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晚上，他致电来，说着说着，我困意顿起，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现电话压在枕头底，依稀记得昨夜的事。不知道电话那边的人，诉说半天无人响应，是如何悻悻地放下电话的。
还有天早上，我正欲起床，接到林的电话。他兴致勃勃地说：“一起吃早餐再上班？我带你去吃你最喜欢的药材汤粉。”正欲推辞，他又说，“我很久没有吃过了，你应该也很久没有吃过了，一起去吧？吃了我再送你回来上班。”
我心里一软，说：“好吧。”便速速起床梳洗，十分钟搞定，穿上深色的修身连衣短裙，拿上手袋到门口等他。
但他早已在外面等了，看上去心情大好，一见面就赞我：“你穿这样的裙子很好看。”我说：“谢谢，等我不穿时，可以送给你带回家留念。”他笑，我也笑。
汤粉店依然人头涌动，人来人往。林挑了角落一张小小的桌子，在逼仄的环境中两人抵膝而坐。
药材汤粉的价格已升到九元一碗，物价升得比时间的速度还快。
林殷勤地招呼我，时而把莲藕挑给我吃，时而帮我把碗中的骨头剔走。我任他张罗，默默地吃。当年的情景恍如从未改变，而我，却再也品不出当年的美味。
我不习惯挤在这个杂乱的小店里，与一个男人呼呼地吃一碗药材汤粉，黑糊糊的小桌子，连手袋都放不下。如今我喜欢的，是与吴明一起坐在水边的田园酒家，边看荷花边聊天。
林依然兴致勃勃地说：“后来，我去过很多地方吃，还是觉得这间小店的味道最好。”
我索然地说：“我感觉味道只是一般。”
他说：“那你喜欢吃什么？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我淡淡地说：“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物还是物，人也没非，只是，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便不再了。
日子缓缓地过。
有天晚上，新局长不知道在哪里喝酒，致电我，邀请我出去。我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他在电话中豪气地说：“不舒服就不要出来了，自己人无所谓。你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当我是大哥就行。”
我客气地致谢。
我知道这是试探，不过，他调错频道了。
又有一晚，他与朋友在喝茶，给我打电话：“冰冰，我与朋友在喝茶，要不出来见个面，我介绍朋友与你认识？”
领导的面子总得要给，我以为是正常的朋友相聚，热情洋溢地答应了，速速换了衣服找到茶馆。
赶到那里，已经有三男两女在，我来，刚好凑成三对。
局长看见我来，竟然没有向众人正式介绍我的身份，只是指指我：“这是冰冰。”似乎与我非常熟悉，好像半夜叫我出来喝茶是常事。
那两男两女也不细问，继续之前的话题，看来相互间颇为熟悉。他们的话题，从黄段子到黄色谜语，相当广泛，看来我国的性文化真是源远流长。我一面感叹，一面暗暗问候局长的直系亲属。
我不是善男信女，我会与心上人眉来眼去，我也会与自己喜欢的男人搞暧昧，但我对性的热衷，还远未达到要集体研究的程度。
但我依然不动声色地为他们倒茶，换茶叶，招呼服务员上点心，直到吃喝完毕，互相道别。
回来时，自然是局长送我。他边开车，边慢慢地说：“冰冰，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出来坐坐，别把自己搞成书呆子。”
我恭声答道：“是。”
他道：“我调到司法局来已有一段时间，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拘谨地把手平放在膝上，客气地说：“局长人很活跃，又没有架子，比较平易近人，同事在背后的评价都很好。”
他腾出右手，覆盖在我的手背上，不紧不慢地说：“我问你自己的意见。”
我全身一凉，一股说不出的厌恶涌上心头，轻轻地抽出我的手，左手拿起他的手，轻轻地放在方向盘上，强作镇定地说：“我也认为局长是个好人。”唯恐自己出言不逊，会激怒他。
他自然不蠢，马上打哈哈：“那就好，我怕我太严肃了，你会说我不是好领导。”
我说：“怎么会，今晚局长还叫我出来喝茶，这样的领导哪里找。”
他哈哈几声，再无二话。
把我送到单位附近，不等我说拜拜，他的车子就绝尘而去。我感觉，那车开得有点怒气冲冲。
拒绝就是拒绝，就算再体面的拒绝，也不会让人体会到接受的快感。我靠在司法局的围墙边，叹了口气——我终究是得罪了局长。
得罪一个人，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没做什么。
有天晚上，华致电我，说请我与娜喝茶。
原以为她遇上什么好事了，可是我们一坐定，华却道：“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
我与娜笑嘻嘻地问：“什么坏消息？”
在我们看来，她最大的坏消息，也不过是因为采访不深入，在报道中加了一些想当然的内容进去，被当事人追讨公道。
谁知她认真地说：“我们报社在半年内将关闭，我已决定下月辞职。”
我大吃一惊。本市的这份报纸虽然办得不怎么样，但它隶属市委，社长兼任市委办副主任，据说还有升常委的趋势。市委和市政府一直视机关报为喉舌，怎会关闭它？
华肯定地说：“是真的。内部文件已下发，估计再过半年，全国的县市报都不复存在。”
我好奇地说：“真奇怪了，这么多部门不撤，倒要撤报社？”
华说：“这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决定，与减轻基层负担有关。”
我为华担心起来，说：“那你怎么办？”
她无所谓地笑，说：“我自然不会等到报社关闭的那一天走，我下月便辞职。”
我紧张地问：“那你去哪儿？”
华说：“我想到省城当记者。”
我说：“背井离乡是唯一的选择？”
华不以为然地笑：“当然不是，如果我愿意，还可以继续安排在市委里面的某个科室。我的同事现在正各显神通，有的调到纪委，有的调到市委办，最不济的，也与政府网搭上关系了。”
我说：“那你也可以到市委工作呀，没必要辞职到外面当打工妹。冒这么大的险，不值得。”
华说：“我现在辞职出去，大把报社可以挑，等半年后出去，人满为患，恐怕人家要挑我了。”原来她已先发制人，物色了报社。
娜豪气干云地鼓动她：“趁你现在还年轻有气有力，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要待在这个破机关了，再过三十年也是老样子。”
华大声附和：“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无比惊诧地看着这对狂人。她们的人生字典里，显然有着与我不一样的内容。我千辛万苦追求的稳定和保障，在她们看来，不值一提，
华说：“我在这家报社已工作三年，如果我再不动身到外面走一下，以后想动也动不了了。”
我说：“但你就这样跑出来，无疑丢了一个铁饭碗。”
华说：“铁饭碗也不过是一个碗，难道你能咬碎当成饭来吃？”
想来也是，再好的碗，也不过是用来装饭的。为了一只碗而决定吃什么饭，简直与傻瓜无异。
早请示晚汇报的嘘寒问暖，成了林每天的必修功课。
只是功课做了，不一定会有喜人的成绩。对于他的殷勤，我视若无睹。若是有时候心烦了，干脆直接自立为王：“有事启奏，无事退朝，你跪安即走。”
他也不以为然，在电话中嬉笑，说：“我也无事，只是想与大王说话。”我为之气结。
他说：“与你说话，真是一件开心事。”
我说：“但是我不开心。”
他说：“如果你不开心，你就当我傻子好了。”
于是，他下次打电话来，我便直接称他为“精神病患者”。他貌似对这个称呼受用无比，欢天喜地地领旨称喳。
原来，一旦放弃原则，男人的底线是可以如此无下限的。
我不喜欢同他和稀泥，生气地质问他：“你到底想怎么样？”
他说：“我当你是亲人。”
我说：“你到底是缺爹还是缺娘？”
他依然好脾气地笑：“我当你是兄弟。”
真是拿他没有法子，气得我胸口痛。
该无赖的时候，你扮清高；该理智的时候，你又扮精神病患者。就像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你自己打不好牌也就算了，还影响对手的发挥，人家又没有傻，为什么要陪你浪费时间？
就这样，数月后，我不再接听他的电话。
自从那天晚上拒绝新局长的一双大手后，他对我变得异常客气，他不再叫我“冰冰”，而是连名带姓，叫我“厉冰冰”。我知道他的意思，这个时候在名字前面加上姓，无非是表示与我保持距离。
有的人总是这样，你有表白的自由，我也有拒绝的自由，为什么你可以自由地表白，我却不可以自由地拒绝？用我妈妈的话来说，真是对人“马列”，对己自由。
当然，这句话并非我妈妈原创，她一个在土里刨食的农村老大娘，哪能说出如此有道理的话来。这是一位伟人的话，我妈年轻时偶然听到这句话，惊为天理，从此或灵活或生涩地运用，屡试不爽。比如我小时候教育弟弟时，我妈便说我“对人‘马列’，对己自由”；有时候家中的公猫捉老鼠，母狗追着公猫吠时，我妈也说母狗“对人‘马列’，对己自由”。总而言之，对于我妈来说，“对人‘马列’，对己自由”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格言，可随便暗讽或明刺任何一个人，或一只动物。
我当然不敢说局长“对人‘马列’，对己自由”，否则局长一定会称我为“厉冰冰同志”。
过去，同志曾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呀，可是它现在只有两个含义：第一，当你犯错误或壮烈牺牲的时候，组织会语重心长地称你为同志；第二，当你的性取向与众不同的时候。
我就像一个害怕家长挑刺的孩子，整天惴惴不安，兢兢业业地工作。
一天，有位农村老大爷跑到法援中心的办公大厅，说几个儿子不养他，他跑了几个部门求助不成，最后被人像踢皮球一样踢到法援中心来了。
一位同事接待了这位老大爷后，建议老大爷回村委会开一张证明，证实其家庭困难，而且儿子弃老父不养乃事实，这样法援中心才可理直气壮地为老人维权。
这本是法援中心正常的办事程序，哪料老人也许是被诸多的部门推来推去，失去了耐性，他竟然跑到市政府，坐在大门口捶胸顿足地哭，惊动了整个市政府大院。待市领导细问原因，老人只记得一个法援中心，直接说在法援中心求救无门，唯愿一死。
此事后来经查实，法援中心并无过错，但局长却以此为由头，多次在全局性的会议上，点名批评法援中心“无视基层特困群众的利益诉求”，“影响司法局的形象”。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作为部门负责人，批评法援中心，即是批评我工作不力，管理属下无方。局长此招，无非是隔山打牛，敲山震虎。但我没有与他争辩，因知争论也无用。
你以为机关需要道理么？如果你没有相当的级别，千万别在机关随便与人讲道理，否则，你会越讲越无理，反而落下一个不讲道理不尊重领导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