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摸着石头过河：电子厂泡汤，梦难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有着８万万农民的广阔农村大地上率先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副业、办实体，农民开始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慢慢解放出来。
命运对刘永好兄弟来说，已经够垂青的了。他们都捧上了让人们艳羡的“铁饭碗”：大哥刘永言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成都906厂计算机所工作；二哥刘永行从成都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县教育局工作；三哥刘永美从四川农业学院毕业后，在县农业局当农技员；刘永好结束近5年的知青生涯后，到了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尽管已经有着舒适工作环境和稳定的收入，但在国家这一大形势下，刘永好兄弟也开始“不安分”起来。
1982年的春节快要来了，刘永好4岁的儿子说：“爸爸、妈妈，我要吃肉。”为了让自己哭着闹着要吃肉的四岁的儿子能够吃上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刘永好在马路边摆了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出乎意料之外，短短的几天时间，竟赚300多块钱，相当于刘永好当时10个月的工资！
眼看有这么好的收入，四兄弟找在一起一商量，既然修理无线电能挣那么多钱，何不开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中国历来不缺乏有想法的人，但却极度缺乏将想法付诸实践的人。说干就干是刘永好兄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不做二不休，他们很快就将这一想法付诸了实际行动。
第一步是要研制音响样品。对于都上过大学的四兄弟来说，生产电子产品并非难事。他们邀请专家，查阅相关的资料，群策群力，反复试验多次，又征求多方的意见，多次进行改动，最后样品终于出世了。
善于言辞的刘永好拿着他们生产的音响样品来到乡下想找生产队合作，计划筹划着同生产队联办“奇异电子厂”，刘永好兄弟出技术和管理，生产队出钱。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事上报至公社后，便出现问题了。
这一天，生产队长慌慌张张地跑来找刘永好，告诉他电子厂的事情泡汤了。
刘永好一听，脑袋立马轰的一声。为这他们可费了不少心血呀！刘永好急急忙忙跑到公社，找到公社书记打听此事。公社书记说，国家没有这“公私融合”的政策，他们是开黑店。
电子厂被“枪毙”了，刘永好不肯让步：“三中全会已经给中国的大政方针调了弦定了音。公社为何不执行呢？”
书记回答：“国家的政策只承认‘专业户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句话把刘永好说得哑口无言，只好自认倒霉。刘永好兄弟的电子厂美梦没等到实现，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当24年后，刘永好面向《人力资本》的记者谈及此事时，仍然感到无限惋惜：“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了我所在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居然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虽然音响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创业的强烈愿望却被点燃了。当“万元户”成了刘永好的新理想，那是1982年。做什么呢？搞音响投资大，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而搞养殖业不需要很多投资，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那就从养殖业开始做起吧。
当初创业，最大的困难是社会不理解。政策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很大，但社会留给创业者的竞争空间也很大。一旦创业，那些有学识有眼光的人就很容易成功。而现在，成功的几率要小，即使最优秀的人才，成功的可能性也只有百分之一，而失败的可能性会更大。
1.稳中求变：被点燃的创业激情
历史的发展总是在偶然与必然之间为后人留下耐人寻味的思索空间，很难说清楚是历史造就了刘永好兄弟还是刘永好兄弟选择了历史。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每一位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但在“铁饭碗”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中国，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放弃稳定的生活去颠沛流离的摸索。
这阵春风却将刘永好兄弟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开拓和尝试精神吹醒了。1982年，刘大镛虽然已经去世三年了，但父亲生前的经历和言行对他们影响太大了。父亲去得早，没赶上刘永好兄弟的创业，但是父亲的教导却为刘永好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人生基础。父亲一生有着很大的抱负，他总是跟刘永好兄弟讲要不畏困难，敢于去闯，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如果不是父亲当年敢闯才会赢的教诲，也许就不会有刘永好兄弟后来砸锅卖铁的创业了。那个时候商人还被称为个体户，是个很容易被人看低的职业。
没有果敢的行为和开拓的精神，是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天然传承的精神，更成为刘永好兄弟在安稳中求变革的内在因素。兄弟四人不想继续在死气沉沉的机关里耗费青春和岁月，而改变贫穷的生活状况，成为一种最直接的欲望诉求，强烈的点燃着他们心中的渴望——“下海”！
1982年，国家提出科技兴农的口号，经济形势开始有好的转变。农村开始搞专业户，一直没有停过要创业的念头的刘永好兄弟，现在终于等到机会了。
企业家精神中最最首要的一点就是激情。企业家一定要富有激情，要敢于想象实践，探索，也包含冒险，理性地去对待冒险，企业的发展总是有风险。企业的开拓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冒险过程，企业家精神就是激情、梦想、勤奋、拼搏和探索。
八月份的一天傍晚，在刘家泥砖墙茅草顶的小屋里，刘永好四个同胞兄弟，正围坐在一张方桌的四周，举行决定他们命运的家庭会议。
在他们的心中都在强烈的激荡一种施展才华、追求富裕生活的激情。
老三刘永美，是个满脑子里装满了猪仔、鸡娃、化肥、农药的农技员，很想真刀真枪自己闯荡出一番天地，他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
“我爱人是农民，就让我先辞职回家试验，砸了锅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
刘永好也握紧拳头说：
“我情愿冒点风险背‘农皮’，也不肯安安稳稳干一辈子穷教师。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不闯几时闯？农村正在进行改革，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应该投身到这场改革中去，千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趁着年轻，趁着我们还有一股子拼劲，有不算笨的脑子，大干一场吧！可不能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啊！”
心有灵犀一点通，四兄弟都想到一起了。经过三天三夜的家庭会议，最后终于一锤定音：脱“公服”，当专业户！
三哥刘永美率先“停薪留职”，下乡当起了“育新良种场”的场长。为了保险起见，刘永好和大哥、二哥决定随后再跟进。“良种场”的主营业务是孵小鸡、养鹌鹑。
有了上次开办电子厂失败的教训，这次刘永好直接找到新津县县委书记，对县委书记说：“我们兄弟四个都是大学毕业，有知识也懂技术，为了响应国家科技兴农的号召，我们想把自己的技术带到农村去，和农民兄弟科学致富。”
2.千元创业：从人民教师到小商贩
大学生去农村养鸡，这在当时是一种可笑而又近乎疯狂的举动。县委书记试图进行一些劝说，但看到他的坚持和果敢，也不禁为之动容。在给予他们一些政策上的支持的同时，县委书记还下达了一个任务——每年带动十个农户致富。
其实，四兄弟选择来农村做养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79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已经将农业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82年，又提出了“科技兴农”的号召。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而农村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刘永好兄弟敏锐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其实早在几年之前，刘永好就开始在学校的教学楼上养起了鹌鹑。有一年春节，李巍跟着刘永好回新津老家。刘永好的三个哥哥和嫂子们、侄子们也都回来了，吃罢年夜饭，兄弟几个聊天的时候，说起现在的鹌鹑蛋价格卖得真高，鸟蛋那么大，居然比鸡蛋还贵，而且供不应求。发现了能够赚钱的地机会，回到家后的刘永好夫妇就在自家的阳台上搭起饲养棚，试着养起了鹌鹑。每天课间休息时，李巍都要赶回家，给鹌鹑喂食喂水，清理粪便。
邻居们都议论纷纷：一个教师、一个医生，日子也过得去，好好的，咋像个农民似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在单元楼上养起了鹌鹑，这不是不务正业嘛。现在想想，什么叫正业，什么叫不务正业，只要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这就是正业，就是光彩的，不一定当老师就是正，当官员才是正，当军人才是正。事实上不管是谁，对国家，对社会做贡献，就是光荣、光彩和正确的。
鹌鹑越养越多，鹌鹑蛋也越下越多，销路就成了大问题。刘永好自己跑市场，沿街叫卖。不巧经常能碰上他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刘永好就窘迫地把头埋得低低的。晚上回到家里，无精打采。李巍就鼓励他：“抬起头来！甭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经商并不下贱。”刘永好抬起头，深情地看着妻子，目光里满含着感激和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