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玛丽中学是一所天主教私立学校，包括高中部、大学部和神学院。从我们社区直走穿过商业街就到了。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未来的神父。男孩们满十四岁就可以来——住的是宿舍，吃的是容易长痘的、油腻腻的食物，而且每天上课之前还要做弥撒。如果他们想继续升职深造的话，还得上八年然后等着参加授任仪式。翘掉弥撒礼去一所天主教神学院闲逛，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合情理。但要说是为了欣赏圣玛丽学校宜人的风景就不足为怪了。那儿可以称得上是地球上最美丽的景点之一了。圣玛丽坐落在一个高坡上，可以俯瞰果园湖。我们社区正因此而得名。这所学校在很久以前曾经是一所军事研究院，院子里林立着城堡般的红砖建筑和内战之前就已经种下的橡树。我和蒂姆慢慢地沿着绿树成荫的校园小路溜达了一会儿，就坐在草地上望着湖水发呆。蒂姆留着略长的发型，衣着品位也十分独特，在我看来酷毙了。他愿意跟我分享自己的秘密令我倍感荣幸。我们俩心里都清楚，一旦被抓住就等于背叛了全家。
在圣玛丽学校待上一个美妙的夏日就会觉得忍受密歇根漫长的恶劣天气是值得的。大自然的造物奇迹比比皆是——洒满面庞的阳光，穿过发丝的轻风，还有围着我们欢唱的鸟儿。泛起涟漪的湖面经细碎的阳光一照，闪着炫目的光芒。蒂姆眯着眼望着湖水，说道：“这是我的宗教体验方式。”他的话令我猝不及防，因为我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除了被家长、教堂和学校灌输的宗教体验之外，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我想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这也是属于我的方式。从那儿以后，只要蒂姆放假回来，我们俩就相约在每个周日的早晨从弥撒礼上溜出来，跑去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一个小时。我们也会进行兄弟之间的交流，并打趣地将这一新的信仰方式命名为“蒂姆和约翰式的礼拜”。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那个夏天会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从那儿之后我不再试图去感受和父母同样的宗教狂热。哥哥蒂姆不在家的时候，我很少逃弥撒礼。但是即便是人在那儿了，也只是机械地背诵着祷词，心却早跑到地球的那一头去了。
9月份，汤米和其他的孩子都升入了西布卢姆菲尔德高中，而我去了赖斯修士学校。唯独倒霉的毒神没上公立学校，他父母乘船把他送到了科罗拉多州的一所寄宿学校，从此便很少露面了。我其他的朋友们现在都能随心所欲地穿牛仔裤和T恤衫了，还开始蓄长发，而我每天早晨都要穿着衬衫、海军裤和休闲鞋去赖斯修士学校报到。
我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种新的生活模式，从一间教室到另一间教室，在教友的监控下，安静地坐在自修室学习。我又结识了新朋友，但是他们跟汤米、石头和布袋他们不是一类人。我的新同学们几乎都在圣瑞吉学校长大。圣瑞吉学校是距离赖斯修士学校一个街区远的一所天主教小学。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而我则像是一个完全被排斥在外又好奇地窥视他们的陌生人。我想即便他们邀请我参加课外聚会的话，我也会因为路途原因而作罢，因为妈妈每天要开两个小时的车接送我上下学。然而我却从未被邀请过，因此这种顾虑纯粹是多此一举，毫无实际意义。我渐渐地学会了独处。
开始的几周，我那帮老友们仍然会在每天下午相约去海边或者吸烟树或者去圣玛丽学校的足球场后面。他们向我描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些新的人物——有很多漂亮女孩、很酷的高年级男生和日益增多的瘾君子。他们还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些追女孩的趣事，但都是以失败告终。我也跟他们说了我的一些近况。说实在的，真没多少值得一提的。唯一的亮点就是芭比·巴洛的父母把她送到了我们学校隔壁的玛利亚女校。但是这和感觉她上了巴黎大学没什么不同。我有时候能远远地瞧见她在护城河对岸踢足球或者等车，然而我从来没靠近过她。她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远远地闪着光，美丽而遥不可及。
一天放学后，汤米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在鼻子下面嗅了嗅。这烟和我平时见过的烟不一样：中间更粗一些，两头是弯的。 “是时候来点真家伙了。”汤米一边兴奋地说道，一边把烟点着了。大家还是照老规矩一人尝了一口，轮到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急着吸一大口，而是犹豫着：我根本就不敢碰、也不想碰大麻，但是又怕失去朋友。他们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背着我吸上了大麻。他们已经舒舒服服地过上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而我感觉自己一天天落伍了。我叼着那支烟，闻着辛辣中透出的烟草香味，小心翼翼地防止把烟吸到肺里。我想起了天主教教友们在健康课上曾告诫过我们，吸食一小口大麻就能很快引起更加严重的毒
瘾，而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个为了满足毒瘾而入室抢劫的疯狂的瘾君子。汤米注意到了我的不对劲。“别光叼着啊，”他命令道，“吸啊！” “我在吸呢！”我撒谎说。
转眼间已是叶落满地，秋去冬来，我的老朋友们已经彻底离我远去了。既没吵架也没起冲突，他们只是渐渐地淡忘了我的存在。他们现在已经有了新朋友和新的社交圈。渐渐地，他们不再给我打电话，也很少来玩了，更不邀请我周末出去闲逛了。大半年的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度过的。在学校是一个人，每天晚上也是一个人在圣母庇护所教区当负责接电话的勤杂工，每个小时可以赚一美元。在家里，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待在地下室戴着耳麦，一遍一遍地听着鲍勃·迪伦的《洛兰兹忧伤眼睛的女人》和《苍凉行》。爸爸妈妈注意到了我的变化。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会问：“在学校待得怎么样？”到现在为止家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迈克尔在那个秋天也离家去一所天主教大学上学了。
“还好。”我一般这么回答，或者是“还行”。我说的是真的。学校的生活没什么不好，也谈不上好，只是……无趣。
“那么有什么新鲜事吗？”他们会接着追问。以前吃晚饭的时候我总是像打开的话匣子，连珠炮似的汇报我一天的见闻，甚至包括我犯的错，为的是逗他们笑。
“没什么。”我这样回答道。
1972年的春天，一天爸爸妈妈把我叫到了跟前。还是妈妈说，爸爸在一旁沉默地点头赞同。“宝贝，我们想过了，”她说，“要是你今年想去西布卢姆菲尔德高中，那就去吧。我们不反对。你自己决定。”“无论你选择去哪儿，我们都支持。”爸爸补充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深知让孩子接受天主教式的教育对他们是多么重要，他们始终把它看成是塑造良好的品格和坚定的信仰的必要条件。然而，他们也眼看着赖斯修士学校是怎么改变蒂姆的——变得像乌龟一样整日缩在自己的壳里，和外界隔绝了。现在他们也在眼睁睁地看着我日渐憔悴，眼看着欢愉远离了我的生活，眼看着我的精神快要窒息。最终，他们害怕像失去蒂姆一样失去我的恐惧感似乎战胜了对宗教式教育的热情。
现在决定权到了我的手里。赖斯修士学校也并非一无是处。十四岁的我就已经认识到了它优秀的学术研究。有两个老师令我印象深刻。田径教练斯塔克老师教 “傻瓜都会的新生数学”。他们不这么叫，但是事实上的确是这么回事。我的数学学得很费劲，这成了当工程师的爸爸最头痛的事，因为这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但是斯塔克老师能把原本很难的数学讲得深入浅出、风趣生动。再加上他自己有点口吃，不知怎么地让他看起来美中不足，就跟我的感觉一样。我喜欢他，而且平生第一次由于解开了一道代数方程式而激动不已。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麦肯纳先生，我的英文写作老师。同学们对他既怕又恨。他这个人脾气焦躁，简直就像北极的冬天一样冷冰冰的，没有一点幽默感。他对我们的要求高得出奇，而且没有更改的余地。他要求我们每周写一篇论文，一旦发现一处拼写错误就打零分，发现一处涂改的痕迹或者潦草的字迹就减一半的分数。他训练我们的写作技巧和措辞能力，告诉我们要珍惜每一个词，要像打磨珍贵的宝石一样对它们加以润色，在尽最大努力把它们变得完美之前不要把它公之于世。写作对我来说不成问题，但是我通常字迹比较潦草，又杂乱无章，因而从他那儿得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及格或者刚刚及格的分数。期中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优。没有任何的溢美之词，就是一个简单的“优”。而这正是我需要的。他给我们设了一个绝对不可能达到的超高标准，一个我曾经深感不公的标准。然后不断地推动、鞭策，终于使我达到了这个标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原来自己在某些事上可以做得很好，甚至胜过那些聪明的孩子。
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离开。我根本就不属于赖斯修士学校，就像海豚不属于沙漠一样。经过几天的认真考虑，我跟爸妈说了我的决定。在接受了九年的天主教式教育之后，我决定不再继续下去了。爸爸妈妈果真如他们所说，默许了我的决定，并开始为我办理转学手续。
一学期要结束了。我向斯塔克老师和麦肯纳先生告别。麦肯纳先生鼓励我继续坚持写作。我记下了他语重心长的话语：“当你想去从事一项事业，那么这项事业中必定有你追求的东西。”最后一天，我去学校清理完自己的抽屉、收拾好书本后，就彻底自由了。第二天就开始放暑假了，我又可以在慵懒的夏日游泳、晒太阳、出去闲逛了。还出了一件事，让我的父母在我去报到之前开始反思当初同意让我转学去公立学校的决定是否正确。
道奇公园就在卡斯湖的对面，离港丘的直线距离也就一英里。站在外区我们可以看见道奇公园那一片巨大的沙滩，救生塔树立其间，停车场里的汽车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微微的光晕。道奇公园里有纵横交错的小径，几百英亩的树林是人们徒步旅行的好去处。不过人们最为熟知的还是公园的这片海滩。每到夏天来临，总有周边各个学区的年轻人们蜂拥而至。人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因为能在海水里畅游，能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更因为这里是个非法毒品使用的场所。每个晴朗的夏日，道奇公园就散发出一种小型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气氛。沙滩、人行道和野餐的区域挤满了上千名皮肤晒得黝黑的青少年和成年人。这些人大多都穿着牛仔短裤，男孩们赤裸着上身，女孩们穿着露背装或是比基尼。音乐爱好者集结成群，用吉他和小鼓宣泄他们内心的狂躁。大麻和绿叶油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毒贩们公开地叫卖他们的货品。孩子们在摇头丸和大麻的刺激下，或是舞步癫狂，或是身形飘忽，或是躺倒在沙滩上直勾勾盯着天空，统统都被笼罩在毒品带来的迷幻感觉中。报纸已经开始报道这里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有些人被逮捕。公众希望能有更加严厉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家长们才能放心地带孩子来海滩游泳。
尽管港丘也有海滩，但我所在小区的每个孩子都把道奇公园看做最理想的去处。在沉闷的密歇根东南部地区，道奇公园就像是让人们过条河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海德阿什布利①。我曾经去过几次，也是夏天。那个时候爸爸还没察觉到日益浓烈的大麻之风，当他发觉这点后就不再允许我进入公园了。我也尝试着和他争辩，但是他很坚定。“你的朋友是不是都去那不关我的事，”他说， “你不能去。咱们街道的那头就有一片很好的海滩。”
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我已经发现人人都在为去道奇公园而蠢蠢欲动了。从赖斯修士学校那回来后的一天我碰到了汤米，他说：“接下来的这个派对将会给所有的派对都画上句号了。”他们都打算和狗仔的哥哥一起搭车去海滩。“你也应该跟我们一起去。”汤米说。这可是这么多个月来我第一次收到来自他的邀请，天晓得我是多想和他们一起去。“不，”我回答道，“我爸不让我去那儿。”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潟湖。四年前，那个时候我十岁，爸爸准备的一艘帆船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虽然他不善于航海，但他觉得一艘帆船对于家庭的夏日聚会来说是个不错的工具。另外，我们的房子有个天然的码头，这样的便利不用白不用。
那艘船是英式单桅纵帆船，看起来锃亮锃亮的。甲板由涂了防水油的柚木铺成，上面放着几张长椅，都是用漆过的红木制成的，可以同时让五个人舒服地坐在上面。爸爸和妈妈（妈妈从来没踏上过这艘船）给那艘船起了个名字，叫“玛丽安”，这其实
① 海德阿什布利：位于美国旧金山，20世纪60年代曾为嬉皮士聚集吸毒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