政府,具有政府职能。语录也说“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农村、单位、工厂、学校”),这个单位或生产队与宗法网络有些相似,对于个体实施既保护又控制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准政府”解体了。

熊培云:准确说现在更多是国家与社会之争,是上下之争,是重新确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

王学泰:为什么没有社会呢?因为社会主义建立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改造,很多是以强力或以强力为后盾的行政力量推行开的,每个领域的改造完成后,这个行政强力就遗留了下来,把本来是社会的东西也变成行政层级的了。作为一个行政层级都是一级管一级的,于是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垂直统治。现在的进步就在于行政层级管理模式随着单位的解体逐渐退出,一个以横向结合为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正在形成。改革开放后,且不说各种体制经济组织的发展成长,许多以横向联系的网络关系也在形成。

熊培云:显然,除了以横向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资本得到发展之外,社会的话语体系也有了充分的发育。

王学泰:记得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婚礼,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舍妹与某某成婚”。结婚成家与“大跃进”有什么关系?这是典型的官方话语入侵社会。老百姓离开官方话语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这是很可怕的。我们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可是竟落得除了报纸上官员教给我们那点话外,没有自己的语言了。时至今日,中国不只有官方话语体系,而是有各式各样的话语体系,而且相互影响。除了新华社、中央台的官方话语外,还有大众话语,有代表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话语,此外,还有网络话语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语体系。

熊培云:伴随着社会的开放,现在大家不但可以“公开地窃窃私语”,而且社会话语也开始改变官方话语,应该说这也是社会进步之希望所在。

王学泰:是啊,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吴冷西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批评“媒体”一词,说“媒体”是“党的喉舌”,用这个没有阶级性的词会混淆和弱化报刊的党性。结果现在呢?北京广播学院都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了。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过去不能随便谈爱,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都是阶级的人性。现在呢,也不一样了。

我说秦晖特别会发明词,他的“黄宗羲定律”便被官方用了,同样的情况还有吴思和他的“潜规则”。

熊培云:转型社会,实际上开启了一个不断开放的旅程。要有制度的开放,就必须有思想与行动上的开放。这就意味着大家应该打破不合时宜的自律,去创造与组织自己的语言,从精神上首先解放自己。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当下中国“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的原因之所在。几个月前,官方再次强调了“思想解放”。

王学泰:我常说,一个社会的自由,就像是站在橡皮筋圆圈里面。如果你站在中间,离橡皮筋远远的,你不知道空间有多大,这时候就得不断地靠近皮筋去撑大它。回头看现在的言论空间,显然也是大家不断试验的结果。就“表达权”这个概念而言,过去把它等同于古代进谏纳谏,意思是说进言本来是为当局好,反而受到惩处。其实这种论说本身就是从皇权专制出发的。其实表达权的说法确立了在言说领域人的价值。作为人,他需要表达,大而言之关系到人权,小而言之关系到一个人的幸福感。对于那些不断拓展舆论空间的人,我也是心怀感激的。不过,一切试验也只是权宜之计,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建立法制,有章可循。

“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重视儒家思想对中国思想的贡献

熊培云:您上面提到儒家理想有其局限性,有时候甚至也只是一种空想。历史上的游民起义,也常打着“等贵贱,均贫富”的旗帜。像《水浒传》里的“替天行道”人们也并不陌生。但是,回顾历史,许多替天行道的“义举”,发展到最后可能还是难免落个强奸民意、“替天行房”的结局。在您看来,“替天行道”有何玄机?为何得此命运?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我谈到,替天行道这一口号具有临界性,被统治者把它看成反抗的旗帜,统治者有时也可以容忍。它能把广大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群众,主要是游民于其他阶层的边缘分子集合到这面旗帜下与政府对抗,也能使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政府力量向皇权进行投降,接受招安。替天行道是进可取,退可守的口号。关于这一点,在《水浒传》里有较多的体现。

其实,无论是统治守成,还是想取而代之,凡是有活力的人都有想改善现实的追求,对于群体就形成了社会追求。儒家讲“大同”设立了一个理想的标的,但历代儒者并不把它当成追求实现的目标,大多只追求小康。大同只是批判社会现实,张扬人类幸福理想的标尺,这是聪明的。只有康有为那样的妄人才写《大同书》,真的要建立大同社会。如果他真是勉强实施,一定会是波尔布特式的共产主义。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对于美好社会的追求是个永恒的问题。然而社会的利弊往往是人性中的善恶引申出来的。只要人性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大约十全十美的社会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

遥想50年前,我们曾想一鼓作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们仿佛得了魔怔,做出许许多多正常人想象不出的事情。前两年,和邵燕祥先生聊天,谈到“三面红旗”曾说,企望“有点精神”,结果变成“有点精神病”。邵先生填了一首《蝶恋花》(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颇能展现当时的现实。我与陈四益先生各和一首。黄一龙先生就此写了篇《我们都曾“有点精神病”》发表在《同舟共进》上。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定型的十全十美的社会。大家争着挤进天堂,挤进去的可能是地狱。为此我们付出了残酷的代价。

儒家、孔子几乎成了当代的大众话题,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的确我们是从孔子开始才逐渐彰显了人类的“同类意识”。然而孔子肯定了人的价值,但忽略了个体价值。儒家将天、地、人并称“三才”,但这只是作为人类,而个体往往会埋没在整体之中。什么是先进文化?首先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弘扬。我想,这个问题在欧洲早就解决了。周作人说过:西洋在18世纪发现了人,19世纪发现了妇女,20世纪发现了儿童。与此相比,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在争论该不该有人道主义问题。有人把人道主义视为修正主义思想基础,要严加杜绝。

在思想史上,儒家还是奉献了许多好东西的。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庸。中庸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以恰到好处为宜。犯精神病、走极端却是最简单的。另外孔子强调仁爱、忠恕等观念确比前代有所进步,也比只知有统治者而忽视普通百姓的法家更人性化一些。皇权专制社会中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家给中国历史涂上了许多亮色。如果两千年都是法家统治,中国的历史将更黑暗。

熊培云: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里曾经谈到过类似的观点。

王学泰:其实,当前解决中国问题,不需要特别深奥的道理。我们常常与常识作战。几十年中我们做的一些蠢事,恰恰是追求深奥得来的。我们曾经有过“精神病”的时代,这已经过去了50年,它已经作为反面资源进入我们的病历。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精神财富,每当我们头脑发烧,通体发热时就要检查一下会不会现在不太明显了,但是隐性的“精神病”还是有的。

中国的“黑社会”

黄晓峰先生是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版编辑。2009年初冬,黄晓峰通过电话采访,谈了两三个小时,晓峰整理成文,并通过电邮寄来,我作了修订,遂有此稿。发表在2009年11月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版,题名《王学泰谈黑社会》。

我们通常会用“黑社会”来概括一些犯罪组织。不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学泰研究员看来,这些犯罪组织还远远谈不上是黑社会。对于中国“黑社会”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特点,王先生解读的密钥是游民问题。

您认为什么样的犯罪组织是黑社会呢?

王学泰:现今关于黑社会有争议,大半是因为对黑社会定义不同。我觉得,黑社会在两种情况下会存在。一种是弱势政府,就是政府管制能力不强;而强势政府基本上是无所不在的,黑社会无所遁形。另外一个是法制社会。因为不管多密的法律都有空隙,有空隙,黑社会就可以存在,特别是在这样的社会里会有大量生活失落的人。在西方,像美国、意大利这些国家,黑社会的影响都很大。

欧洲是法治比较悠久的国家,反而黑社会比较弱。因为在那里一是法治意识深入人心,二是有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比如英国,黑社会的力量就不强。因为黑社会存在的基础是有大量的非法牟利分子,而且他们生存状态是比较差的。

什么是黑社会呢?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是一个非法的、不择手段的牟利的团体。这个团体的组织化程度很高。

他们的谋利行为为当时社会主流和社会习俗所不能容忍,为当时所实行的法律所不能允许。

这个组织的成员必须有一定数量,三五个人甚至上百人是构不成黑社会的。这个团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与政府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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