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正立在旁边，一位军官眼望着架上叫到某人，某人便答应，军官便说，某炮凉咧吧，再来它几下，来几下者，再放几炮也，上头便照命令办理。所谓凉咧者，铜炮还都是前膛炮，放几次便太热，不能接续再放，便须等候一个时间，所以有这样的命令。又见过一个人上了架子，对另一个人说，‘您下去歇一会儿，喝一盅，他家这个盒子菜还是真有味儿’。另一位说，‘二哥您太周到咧（是客气之义，彼时北平尚无客气这句话），没事，上边也不累，我的意思，天也不早了，也该歇息了’。”这便是明末清初席卷神州大地、所向无敌的八旗兵的后代！这哪里是作战打仗，简直就是茶楼酒肆的聊天打趣。齐先生的回忆录中，对清末宫廷、官场、军队、学界以及民风习俗的堕落腐化都有真实而生动的描绘。
当时对于新生的事物从上到下普遍都采取了敌视和拒绝的态度，一些稍有见识的士大夫看到了世界的进步，主张革新改良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上面说到人们把学习外语与当汉奸几乎是视为一体的。“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最初同文馆都招不到学生，入了同文馆的学生的家长是被人们看不起的。“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断绝来往。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为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瞧不起这个媳妇，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气。”（见《回忆录》）其他如照相、开矿、办工业、修铁路，不仅受到顽固派的敌视，就是一般的社会舆论也很少支持。至于统治阶级上层对于西洋事物的敌视更在社会舆论之上，而且，社会舆论正是由统治阶级的思想决定的。
国家腐败到糜烂，而又绝对不肯更新，人们不革命怎么办？近来有人议论辛亥革命该不该搞的问题，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议一议也不妨。实际上应该说它的不可避免性不仅是因为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也是由于政府糜烂、社会失控、掌政者又不肯学习西方较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方法，一味使用传统的高压手段、企图用杀人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结果，因而造成了矛盾激烈爆发。这已经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即使孙文和同盟会中具有西方思想意识的人们不去搞革命，也会有传统式的农民暴动发生。我们通过读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录》，可以生动地感到这一点。
齐如山先生的遗著中，除了有关戏曲理论的著作之外，最富于内容、文字最佳者当属《齐如山回忆录》与《中国的科名》。《回忆录》大陆已出版，可不具论。《中国的科名》在此特别值得一提。关于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著作我也读过几种，其中的材料大多取之于文献记载，当然其钩稽之功是不可没的，其中不少还是有见解的，就科举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作了有益的论述，但属于个人亲身感受性质的记载比较少。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本来可以写成以个人见闻为主、并证之以文献记载的著作，因为他是科举考试最末一科的探花。作者自己说：“忆余童冠以至壮岁，历生员、举人、进士各级，与八股、策、论之考试者前后十五年。”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所有的节目商先生大多参加过，由于他认为个人体验有限，为了全面反映科举制度的各个方面，此书多据朝廷典籍与各种著述之记载来撰写，个人的见闻反而退到极其次要的地位。因而它虽然记述较为全面准确，可生动形象不足，在科举制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也叙述得极为简单，这样对于社会极端重视科举考试风气的形成便很难理解。
《中国的科名》恰与商书相反，在制度规程方面，齐书可能有许多不足，甚至有误。作者自己也云：“自己觉得写的关于考试的规矩章程较少，写的附属的事情，及社会的情形太多，仿佛有点喧宾夺主的毛病。”（《中国的科名·附言》）此书的特点也就在这里。书中记录的许多与科举考试有关的细节也许是正式的典籍不屑提及的。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如他在写到秀才考试时，介绍了在考棚之中自备瓦盆小便，若要请假大便，亦可上厕所，但要把考卷交到堂上，回来后领回卷子接着做，不过在卷子后面打上一个黑色图章，俗名“屎戳子”。这样的卷子便不予阅看，等于白考一趟。于是，一些闹肚子的考生只好把大便拉在袜筒里（当时是布袜子），有时不免要和邻号发生纠纷。
又如“改换门庭”是常用的一个成语，究其起源是与科举有关的。一中了秀才就可以改换门闾。平常住房的门高都是七尺，而秀才之家则是七尺三寸；因为秀才可戴官帽，帽子上有个顶子，故须加三寸。从这个细节可见社会上对科名的重视。
在古代小说中经常可以遇到某人“大挑为知县”的情节。“大挑”在我印象中总是一件严肃的事。可是从齐书介绍中，它极随意的。可以参加“大挑”的是贡生和举人，经过数次会试以后，照例大挑一次。挑的办法是由皇帝派一个亲贵、王爵、贝勒之类主持；在主持者入座后，十个举人为一排，上堂平行跪下，口报自己的籍贯履历，王爷看着哪个好就给他个头等，次者为二等，其他便是落选了。头等的做知县，二等的做教官。戏剧家汪笑侬（贡生）就是因为长得体面被挑为头等，做过一任知县。如果你运气好，所在的那一排中，非老即丑，那么就很容易被挑为一等。当然也有意外情况，一次大挑，有位长得五官挪位，四体拘挛的举人被挑为一等，而长得体面的反而落选。体面者很不服，攀住王爷的车辕要问个究竟。王爷说：我挑他的胆子，如果他没有姜维之胆，凭他那幅长相也敢来大挑！这就是封建时代“抡才大典”中的富于喜剧色彩的一幕。
这部书中对于取得各种功名的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他们本身的困扰，也描述得非常生动有趣，具有独特的价值。如秀才见县官可以不下跪，可以给知县写禀帖（普通百姓则要写呈文）；对犯了法的县官不能用刑，除非先革除了其秀才功名，否则只能由教官打手板。又如人们谈论科举多谈文的，少论武的。《中国的科名》对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皆有专节介绍。民间有言：“穷学文，富学武。”（直到当今的“气功师”们还以此为口头禅，以便向学功者敛钱）这些人家，本来就有钱，再有了功名，有钱、有力、有势集于一身，在和平时期这些人又大多无官可做，居于乡里，为害一方。
像开赌场、铸私钱、放高利贷、在集市上充当“集头”（类似今日市场管理人员，不过权力比他们大），窝藏强盗，什么坏事都敢干。举人这个功名对他们起着保护作用。这些在通俗小说和戏曲中都有所反映。在元杂剧中无恶不作的坏蛋大多是“衙内”，到了明清两代则换了武举人，特别流行于北方的梆子腔中。作者认为：“到了明朝，科举盛行，产生了武举已多，且多无职业，更兼明朝最重科举，凡有科名之人，官场社会都极尊重崇拜，此在《聊斋志异》中曾屡屡言之。”又说他们有势有力“再加以没什么学问，没什么知识，就难免有越轨的行为，日期长了就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了”。《中国的科名》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作为明清社会史的意义远大于作为科举制度史的意义。
还应该指出的是《齐如山回忆录》与《中国的科名》文字也很精彩，读之令人忘倦。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白话文”实际上是“五四”以来欧化作家们提倡的结果，毛泽东先生斥之为“学生腔”。因为几十年来学校课本所选范文大多是这类的欧化散文，并成为风气，久而久之，学生自然也就是这个腔调，很难改变。它的优点在于较为规范，缺点是单调，而且与老百姓的口语距离太大，所以听起来或看起来不如老百姓的语言丰富生动。看电视、电影都常常产生“老百姓哪能这样说话”之感。实际上，还有一种接近普通百姓口语的白话文，这就是受“五四”欧化散文熏染较少的作家的文章，齐如山先生的文章就属于这类。其他如老舍先生的早、中期作品，掌故作家徐凌霄的白话小说《古城返照记》，到台湾去的掌故作家唐鲁孙（光绪皇帝的珍妃是其祖姑）的《故园情》、《天下味》等都是用北京口语写作的。它的优点是作为北京人读来感到十分亲切、生动、自然，毫无做作气；缺点是外地人较难理解。
齐先生的文章尤其自然，读他的文章好像这位老人与你对面促膝娓娓而谈，多么复杂和陌生的问题在他的笔下都显得十分简单明白。
他的文章很以句摘，从全体上来说，就是读起来很舒服，令人忘倦。如他在《中国的科名》中介绍到贪赃时，就用十分简洁的语言介绍了贪赃而又不触犯法律的“拿陋规”。“什么叫做‘陋规’呢，说起来也是贪赃，也是不应该要的，但历任的官员都要，且是无人不要，而民间虽不愿出，但为时已久，成了一种习惯，大家也都默认，以为是应出之钱了，这种不名曰贪赃，而名曰拿陋规。”
正如此文开头所说，“齐如山”这个题目，可说的问题很多，这里所介绍的一点，意在说明作为近代历史的见证人，研究清末民初史的学者读一读齐如山的著作是会受到许多启发的。
哲人其萎
四月二十二日，我在从河南安阳返京的路上得知李慎之先生逝世。从李先生发病到入院，消息一直未断，对这个结局也有所预料，但总是希望出现奇迹，希望造物主再给这位热爱生活的老人一些时间，完成他想做而没有做完的事。然而，天丧斯文，哲人其萎。噩耗传来，突然？愕然？莫能名状。一时大脑空空，混茫一片。旅行轿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灰蒙蒙的大地从车窗外掠过，我竭力搜索几年来与李先生的交往在脑中留下的踪迹。晚上九点多我才到家，一进门，妻也告诉我这个消息，并说某刊来组织悼念文章，如果能于今晚写完寄出最好。“哪能写得出呢？”我从身体到精神感到分外疲倦。
近十年来李慎之先生是中国思想界领军的人物，他的思想、为人以及在知识分子史上的地位，会有专家做出分析与评判，非我所能胜任，这里仅把我个人与李先生一些交往和零零碎碎的小事写下来作为对先生的悼念。
第一次听到“李慎之”三个字是二十年前。我的一个难友曹天予想进社科院的美国研究所，他说，所长李慎之答应了，手续未办好，但李退休了，继任所长不欢迎曹天予去，天予希望我帮帮他的忙。我记住了“李慎之”这个名字，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开明的领导。当时的社科院各所有不少这样的领导。八十年代中期，当我们搬入社科院新建好的大楼时，他的长女李伊白女士调到我所任职的《文学遗产》编辑部，这时李先生已经是社科院的副院长了。
李先生在社科院负责“国际片”，而且他属于院的顶层领导，与我们一般工作人员等第悬殊，无缘相识；“六四风波”以后李先生因为敢言而被解职，赢得了所里院中许多同仁的尊敬，我也是如此。我们看惯了官场的夤缘攀附，骫骳阿媚，骨鲠之士自然是个异数，所以才能警动世人。我也感到几十年的改造也没有把李先生造就成为官僚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我想他肯定是个性情中人，没有应付官场的假面。
1993年许逸民兄主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编辑工作，常刊登李先生的文章，他向我介绍和推荐说：“你们院长李慎之可真是个思想家、哲人。”读了他的关于“全球化”的文章十分钦佩，感到他是一位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学者。
1997年为新华出版社编辑了一套学术随笔集名为《学人文库》。该丛书出版后，出版单位想通过有名的学者点评宣传一下，于是组织的任务便落在我身上。这套书中有两本涉及国际问题，我便想起了了李慎之先生。我便拿了一套书交给李伊白，请她代转。不久李先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他对这套书中涉及的国际问题有什么意见。他说：“我倒对你的《燕谈集》（《学人文库》中的一本）中谈及的‘游民问题’特别有兴趣。”我向他介绍游民研究的过程和宗旨，受到他的肯定。他问我还有没有其他关于游民的著作。我说，我正做着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课题，是有关游民文化的。李先生说：“你完成以后拿给我看一看，我给你写篇序。”当时已经基本完稿，我便打印了一份给李先生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