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般的法援案件，都是输多赢少，这除了某些公职律师不够尽心尽责外，也与当事人本身的素质有关。比如这宗案件的受害人，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弱智少女，家里人最高的愿望，也不过是希望对方赔几百元让她打胎，你能指望他们提供什么有利的证据呢？
本来，我是没有什么信心打赢这宗官司的，但是，现在我有两座靠山，一座叫妇联主席，一座叫党报记者。如果我连这宗官司都打不赢，不如干脆回家种田算了。
当然，在没有名成利就之前，我是绝对不愿意回家种田的。所以，这宗官司我非赢不可。
娜正为此事而烦，一听我的打算便点头叫好。因为那农妇天天带着弱智的女儿到妇联上访，希望妇联出面叫那老头赔几百元钱。
问题是那老头又不是傻子，他既然不承认弱智女孩阿梅的肚子是他搞大的，自然不愿意出那数百元钱。面对阿梅越来越大的肚子，人工流产是势在必行了，那老头更是有恃无恐，经常拿石头砸阿梅家的破房。
越是做了坏事的人，越要通过种种极端的方法证明自己的无辜，这与药家鑫撞了人还拔出刀在人家胸口“弹钢琴”，然后声称自己被父母压迫坏了脑袋，是同样的道理。对这种非比寻常的恶人，只能用更恶的办法来对付。
可能有人会说，这还不简单，可以抽羊水出来做DNA鉴定。如果你稍稍了解一下现在基层的实际情况，便知道这种想法相当天真。
做一次DNA鉴定，最少得花数千元，这笔钱谁来出？你以为“有关部门”会帮你出？想都不用想，现在人家都“专款专用”了，他们或许有钱为祖国喝数千元的茅台，但绝没有余钱为老百姓搞这个鉴定。
更何况，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笔钱应该由阿梅的监护人来出。面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我们的“有关部门”都可以说与己无关，更何况现在此事确实与他们无关！
如果有一个办法，既不用做羊水DNA测试，又可令老头认罪，那么这数千元鉴定费就不必花了。
我把娜与华叫到一起，三个女人胡言乱语了一下午，终于确定了一个吓唬老头的方案。乱世用重典，恶人用毒法，最是适宜不过。
娜喜不自禁，说如果成功了，这个可以作为妇联今年维权的突出案例；华也大喜，说这个稿子如果做得成，可以夺取县市报好新闻奖；我微笑，这个案件，将是我在法援中心打响的第一炮。
对于我们三人来说，热热闹闹地打倒这个下流老头，正是“一家便宜三家着”的事。
一场精彩的演出，有一个出色的女主角已足够，但如果非要安排三个，其热闹、精彩的程度可想而知。
弱智女孩阿梅的家，在距市区二十多公里的阳江村。娜因为当了妇联主席，有专车，得瑟无比，表示要开着妇联的车载我与华去找老头算账。
我虽然没有专车，但是我表示我可以提供车辆，向局长要了一台车。你知道的，这种公务用车，车身是明晃晃的白色，两边都漆着三个蓝黑色的大字：司法局。
无论如何，我们的车看上去，都比“市妇联”三字来得凶猛。
当我与司机大模大样地到市政府和报社接娜与华的时候，她们一看到这车，心照不宣地笑了。
在一般的老百姓看来，司法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这些机关，都有着同样的功能：捉坏人。如果你是一位没文化又做了坏事的老大爷，你看到这车，估计也会吓得胆战心惊。而我，要的正是这种效果。
作为一名立志要演出一场好戏的女主角，行头自然不可轻视，此刻，这辆司法局的面包车，正可壮大我们的阵容。
在村里人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老强奸犯”的家。当然，现在还不能叫他强奸犯，根据法律规定，现在他的合适称呼是“犯罪嫌疑人”。当然，我也不会这样叫他，要懂得尊重人。
“大爷。”这是我对“老强奸犯”的称呼。越是面对你不屑之人，你越要客气，不然不足以彰显你的身份和档次。
果然，这位大爷受宠若惊，因为他在门口看到我们那威严的面包车了，他根本分不清司法局与公安局有什么分别，只知道这些局都是对付坏人的，估计心里早就像揣着两只大老鼠惶恐地窜来窜去了。
就算对方没文化不懂法，我们也不能欺负老人家。因此，我们很严肃地各自介绍身份，连面包车上的司机，我也特意指给老大爷看，“这是我们单位的司机，叫军叔。”
老大爷点头如捣蒜，表示知道了司机叫军叔。
既然连司机都介绍完了，那就言归正传吧。我说：“大爷，你知道我们为何找你？”
那老头倒不含糊，说：“知道，你们就想让我承认傻梅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我老实告诉你们，不关我的事。”
我说：“如果不是你做的就好了，否则你年纪这么大了，我都有点难过。”
老头说：“这种黑心事我不会做的。阿梅是傻的，我不会这样做。”
我接过他的话：“阿梅确实弱智，如果她生下这个孩子的话，得由孩子的爸来抚养。”
老头惊诧地看着我，“她会生下这孩子？她一个傻女敢生下这个孩子？”
我故意无视他怀疑的目光，坚定地说：“对，我们打算让她生下这孩子，然后通过简单的验血就可以找到孩子的父亲。”
老头瞪大眼睛，“真会这样做？”我坚定地说：“我们几个部门打算鼓励她这样做。如果她肚中的孩子是你的，看你身体这么好，应该可以抚养孩子到十八岁，如果你中途去世也没关系，可以由你儿子抚养。”
老头大吃一惊，“哪能叫我儿子养，他在城里找事也不容易。”事前，我们已获知，老头的儿子一家人在城里生活。老头仅有此子，视若珍宝，事事以此子为先。
我肯定地说：“如果你去世了，你的儿子当然有义务照顾他的亲妹妹了。”
老头低下头，不说话。
轮到娜上场了。惯于做妇女工作的她，做起老头工作也毫不含糊，“老大爷，一旦阿梅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证明是你的，我们绝不允许他们再告你了，一定让你好好地活着，照顾阿梅母子俩，如果你没钱给孩子上学，我们妇联会出面，让你儿子出钱……”
老头终于沉不住气了，说：“我是我，我儿子是我儿子，为什么让他出钱？”
娜说：“阿梅把孩子生下来，你们就是一家人了，哪还分得这么清？再说你养大了儿子，儿子帮你养孩子也正常。”
老头终于不说话了，估计心里在做垂死挣扎。我再送他一程，说道：“我们现在就带阿梅到医院检查身体，让她好好安胎，如果生下健康的孩子，将来还要上大学……”
“别，让我想想。”老头低下头，哀叹一声，“是我干的，我以为自己这么老了，不会让她怀孕……”
华终于上场了。她执笔如飞地把老头说的话全记下来。
一切记录完毕，我们把老头送到了派出所，让他自首。
走进派出所时，他还一步三回头，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让傻梅到医院打胎。”
再狡猾的人，只要找准他的痛处，他便会完全丧失反抗的能力。
当天下午，我们到阿梅家中，让其母亲在一份法律援助申请书上面签了名，落款处的日期，提前了一天。这不算造假，必要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做。
回来的时候，我与娜均给华塞了一个红包，虽然不多，但这必不可少。
别以为熟你就可以随便，行有行规，恃着双方熟悉而毫无规矩之人，必定让人生厌。该客气的时候你不客气，好朋友也会变成陌生人。
华也不多言，客气几句便将红包装进包包里。
次日的报纸，用了整版报道此事，主题是：七旬老翁致十三岁弱智女童怀孕，副题是：在法援中心主任和妇联主席的劝说下昨已自首。
不可否认，华的报道相当严谨，既说清楚了事实，又不会给相关部门和自己惹麻烦。果然是聪明女。
我刚看完报纸，桌上的电话便响了。
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对我直呼其名。我一听便陡生恶感，第一反应便是坐直身子，准备迎战。
我虽然没把法援中心主任看成多大的官，但说话时谦和有礼，乃是起码的礼貌。你不愿意叫我一声主任，好歹说话也要软和些。
对方单刀直入，“没经我们同意，你就叫记者把这事报了出去，造成的社会影响你负责？”
我有礼貌地问道：“请问你是哪位？找我何事？”
对方急吼吼地叫：“我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吴明！你们搞这个东西，怎么不问一下我们公安部门？现在你叫我们怎么下台？！”
我缓缓地说：“吴局，我做的只是分内事，为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劝说疑犯自首。报社报不报道此事，那是人家记者的新闻自由，谁也无权干涉。”
对方气结，“司法局与公安局好歹也算是一家人，你这样不是自家人搞自家人？！你这样做，也要告诉我们一声啊！”
我好言相劝，“听说之前阿梅母女俩已到公安局报过案，是你手下的兄弟说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其实村里人都知道此事，你们要侦查真相也不算什么难事。”
我言下之意，是指所谓的证据不足，是办案人员不尽心。用来蒙弱智的阿梅尚可，用来蒙自家人，未免把老虎当成病猫了。
吴明终于软了下来，“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全市都知道此事了，我们的压力会很大。”
我笑：“你们有什么压力？人都已经自首了，你们立案侦查就是了。”
吴明说：“这老头之前曾经被拘留过，他什么也不肯承认。他年纪太大，我们怕出事，动都不敢动他就放了，现在再将他拘起来，恐怕群众会有看法。”
我毫不客气地说：“人家阿梅母女俩已经打算到信访局上访了，你还怕群众有看法？你还是叫手下的兄弟先办案吧，办案过程最好叫记者及时跟进，这样方显公安机关的威力。”
说完，我忍不住笑了，柔声说：“坏事也可以变好事的，相信我。”
对方终于嘘了一口气：“我们再考虑一下。”然后挂了电话，连再见都不肯说。
真有性格。我笑。
当然，他的性格，大概只敢在职位比自己低的人面前显露，如果我是市长，或政法委书记，估计要等我令他跪安，他才敢喳的一声领命而去。
放下电话，我正欲打电话给娜，桌上的电话又响了。
拿起来一听，一个熟悉但又陌生的声音。是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