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说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实质上也就二百年文化，因为经过二百年之后，基本上都重来一遍。这种不定期的战乱，定期的淘汰人口，这种淘汰，往往是淘汰精英。为什么是淘汰精英？因为越是战乱，越依赖简单的生活能力，简单生活能力越强的（如四肢发达，又有糊口技艺），越能生存下来。那个特别善于思考的人，他就可能不适应战乱。而且每一次战乱，都是底层的流民、游民被动员起来，参与屠戮。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枪杆子里面出不了文明
记者：流民和游民具有哪些典型的心理特征？这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学泰：他们无家无业，一无所有，被抛在统治者精心编织的网络之处，统治者的严密与残酷的控制手段往往对他们无可奈何。他们要生存，就要有意无意地破坏现有秩序，甚至触犯王法。他们的心态跟其他的游士、游侠、游宦、游商是绝对不同的，游仙那更是一种奢侈品了。他们不可能那么从容，应该说有一种亡命徒心态，首要问题是吃饭问题，抢不到吃的就要饿死，所以他们只有抢，暴力争夺是他们的第一心态，求生存的心态。
记者：游民意识的核心就是“暴力崇拜”，所以中国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暴力崇拜，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如何改变这种心态呢？
王学泰：“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种说法就是“马上得之”的现代版。当年，陆贾对刘邦讲《诗》《书》，刘邦傲慢地回答他“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你老子骑马打天下，要什么诗书）”。暴力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最终文明是需要劳动去建立（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几千年来，枪杆子能干的事多了，能抢银行，能杀人，能抢东西，对不对？但是枪杆子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把反动的都给打倒了，并不等于社会自动进步了。因为有可能造成新的反动，而且新的反动可能比旧的反动因为其“新”，一时看来还比“旧”的更有生命力。
所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正确对待暴力文化。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不能制造文明，制造文明需要继承、劳动、发明、创造。
公民社会才能把无根变有根
记者：数量庞大的农民工返乡，是否会带来诸多新的社会问题？
王学泰：农民离开乡土在城里打了这么多年工，回去他已经变了一个人了，他不完全是原来的农民了，他对城市有了一种了解，对城市有了一种思念，他就跟原来的没有外出过的农民不太一样。
这有些类似于曾国藩的湘军。本来湘军招募的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是在外头打了一圈仗，仗打完之后再解散湘军，那他就不是以前的老实农民了，为什么近代湖南的秘密会社的“山、堂、香、水”那么多？这与太平天国之后湘军解散，见过世面的湘军回到家乡，再也还原不成原来的“老实农民”有关。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城乡两分的户籍制度和由此演变而来的身份关系，政府为城市人提供了农村人所没有的方便与待遇，因此城乡人互有偏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进城，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对城市抱有偏激的情绪，确实城市人对他们也不够好，城市把他们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20岁到40岁）给压榨走了，然后到他们老了，被抛回农村去了，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全都没有。这公正吗？对于农民工没有妥当的安置，也涉及城市的安全问题，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旦社会动乱，你安一百个防盗门也没用。
记者：历史上的统治者如何对待流民问题？如何解决流民问题？
王学泰：因为流民的大量存在会直接威胁到专制王朝的安全，所以处置流民是历朝历代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有特别昏庸的皇帝才敢漠视流民的存在。朝廷对待流民，首先是招抚，给流民以土地，让他们耕种。有时还要相应地资助他们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让他们安居下来。朝廷对于能够招抚流民的官员予以奖励，并且以招抚流民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根据。那些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也会因为自己辖区的农民大量流亡而感到愧疚。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中国社会也经历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动乱，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但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似乎一直很稳固。现在随着经济危机加剧，流民问题已然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以您对历史的研究，可否为当下的流民问题开个药方？
王学泰：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模仿的是宗法网络的社会控制办法。但它比宗法制度更不合理，为什么呢？宗法它有一点自然理性，是从血缘出发的。而阶级斗争时代发明了人造血缘的方法，叫做“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兄弟亲”，这全都是模仿宗法制度，所以我说它是人造宗法。
这种人造宗法制度，辅以细密的行政控制，与历史上行政与宗法的双重控制是一致的，正常生活的人们基本上不流动，终身都待在一个地方。我是山西人，我们老家有的老年人一生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他终生行动的范围就在数十里之内。困难时期，饥民逃荒要饭都不准许，除非开路条，这是在古代社会控制最严密时期——朱元璋当政时都没有的事。
这种组织形式的成功之处，在于保证了社会的超强稳定。但它显然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加上各种运动不断，导致1976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搞经济改革，主要办法就是把农民和城市居民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农业的集体化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是“承包制”，而工商社会发展必然要吸引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劳动力到城市的大产业中来，到服务业和工商业中来，这的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工商社会的发展，自然要求与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特点是静态的、强控制类型的，而现代经济发展则是极富流动性的，再单纯使用强控制的办法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关注社会的自生和自治。
另外，静态社会从社会学角度看就是熟人社会，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就是处在熟人社会问题的“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是熟人，解决熟人中的问题，道德伦理起了决定作用，那时的“法”只是补道德之不足的。而动态社会，大多情况下是陌生社会，这个社会的问题大多要靠法律来调节，因此建立法制社会是当务之急。法制社会的基础则是个人的公民意识、公民自觉。不言自明，公民普遍出现要仰赖于公民社会的实现。
游民在社会中是没有根的，没有保证的，时刻感到前途渺茫，一有社会动乱，极易成为参与者。要关注这些人现实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未来的养老问题，应该逐渐地建立社保制度、医保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让这些无根的人变成有根的人。过去有根是很具体的，就是固定在某一个单位或者地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也是建立社会管理体系。
改革管理体系的同时，尤其要开放民间组织。我在一次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买了房子，但我们都支配不了只应该为我们服务的物业，为什么？因为物业他是有组织的，而我们业主是无组织的，无组织的力量永远无法与有组织的力量对等。只有组成业主委员会才能跟物业谈判，对他提出要求，让物业更好地为业主服务。
其实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只有政府是有组织力量，民众是一盘散沙。这对政府，对整个国家都很危险。政府在哪个环节一出问题，就很可能导致社会紊乱。民间社会是整个国家的底盘，这个底盘越大越重，国家越稳定。这正像高级红旗轿车，它的底盘很重，但开起来很稳，即使有些沟沟坎坎，也不会感到巨大的颠簸。所以我说你想社会安全，社会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让国家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不能搞“社会主义国家没社会”的荒唐事情。
最后我还要强调，流民和游民问题的出路是逐渐实现公民社会、法制社会。孟子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要想使这些民工，使这些离乡人口不至于变成流民，很重要的就是建立保障之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一般人的心态，但作为聪明的、有智慧的社会管理者，尽管当前面临着许多困难，但也应该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每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现在的生存和发展，更不会漠视未来。因此，“三保”——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是整个社会的安定剂。把这些建立起来了，每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是有根的，都是安全的，他对未来就不必心怀恐惧的，不会产生“日暮途远，倒行逆施”的冒险想法。这是拴住人心的最根本的一条纽带，这方面国家要舍得花钱，不要把钱都攥在国家手上都攥出粉来了。只要把钱都用到老百姓的保障制度上，这些配套好了以后，我们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动态稳定的社会，人心稳了，才说得上共克时艰。
底层人的愤恨是火药库
此篇也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本出版后，答《南都周刊》记者问，发于2007年10月2 日《南都周刊》。
编者按：王学泰先生对“游民社会”的研究，与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研究，是“发现另一中国”的两把钥匙。近日，因为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订再版，人们对“游民”的思考与讨论再次升温。
尽管王提出的“游民”只是针对古代宗法社会而言，他也不愿意将当下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称为游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改革开放至今，一个脱离了原有秩序的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反主流意识的、由进城民工与城市闲散人员组成的新游民阶层，在今天已见雏形。
这段时间有两个事件引起了极大关注，一是深圳某执法队放火烧掉外来民工窝棚，一是律师周立太为民工讨薪反遭民工赖账。如果说前一事件反映了民工不受现有秩序保护的权利困境，后一事件则折射了民工某些为人诟病的意识形态。而这两点，恰恰就是王学泰定义下的游民两大特征。
当下这一与旧时游民高度相似的城市边缘群体，他们因何产生、症结何在、社会当如何待之？对于这些问题，王学泰先生对古代游民社会的研究，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启示呢？
用游民称呼农民工要“审慎”
南都周刊：你写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在近期再版，在这本书里你对游民、游民文化又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最近不少人提出这样一种说法，认为现代社会中也逐步开始产生你所谓的“游民”，你怎么看待？
王学泰：其实我不愿意称入城农民叫游民。我的研究局限在古代到近代，我所说的游民产生的前提是宗法社会，小农社会。当宗法社会和小农社会出现问题时(例如宗法家族人口的增长超过其所寄居土地容纳量)，一些宗法人就脱离宗法的控制和保护，离开生活的地方，进入城市，称作游民。过去的游民是盲目地进入城市，今天在这里，明天也许就到另一个地方了。前途渺茫，为了生存而奋斗。
现在的情况，跟过去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经历和心态，不同的是社会背景。
确切地说，我们现在需要“审慎”地用“游民”这个词来归纳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农民工，或者城市无业人群，因为背景不同了。简单地说就是，现在不是没有个体的游民存在，但跟过去的那种有组织性的游民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的游民意识在现在也有一些传承，但也不是很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