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什么都不在乎，人也就无所谓了。”
田野的风吹动热气，路两边的麦田泛出了黄梢。天边有一些云，像透明的棉絮贴着地皮向天空发散。山的影子很远，很淡，和村庄的树木融为一体，在耀眼的阳光下隐现。大路上走着一辆架子车，一个年轻女兵跟在车后。她虽是军人打扮，胸前却没有军徽，腰里也没扎皮带，军装显得落泊，人也有点灰暗。她坐火车从广州过来，在驻马店雇了一辆架子车拉上行李，剩下的三百多里路跟在车后步行。四年前她从城西进城，这次她从城东过来。虽然还穿着军装，脚下的道路仿佛反了一个过儿。
离城很远就看见了泗洲塔。当塔的影子愈来愈高大的时候，县城的影子也愈来愈清晰，如一堆乌云，横卧在开阔的原野上。走过一段洼地，脚下的土地打了一个旋，庄稼地突然变成一片房屋，一条僻静的街道呈现眼前，向县城深处延伸。和西关的热闹繁华相比，东门里很安静。没有货栈、脚行，没有车辆、骡马。一两间小店，像小镇一样冷落。沿街走去，房屋渐次规整，店铺逐渐紧凑，看见十字口的大槐树，就看到了整齐的商铺。从槐树口向右拐，一泓碧波涟涟的池塘围着一处寺院，泗洲塔就坐落在这座寺院里。当年的菩提寺西门，如今挂着人民政府招待所的牌子。背倚池塘的厢房还保留着僧房的面目。一排大房间，灰泥麻草抹出的土墙壁，木格子小窗，土坯炕。1951年夏天，母亲复员回乡的最初一段日子，就住在这昔日的僧房里。
她把行李卸在大房间里。选一个靠窗铺位把毛巾挂起来，搪瓷茶缸摆放在床头高处的窗台上，就算安顿好了回乡后的第一个家。
窗外就是塔。像天上掉下的神龙，不见头，不见尾，只见一段粗大的塔身。塔身上的古砖，灰缝，神龛，随着早晨、正午、傍晚不同的光线，变幻出不同的明暗和色调。
“麦收季节快到了，招待所里人很少。白天我到东墙外菜园里溜达。满园菜疏绿莹莹的，豆角细嫩，黄瓜顶着花。井边有个老农，光着膀子拉动井架上的木杆打水。木桶一上一下，清亮的水花溅落在井台上。我坐在地埂边，看着渠沟里的水往菜畦里流，一看就是半天。
“夜里，我躺在大铺上听猫头鹰在塔上叫。咕咕喵——咕咕喵——月光从窗外泻进来，落在床席上。庙院里静悄悄的，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眼睛瞪着房顶想二哥。离开部队前我给县民政科写过一封信，希望他们帮助调查二哥的下落。是在战场牺牲了？还是去延安路上被害了？是像我一样改了姓名？还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没法和亲人联系？想起马昌，我就在心里念我的咒语，forget！forget！……
“回部队后，我把被民团抓走的前前后后写了一份报告，请求组织调查。回忆起来，事情全是我大哥一手策划。林春长串通民团把我抓走，再把我保释，送回老家。他是想借民团的手阻挡我和马昌投奔解放区。如果报纸上真的登过自新声明，那是我大哥写的，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被拘押在民团团部两天，没人问过我，也没人让我写过声明。
“在等待复查结论的日子里，我懒得拉琴，不想唱歌，也不和别人说闲话。反正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那就随他们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去。一切都很无聊，很虚伪，没什么意思。领导找我谈话，让我相信组织。没过多久，政委就通知让我复员回乡。我不知道他们在我的档案里装了些什么，不知道他们对我的报告究竟做了怎样的处理。临走前于大姐对我说，文工团党委给我写的鉴定不错，说我曾经是积极分子，是党的培养对象。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掉队和生活会的事情也写进去，军装上的徽章一拆，人的心就变得很灰暗。
“离开部队上火车的时候只有小徐一个人去送我，我想把我的提琴留给她，她无论如何不肯收，我只好把它带回来，压在行李下，不想让别人看见。
“回到县城，最怕见的是大老方，听说他调专署去任专员了，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如果大老方在部队，也许他会相信我。”
“我在招待所住了个把星期，组织部通知我到人民文化馆去上班。那是从前的书院，我在县城读书时叫民众教育馆。
“馆长是个三四十岁的女同志。一见面，她说，你是广州回来的？我说，是。
“我叫江静，三十八军下来的。你从文工团下来？
“是。
“在文工团干啥？
“跟团，干些杂事。
“会不会乐器？
“会一点。
“唱呢？咋样？
“也能唱，嗓子不大好。
“她抬头瞟我一眼，写呢？出板报，编快板什么的？
“出板报还可以。
“她挥一下手，咱们先下乡，帮互助组收麦，收完麦再说。
“我站起身要走，她说，哎——你的组织关系呢？我说，我不是党员。
“团员呢？团员也不是？
“我年龄大了，没申请入团。
“她的目光在我脸上闪了闪。不管她对我满意不满意，我对这地方还算满意。是个女馆长，比男馆长更让人放心些。
“她把我带到后院，把老高叫过来。你帮小曾把这间房子收拾收拾。
“老高是馆里惟一的勤杂工。他帮我把屋里存放的檩条、木棍、门框、窗框收拾出去，把地下、墙上打扫干净。烧了一盆面汤，用旧报纸把墙壁、顶棚糊了糊。从另外几间空房子里挑出一些旧家具，擦干净，摆放好。
“经他这么一拾掇，这间房看起来还不错。它在南厢房顶头，门前有条带柱子的长廊，砖铺甬路绕过花坛，从圆门通到前院。门口罩着一棵梧桐树。
“没等顶棚干透，我就从招待所搬过来。
“搬家时我换了一套便装。江馆长一见我就用特别的眼神打量我。那眼神好像说，小曾，你怎么穿这样衣服？
“我低头朝自己身上看。这身衣服很平常，没什么特别呀。这套连衣裙是复员前在广州一家小缝纫店做的，样式并不新。为了穿在身上老气些，我还特意选了一块暗灰色布料，颜色很旧。不知馆长为什么用那样眼神看我。
“后来我发现馆长不断用那种目光瞟我的脚，好像我的脚也让她看不惯。我穿着一双带襻的圆口布鞋，灰袜子。她自己也穿布鞋，可能因为她的鞋没带襻，脚比我肥大吧，可这怪不得我呀！
“下乡割麦那天，我把连衣裙脱掉，穿一件灰衬衫。我觉得这件衣服也许能让她满意。可她一看见我眼里就放光，好像看见了妖魔鬼怪。我低头看看，这衬衫并不花哨，也不起眼，也许因为左胸有个起筋的口袋，我勒着皮带，把下摆扎在裤腰里，胸脯有点挺吧。
“以后我不再看她的脸色。不管穿什么她都不满意，只好随她的便了。
“不看她脸色，她反而对我和气多了。见了我，歪着下颏，笑眯眯地看着我的脸，说话也特别柔和。小曾啊，瞧你们年轻人多有福气呀。以后你负责门口的黑板报，好吗？
“这是我到文化馆后接受的第一份工作。星期一，我把宽凳搬到左边，站上去，用抹布把大门左边那块黑板擦干净，把报纸上选好的新闻、短文抄上去；星期四，再把板凳搬到右边，把大门右边的黑板擦干净，换上新内容。
“过了一些天，她说，工人俱乐部想请人教歌，你不是能唱吗？去给他们教歌，咋样？这是县工会组织的活动，由张干事把人组织好，你去教唱歌。来的人都是县直的干部、职工。有机关、银行、贸易公司、烟酒专卖公司的干部，也有店员工会、搬运工会的干部。
“教歌让我认识了不少县城的干部，也让我的生活多了一点色彩。除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还有‘咱们工人有力量’‘万丈高楼平地起’……每天晚上教个把小时，差不多一星期才能教会一首。然后组织轮唱，比赛。
“这个夏天过得不错。两份工作让我每天都很忙，没工夫去想别的事。文化馆最让我满意的是有很多散乱的古书、旧书，我把它收集起来，慢慢地摆满了床头、桌头。自从离开马文昌，我夜里经常失眠，有了这些书，夜晚好过多了。教歌回来，随便拿一本翻翻，把零碎的感想记到本子上，不知不觉就过了半夜，一夜很快就过去了。笔记本、蓝墨水每月都发，用不着自己花钱买。只是煤油灯罩比别人脏得快，每天都得擦。
“文化馆东院的树上有只猫头鹰，它的叫声没有塔上那只响亮，开叫的时间也晚，差不多要到街上卖馄饨的收了摊，院里院外听不到人声了才会出来。它一叫，我就有点发困。
“我拿起桌边的搪瓷缸，想倒点水喝，听到窗外有什么响动。我拿起手电筒把门打开，一个人影站在那儿。手电光里，一张脸显得很虚，头发也有点蓬大。我惊奇地看着她，馆长？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
“每天晚上出来转一圈，不转睡不着觉。
“她笑了一下，我也笑了一下。
“你天天这么用功，读的啥书呀？
“本来我没打算让她进屋，她这么一说，我只好让她进来。
“她把桌上的书翻转，念着封面上的字：三昧斋笔记。谁的书啊？
“隔壁库房里拣的，一个晚清人写的，不太有名，说不定是本县人吧。
“她就着椅子坐下，眼睛看着我。真羡慕你呀小曾，我像你这个年龄，正在冀中平原打游击呢。天天在青纱帐里钻，别说读书了，夜里哪睡过安稳觉？
“她开始说她的战斗故事，说一阵就夸我，瞧你，年轻，精神，穿啥衣服都洋气。对象在哪儿呀？
“我还没对象，馆长。
“是不是太挑了？到现在还没找到？
“我笑着不说话。
“过了两天，她又到我屋里来。一坐下就说，小曾，给你介绍个对象好不好？
“我说，这事我还没考虑。
“到时候了。该考虑了。
“我不想说这个话题，一时又找不到别的话说，只好站起来给她倒水。暖瓶很轻，我摇了摇，里面没多少水。
“你坐下，听我说。你见过新来的文教科长老梁吗？我的战友。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人很不错，和你很般配。
“她絮絮叨叨说这个梁科长，我耐着性子坐在那儿听。灯光照着她的脸，她的嘴唇像两片竹板，一张一合不停地拍打，那样子让我想到戏里的媒婆。
“她走后，我把剩茶倒掉，门插好，吹灭灯，闭上眼睛在床上翻腾。猫头鹰一声一声叫，梧桐树叶在风里沙沙响。江静的脸和文昌的脸在我眼前交替晃动，胸口像压了一块铅，左肋隐隐作痛，心里很难受，眼角像有个蚂蚁慢慢往下爬，爬过腮帮，沾湿了枕巾。
“马昌，现在你在哪儿？你知道我已经回到县城了吗？你写的信我都收到了，不是心狠、绝情，是伤心、烦恼，没法回信。只要闪出想你的念头，我都会很痛苦。我不想说万念俱灰，可自从认识你，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想着你。无论做什么事，我都会想着和你团聚的日子。好像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们的爱情和幸福。现在一切都没有了。你、我之间突然断裂出一道鸿沟。前边的路再也看不到希望。人生失去了目标，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馆长来给我说媒了。她介绍老梁的时候，像骑兵连的人夸耀他的战马。我听起来只是感到滑稽，可笑。”
“第二天馆长问我，想好了没有？小曾。
“我说，行啊。见见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回答。是想报复他？还是想跟自己较劲儿？
“老梁的个子比文昌还要高，和人说话探着腰，勾着头，身子好像挺不直似的。白白的脸，大大的眼睛，加上一口河北口音，人显得很斯文。
“离过婚了？——这是我见面后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像他这样的干部不用问，都是进城后和老婆离了婚的。
“离了。他说话的声音细细的，听不出什么感觉。
“几个孩子？
“一个。七岁。说完他又补上一句，是个女孩。
“我扭头看他的脸。他两手握着，不抬眼看我，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不出他讲的话是真是假。说不定他有两个、三个孩子？说不定那孩子不是女孩儿？有孩子的人离了婚，谈对象时一般不愿说是男孩儿，男孩儿要父母尽更多责任；女孩儿长大就嫁人走了，麻烦少。
“其实他讲不讲真话无所谓，我没必要跟他认真。和一个不认识的人谈恋爱，就这种感觉。谁对谁都没底儿，看不出各自心里怎么想。谈一阵，我不由得暗自好笑，你真打算和这个人结婚，和他过一辈子？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和我认识，怎么和我谈起来的？他对我有什么感觉？我对他有什么了解？
“怪不得人们把这样的见面说成谈对象，谈对象不是谈恋爱，不需要讲感情。两人坐在一起，就是为了找配偶，星期六床上有个人，生活中有个伴儿，说起来算是有家。”
“每次馆长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就知道她要安排我和那人见面。过后她总会问，感觉咋样？我回答，才见了一两次嘛。
“她对我的回答不满意，我对自己也不满意，其实我根本没找到感觉，为什么不干脆说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