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82年，我已经从中密歇根大学毕业三年了，那里是让我对学习开始感兴趣的地方，最终我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并拿到了新闻学和英语的双学位。之后我在一个远在密歇根西南部的小报做记者，报道谋杀、抢劫、强奸，以及较轻的罪行。我一个人住在密歇根湖畔的一栋老公寓的二层。我还在约会贝基。或者更准确地说，贝基仍然约会我。
正如七年前在西布卢姆菲尔德高中的走廊贝基挑起了第一次接吻，她仍然是我们交往的主动方。我只是跟随着她的路线，不怎么反抗，搭着她的便车。贝基实用主义的母亲让她服了避孕药，开车两个小时带她到我的宿舍一起过周末后，我们最终在宿舍发生了关系。
贝基的这次造访成为我一直努力对父母坦诚的过程中的转折点。从小到大，我对于向父母的撒谎和欺骗，内心感觉是不舒服的，进了大学我下定决心要改邪归正。然而，通过一次一次的经历，我发现父母很少因为我的诚实奖赏我，这一次，我更加肯定了这一点。那是个本该回家的周末，但是贝基还在我宿舍等她母亲来接她回家，这时候我妈妈打来了电话。
“有什么新鲜事吗？”妈妈问我。 “哦，也没什么。”我说。 “什么事也没有？” “其实也不是的。” “当然，你肯定有事情跟我们报告的。”听起来虽然不是质问，
但是认真的语气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哦，主啊，她知道了！ “嗯，”我说，“贝基在这里过周末呢。”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 “贝基？现在和你在一起？” “是的，她妈妈带她来看看。” “就今天一天吗？” “不是，是这个周末。”我回头瞥了一眼贝基，从她的表情我
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我为我在电话中的表现感到自豪。我不想在女朋友和室友面前对我的母亲撒谎，而且，我现在是成年人了，都具有选举权了，这说明是做一个有主见的男子汉的时候了。“她现在在这里。”我说。
“现在？昨天晚上她住在哪儿了？” “宿舍里。” “宿舍哪里？” “就这里，我的房间。” “你房间里？那你睡在哪儿了？”
现在轮到我沉默了。这是说出实话前的迟疑。我可以很容易说谎，并告诉她，我临时睡在大厅，我也可以做一个男子汉告诉她实情。“也睡在这里，我的房间，妈妈。”
她长长地吸了口气，然后说：“约翰，你在试图告诉我什么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经开始了说教，关于婚姻的神圣，
以及得到上帝祝福的两性关系的重要，还有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影响。我意识到绝对的诚实对她不起作用，是放弃的时候了。
“妈妈，”我打断她，“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好吗？她睡床，我睡沙发，就这么过了一夜，只是这样。”
“你以为我怎么样了吗？”
“没有，妈妈，真的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趁着新一轮的盘问还没开始，我赶紧放下了电话。但是那次谈话的余波持续了好几周，妈妈一直唠叨后悔送我去公立学校读书，爸爸则威胁说要我住家里上当地的天主教大学。
再次回家时，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坐在客厅，我面露诚恳的表情，注视着他们的眼睛，像催眠一样不断重复着那个谎言。
最后，他们好像买了我的账。“我们相信你，亲爱的，”妈妈说，爸爸也点头表示认可，“但是你使自己处在那样充满诱惑的境地，实在太傻了。你的守护天使也不可能守护所有事情，你是在自找麻烦啊！”
“我现在明白了。”我说，并向他们保证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暗地里我心想：起码对于我父母，讲实话行不通。从那以后，我只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爱听的——至少删去他们不爱听的。这个简单的决定使我很少再跟他们起冲突，付出的代价是我的骄傲和诚实，但是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我成了那种家有女友的大一学生，每当假期或长周末回家，我都去找贝基，我们寻找所有做爱的机会，背着我父母鬼混，虽然有些间接证据，但是他们仍然幻想着小儿子还保守着贞洁并会继续下去，直到结婚。幸好我们有盟友，就是贝基开放的父母，他们理解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贝基锁着的卧室里独处。
贝基高中毕业后也跟着来到中密歇根大学，尽管我没有鼓励她来这里，但是她只申请了这个学校。那时我住在校外男女混合的房子里，她住宿舍。我的新闻课和她的音乐课分别在校园的两头，所以我们不是天天见面，我很开心跟她在一起，但是还是把她当做业余女朋友，一直顺从我的贝基也接受我这么做。
后来，我走出大学，并搬到横跨半个州的地方，我和贝基又离得很远了，每月只有几次周末约会。到1982年，她也大学毕业了，并期待开始跟我一起生活。她提出过来跟我同居，我拒绝了。我不太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爱，但如果同居就是爱，我不会拿无拘无束的单身生活去交换。我喜欢贝基，自然的化学元素使我们互相吸引，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但我无法想象和她一起度过我的人生。我的男性朋友开玩笑说，我能作出的承诺只不过是邀请贝基搬到往北60英里的大急流城，这样她就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来找我了。这不算很远。真实的情况是，我喜欢现在的状态。我要的就是一个可以玩乐的女朋友或者情人，不要一直腻在一起给自己造成累赘。我们一个月两次的约会，大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我对贝基的想法就是这些。而她却一直坚持想要更多，直到我不想负责任的想法表现得很明显。我们的关系陷入了疲劳期，越来越紧张。
我的父母像钟表一样每个周日下午都打电话过来询问近况。因此每个周日我都要续编一个关于我的生活情况的连载小说。实际上要回答的只有两方面：做礼拜和贝基。我们每周通话，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今天早上的弥撒怎么样？”我已经成了对他们隐瞒实情的老手了。尽管从六年前出来上大学，除了回家时，我从没有去过教堂。我还是会说：“哦，很不错！”我确信那些参加的人是这么认为的。我的父母懂得不要问太多更为妥当，我也知道不说太多细节为好。这些年来，我锤炼了不直接撒谎却可以混
淆事实的技艺。每周谈话中我都给予他们小小的希望，就像水手向落水的人抛下救生圈一样。我想给他们一些可以期望的东西。我会说：“圣巴特教堂后面添了一些美丽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不提我踏进了圣巴特教堂，但是我希望能给他们留下那种印象。
有时候我的极力撒谎会反过来困扰我。知道我的父母周末要来我的新公寓看看，我赶紧在电话簿里查找附近的天主教堂。在地图上找到交叉路口处的一个教堂，我记住了路线。提前打电话问了弥撒的时间以便到时候脱口而出，好像我每周日真的会去一样。我问：“我们去9点15分的，还是11点的，或者12点30分的？”我觉得我掩饰得天衣无缝了。但是当我们到达教堂所在的十字路口才发现那里有三座教堂。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天主教的，但我知道我必须在几分钟内分辨出来。我竭力搜索任何天主教的标志：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十字架，或者别的什么。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简单的十字架，大气都不敢出，把车开到一处停车场——路德教派的停车场。“我想我们要去那边吧！”爸爸说着指向街对面，妈妈也插了句：“哎呀，强尼这小子！”与其说是责怪，更像是开玩笑。
说到贝基，我的谎言更是五花八门。每次打电话他们都要调查：“那么，最近见贝基了吗？”他们语气轻松像闲聊，跟问弥撒时一样。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在探查我的情况，所以我很小心地泄露一些对我没用的信息。我父母所知道的是贝基从没有在我这里睡过。我的故事是这样进行的：我去学校找她时，我睡在男性朋友那里；她来圣约瑟夫找我时，我安排她住在工作中认识的一对夫妻家，那家人很慷慨，愿意让贝基住下。与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我给父母的答案是：似是而非，而又足够圆滑，使他们相信自己成功完成了人生使命，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虔诚、贞洁的天主教徒。我们几个都不忍心让父母失望。
我们的报纸叫做《先锋守护神日报》，这份报纸是为有民族分裂问题的圣约瑟夫和本顿港服务的，每天报道大量的犯罪新闻、剪彩报道和小城绯闻。那些黑人对白人犯的罪更是被浓墨重彩地报道。最受喜爱的主题是每周图片库刊登的好吃懒做、不给孩子抚养费的爸爸的图片。这真是份让人恼火的报纸，工作环境也糟透了。老总是以前“二战”时的潜艇指挥官，他整天大吼大叫命令我们，就好像他还在发布军令一样。除了四位奶奶辈的女人在负责女性的版面，其他员工都是白种男人，他们几乎都吸烟：香烟、雪茄和烟斗，因此编辑部的屋顶整天浓烟缭绕。
冬日的一个下雪天，一位年轻的女人走进了这个破烂编辑部。我立刻盯上了她。我怎么可能不注意呢？从密歇根州立大学刚刚毕业的她作为这里第一任女新闻记者，开始了职业生涯。所有员工在一周前就开始讨论这条新闻了。现在她来了，站在编辑室里，身材高挑，举止文雅，还有一头金黄的披肩长发。
我顿时被她迷住了。当我终于有机会做自我介绍时，她打断了我并坚称我们在前一轮的介绍中见过了。
“嗯，不，你没有见过我。”
“不，见过的。”
“不可能，你一定是误把我认为成别人了。”我说，并打算继续说：你是第一个五十岁以前踏进这间办公室的女人，而且毫无疑问你是最漂亮的。相信我，如果我见过你，我绝对忘不掉。
“我确实见过你的。”
“不是我，肯定是别人。”
我们一直这样来来回回，直到感觉尴尬得只能各自走开。我再也没有遇到正式的自我介绍的机会。我真的这么容易被人忽视吗？还是我长相太一般、太大众化了？对于我和这里所有其他职
员来说，这个女人可是这些年来的头版：一位年轻貌美的单身女性，超越性别障碍来到这里。然而对于她，我只是无数已婚或者未婚的无名男人中的一个，活动在她周围，摇尾乞怜，耍各种花招以引起她的注意。有一次她走开前，无意中开心地说起她曾经跟其他人说过的一件事，她来这里工作主要是为了离她深爱的在圣母大学读研究生的男朋友近一些，从这里过去只需半个小时。
“那很好，”我说，“不错的选择。”
尽管刚遇见这个女人，我就已经有了铭心刻骨的感觉，跟贝基交往七年我都没有过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贝基拼命地想跟我在一起，而这个新来的女人对我根本没有兴趣。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即使没有，她也肯定对我漠不关心。她甚至会把我和旁边的男人搞混，她的冷漠使我更想得到她。
当冬天过去、春天到来时，我和珍妮已经渐渐成了好朋友。我们通过电脑来回聊天并在午饭时闲谈。我们下班后一起出去吃比萨、喝啤酒，周末徒步去密歇根边上的林木沙丘旅行。她跟我讲关于她男朋友的事情，我也跟她说我女朋友的故事。这样我们更加无话不谈，我不想追得太急迫。
那年春天，我买了一艘年老陈旧但还可以航行的帆船，八米半高的帆，船舱可容四个人，珍妮自告奋勇要去码头帮我修理这艘船。我们一起擦洗、粉刷船底，打磨柚木装饰、上油，给甲板上蜡，摆弄发动机。我们经常一直忙到黄昏，然后随着太阳落下水面，我俩坐在驾驶舱喝酒，分享带来的食物。珍妮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虽然我还是极力假装并非如此，我们的关系日益亲密。我终于知道了真爱是什么，而且我不顾一切地一头扎了进去。我感觉自己如同一只蜘蛛从尼亚加拉瀑布滑落，无力反抗只能被水冲走。我当时还没有意识这一点，珍妮也是一样。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我们一起吃晚餐时终于向对方坦承我们各自的男女关系已经变得十分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