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是教地理的，但他非常喜欢古典诗词，在上课时经常引用。大约是1956年春夏之交，我在东西河沿的劝业场大楼买了一本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一天晚上我在老师娱乐的工会俱乐部（只是一间宽大的屋子，其中有克朗棋等）的沙发上津津有味地读着。不料，此时王先生进来了，我赶紧站了起来。他挥了挥手示意我坐下，并拿过我手中的书。王老师一看书名，很兴奋，马上将李煜的许多名篇背了出来，如“春花秋月何时了”“无言独上西楼”之类。他又惊讶我喜欢诗词，说：“这是一个不错的爱好。每读一首诗都是一次享受。”后来我走上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研究道路，原因很多，周围老师同学爱好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大约1956年王先生就出了问题，先是不见他讲课了，后来从校园里消失了。“反右”以前，群众对于在政治运动中的落马人物还不太敏感，几乎没有见面不理或躲着走的现象。中学生更是无所谓。最初我们在校园碰见王先生还是打招呼，向他鞠躬（那时在校园中见到老师要鞠躬的），可是后来就有同学传说，王老师是“特务”。那时我们受解放初反特文艺作品的影响，对“特务”都有个定型的认识，说王老师是“特务”那是谁也不可能相信的。1957年王老师从校园消失以后，大家议论少了一些，但是还有议论。有的同学说，解放前，王老师喜欢读书，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钱雱老师不一样，那时钱老师就是地下党。因此同学们认为这是清算他的不积极参加“学运”。1957年我读了宗璞的《红豆》，小说中有位热衷于学问，对学生运动没有兴趣的男大学生，后来留学去了美国。我想王老师如果去了美国也就没有事了吧？
离开师大附中后脑中还常常萦回王老师的问题。小时住街坊，初中是一班，大学又同校的胡天培在六十年代初因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去了北京红星农场。有一次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还记得王树声么？”“怎么不记得？咱们初一的班主任。”天培说：“我在红星那里管制劳动。好多附中的老师都在那里被监督劳动，像张汝汉、朱正威等。我一见他们就很尴尬。”那时的学生是很尊敬老师的，当这种尊敬与现实政治状况发生冲突后，其心态可以想见。进入八十年代拨乱反正之后，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王先生作为模范教师出现在荧屏上，真为他高兴。真是应了“金子早晚总会发光”这句话，不过他被埋没得太久了。
朱正威先生是教生物的。他是南方人，大约是江浙一带的。初在校园里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青年，好像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非常单薄，穿着一身当时只有南方乡镇青年才穿的毛蓝布的学生装。缝合之处都用白线砸的（北京话称用缝纫机缝制的叫“砸”），还是双线，非常醒目。他穿着这身衣服，夹着讲义，腰板挺直地在学校里走就很引人注目。何况他头顶上留的是“一边倒”的发式呢（“一边倒”指分头推掉左面半边，只留右边多的半边）？据说他只是大专毕业，但他口才特好，讲课特别清晰，为全体同学所公认。另外一位北大毕业的生物老师，学问特好，可是讲课不怎么好，同学听不清楚，可是他后来考上副博士研究生了。半年以后，朱正威先生也变了（那时参加工作三个月到半年就按照水平定级，定到哪级就拿哪级的工资），毛蓝装变成了笔挺的西装，这仍然是引人注目的。他也难逃1957年的浩劫。
还有一位代课老师也是至今不忘的。那就是初二时代语文课的林培志先生。她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是冬天。上课前我们见一辆三轮车一直蹬到教研室才停下来，下来的一位穿黑斗篷的老太太。没想到上课铃响了，进来上课的就是这位“黑斗篷”。她脱了斗篷，露出一头乌黑的秀发，盘成一个柿饼式的发髻，固定在脑后，她不是什么老太太，而是一位四十余岁的中年妇女，那种打扮、长相、风度宛如我们在画报中见到过的宋庆龄。她在黑板上大书了“林培志”三个字。后来知道她是冰心先生的学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写作，有《娜拉的出路》等作品。
1957年北师大建校五十五周年，在四五月份搞了一次庆祝仪式。师大副校长傅种荪先生给我们讲了话，他是著名的数学家，个子不高，西装革履，风度潇洒。他一开口就说，他是研究“数”的，对数字特别有兴趣。我们建校五十五周年，55恰好是数字一到十的总和。这一开篇马上使气氛活跃起来，真是一位和蔼的老人。几个月后，他被划成“右派”，当报纸上“愤怒”批判他的反党、反人民罪行时，我怎么也与那位曾经听过他的一席话的好老头联系不起来……
同窗记趣
回忆文章最有趣的是回忆往昔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当时的对头，在回忆中一切都化解了，唯有一些有趣的记忆被筛选了下来，平庸的和不愉快记忆大多被淘汰了。
首先是两位“大同学”，师大附中的初中班往往有个相应的高中班的有组织能力的同学到这班里做中队辅导员。我们班有两位。一位姓富，这位有好古之癖，写得一笔漂亮的粉笔字，因此，他最爱写通知，在黑板上一展其长。每个通知写完了，必再抬头大书四字：“仰各知照”。我们觉得很新奇，在暗地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仰各知照”。可能他有些不合时宜，1957年，他高三毕业，没有能考上大学。1957年的高考已经开始重视政治了，师大附中的毕业生很少有考不上大学的。1959年有一次我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看书，从5路公共汽车上下来，看见一位穿着毛布蓝大褂的人撩着前大襟正要上车，那时正在举国“跃进”之时，连老人都没有穿大褂的了（解放后，北京外观上最大的变化是服装的变化，在五十年代初，长袍马褂就不见人穿了，稍有文化的不是列宁装，就是中山装），青年人穿大褂确是个稀罕事。我一看原来是“富”，不知道是他没有看出我，还是不愿意理不同道之人，他匆匆地上了车，却给我留下一个永恒的回忆。
另外一位姓俞，近些年还有些往来。他是位老北京，以前住在天安门附近的刑部街，前清其祖辈在宫里当差，是亮蓝的顶戴（清朝三品官员的礼帽顶子），爱北京的一切，包括老北京“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子”。他在我们班上带着比他小三四岁的顽童常常琢磨出一些新花样来玩。例如到玉渊潭野营和偷营，蘸糖葫芦，扎风筝，年夜里聚在一起包饺子（一帮男孩子以包饺子为游戏的人不多）等等。快毕业时还想搞一个毕业纪念册，并从图书馆借出三四十年代的毕业纪念册作为参考。我看了那时学生留下的笔墨文字，的确比我们水平高。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文字，但由于印刷困难，纪念册没有编成。
很怪事，师大附中的学生都特别关心政治，这可能与学生的构成有关系，学生出身干部家庭的比较多。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就是我们那届的，他的妈妈于力群先生还到学校开过家长会，送给班上一些足球和篮球作为礼物。当时大家都十三四岁，尚属知识未开的小青年，又能懂得多少政治，谈谈政治无非是一种情绪宣泄罢了。我记得那时同学之间最爱谈的是苏联侵占了中国多少领土。有的同学拿着世界地图，用手比划着说中国的滨海省，省会海参崴（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大小兴安岭一带都被俄国人拿走了，他们人口那么少，土地那么大，许多地方没有人耕种，真是最贪心的。
年轻人是最容易接受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因为它简单粗陋，又适合青年人知识水准和那种需要极度张扬的心态。人性中大约就有触犯禁忌的冲动，禁忌越是严厉，冲破禁忌的冲动就越大。这就像小孩子穿上新鞋就要冒险去踩水坑一样。说苏联是个禁忌，那就说俄国帝国主义以触犯这个禁忌，人们讲及历史往往有些借古论今。还在私下谈及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呼吁废除当年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实这只是个幌子，因为那时帝俄政府的代表还盘踞俄国驻北京使馆，他们不可能贯彻苏维埃政府主张。当时苏维埃政府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北洋政府赶走沙皇政府使节，接纳他们的使节等问题）。从这个小例子可见青年人要表达自己的强烈性，当年的初中生与现代的“愤青”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时没有互联网，青年只是在私下说说罢了。
生活的第一课
1958年暑假后刚刚开学，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扑面而来。各行各业都在以“多快好省”为口号实现“大跃进”。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敲锣打鼓、高举着红旗的报喜队伍。虽然还未习惯这种氛围的北京人有时也说些风凉话。如“开车的（指公共汽车的司机）多快好省，坐车的鼻青脸肿”等，但总的来说人们还是以好奇和热情投入了这个运动，人们不知道“多快好省”会给中国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美丽社会图景来。
到了学校（我在北京65中上学，当时的65中只有高中）发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好多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突然消失匿迹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校长张迅如不见了，虽然，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常常听他的训话。他只有一只胳膊，讲话很冲，很有气概，据说是位延安来的老革命。另三位是消失于讲台的教语文的刘曜昕、黄季虬、徐守忠。我听过这三位老师的课，是很吸引人的。黄先生讲“三国”时举的例子，徐先生讲古诗给我们念的他小时候写的“诗”至今我还记得。同学私下相传：他们都被划了右派。这无形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似乎当右派的不幸随时可能传染给每一个人。
另一个大变化是不上课了（我上高中的女儿知道曾有如此“好时代”，多次感慨地说，怎么没有让她赶上），成天地开会，向党交心，搞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红旗，“红专”大辩论，以青年钢琴家傅聪为反面教材。说他虽然很专，在世界级的钢琴比赛中得了大奖，但却“背叛”了祖国。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主义，说个人主义为“万恶之源”。还提出了要搞“四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我所在的高二（五）班变成了“某连五排”，直到现在我也想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除了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外，还发动同学们搞“超声波”，说这是“科学中的科学”。它用在农田里可以增加产量，用在临床，可以起死回生。
还找了农村一个生产队长给全校讲超声波科学及其实践意义。这位三四十岁的队长在台上夸夸其谈，说超声波促成农业大丰收。例如黄瓜经超声波一“超”可以长到三尺长；老玉米经超声波一“超”，一棵玉米上，可以长出五六个来，每个一尺多长；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驴子四五天不喂，用超声波一“超”不仅胖了，而且干活更有劲了。听到这里，掌声雷动。我们这些小青年突然觉得大跃进的农村仿佛是个神仙世界了。这位队长为农村描绘出一幅崭新的、光明的图景使我们无限向往。新上台的年轻的教导主任马上在旁边接着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们农民科学家对科学做的伟大贡献是那些大学教授连想也不敢想的。”这些话真是激起了我们对超声波的好奇心和兴趣。
在这个风潮中，学校也马上掀起一个制作超声波的热潮。最初，我以为超声波极为神秘，可是一操作起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简单得很。找一根四分或六分的自来水管，把它截成四五寸长，用铁锤把一端砸扁，然后将扁的一端的管壁上各锯一个小口，中间焊上半个剃须刀片，便大功告成了。
然后在圆的一端接上根皮管子，再把皮管子接到自来水龙头上，打开水龙头，强大的水流从铁管扁的一端滋出去，当通过焊在这一端的刀片时，由于刀片很薄，必然被水流激荡，发生震动，于是有的“科学家”便说这是超声波，是尖端科学，具有无限广阔的用途，而且国家的兴盛和人民生活幸福全系于此。由此，党和政府才大搞群众运动，我也得以躬逢其盛。在搞这项科研制作之前，校方领导说，我们用自己制作的超声波做饭洗澡。当然，这些都是兑现不了的，只是说说罢了，像这样只是说一说，日后没有下文的事情太多了，谁能去认真追究一下呢？如果真有追究的人不是被视为别有用心，就会被当做精神病的。像这种搞“尖端科学”的群众运动，五十年来我遭遇过两次，除了“超声波”之外，还有1969年全国搞“单晶硅”，不过当时还处在“文革”运动之中，只在工厂、高校小闹一番，没有“超声波”闹得那么红火罢了。“超声波”还没有收尾，我们就下农村参加更大的跃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