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每次还不是都这样问。”
两人又嘻嘻地笑。
现在想来，就算是简单的对话，也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林说：“你说话的语气好傻，令人不知不觉也受你影响，现在我连说话的语气都像你了。”
我怦然心动，说：“那是因为你蠢。”
不是真爱对方，又岂能在平淡中也怦然心动？
下午的挂牌仪式简短而隆重，法援中心就设在司法局楼下的大厅里，门口两边摆了两排花篮。掌声过后，常委说话，局长讲话，揭幕，大家鼓掌，礼成。然后，一哄而散。
老赵不知跑哪儿去玩了，美姐边看报纸边打理手指甲，黄黄百无聊赖地看报纸。
那时候，机关的年轻人真的很苦，没有电脑可供上网与各界女青年聊天，也没有“爱疯”手机随时随地听音乐玩微博，闲极无聊只好看报纸，孜孜不倦地从报头看到中缝。所以，那时候报纸的文艺版特别受欢迎，文艺青年也特别多。
唯有我依然在故作认真地看那堆资料。那些资料净是假大空的废话套话，所有的政府文件都有此毛病，跳过五页看与跳过十页看都不会影响你的判断，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它的格式精准无比。
对于我来说，需要学习的正是它的格式。看着看着，我突发奇想：“我是不是可以学习电脑？”
我想象中的学电脑，其实只是学打字。今天，六岁的小朋友都会玩电脑了，但当年，会用电脑打字的人真的很少。那时候开启电脑，有一套复杂的程序，要记得很多英文单词，一一照章操作，才可以把电脑成功地启动。
晚上，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林，林说：“好呀，你快报名学。”
那时候，已经有人专门办电脑培训班了。我们跑去问，收费不便宜，单是学会简单的操作和打字，即初级班，就要收费三百多元，包学会，学多久都可以。
我觉得这样就要收三百元，不值，犹豫不决。林说：“迟早要学的，将来，所有的办公室会电脑自动化，每个人都要用电脑工作。”
当时，我觉得林像在说梦话。但当年遥不可及的梦，现在却成现实了。
我没有报名学电脑，因为我觉得三百元学会开机和打字，不是很值得。放在今天，三百元不过是一件衣服的事，但在当时，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其实，司法局公务员的工资并不低，但我并非公务员，他们享有的很多福利，我都没有。
林很奇怪，问我：“你为什么不学电脑？”我说：“迟些再说吧。”其实我想说，我还要考虑一下。我对小钱无所谓，但对较大笔的钱一直都很谨慎。你不要笑我，在当时，三百元钱真的属于一大笔钱了。
当然，我不是守财奴，只是我从小穷惯了，知道钱来之不易。如果让你从小生长在一个贫穷家庭里，在上中学之前从没有过一分零花钱，在上中学时除了伙食费外没有任何可供自由支配的钱，你一定也会像我这般吝啬。
生活环境决定了生活方式，所以，走在街上时你千万不要埋怨流浪汉肮脏，如果给他足够的钱，人家也可以打扮得比你还光鲜。
我不报名，林也不勉强我。
林是一个识趣的人，我对一件事感兴趣的时候，他会鼓励我，但我表示放弃的时候，他也不会坚持。这叫会做人。
见识过一些男人，往往都没有林的优点。其实很多男人都有这种通病，不懂进退，人家都偃旗息鼓打算休息了，他还在不断地吹响号角叫人上阵，实在不算是女人的知音。
回到办公室上班时，我便特意留意电脑房的事。司法局的电脑房并不大，里面有两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电脑房里的主人公叫阿玉，一名将近三十岁的大姑娘。
阿玉身形巨大，从大学毕业后来到司法局工作，一直待在电脑房里。据同事说，阿玉从没有谈过恋爱。那时候，在人们的眼中，年近三十依然不谈恋爱的女人，就是“怪物”。
阿玉对自己的领地看守得非常严，除了领导可以换鞋子进电脑房外，其他任何人一踏进电脑房半步，她便大呼小叫，平时根本无人敢招惹她。在当时，会电脑的人极少，阿玉在单位的身份，无疑相当于国宝，连领导都让她三分。
而我的想法，是闯进阿玉的领地，免费学电脑。如果我就这样跑过去对阿玉说，估计阿玉会当场把我打倒在地：“你以为你是谁，还想进电脑房动我的电脑，简直是不要脸。”所以，我不可以主动提要求，唯一的途径，是阿玉主动邀请我进电脑房。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要想从别人身上得到，自己必须要先付出，而且要付出得不着痕迹，对方才会放松警惕。
当年的所谓电脑技术人员，其实就是一个打字员。司法局的材料打印好后，局长经常要在上面用笔修改，改得像大花脸一样，然后交给阿玉改，往往要改很多次，才算完工。
对阿玉来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校对。因为领导把材料改得很花，有的地方修改过后，根本看不清楚，这样就必须要重新校对。她要把材料打印出来，与旧材料一一比对，麻烦又费眼力。
某天，我把局长改过的材料送到电脑房。那是一叠汇报材料，下午要用的。阿玉一看到那叠画得花花绿绿的材料，便大呼救命。我说：“是不是很难改？”阿玉没好气地说：“废话，你以为这碗饭好吃么？”
看来阿玉的脾气不太好，我想打进敌人的心脏不易，但我不死心，继续说：“要不我帮你？”阿玉抬起头，说：“你不嫌烦？”
我真心诚意地说：“这些字这么花，如果你一个人改，不知道改到什么时候，材料改不好，局长不但骂你，也会骂办公室。”言下之意，这事我也有责任。
阿玉说：“但是现在快下班了，你中午不休息？”我说：“你还不是没得休息。我们快趁中午改好了，下午就可以把资料交给局长了。”
多么善解人意的小姑娘呀，阿玉同志终于被打动了。她开心地说：“快快换鞋子，进来帮我。”
相信我，不管对手多么厉害，只要送给她最需要的，一切皆有可能。
还有，懂得如何做，与是否做得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时候强攻不得，只可智取。取不了，再攻，攻不下，再取。总之，一个人只要活着，便有死穴。对方有死穴，你就有机会。
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一老太太，丈夫早逝，她与女儿相依为命。后来女儿成年，嫁了出去，老太太自己种田为生，生活无依。
村里人看她可怜，便时不时给她点东西，可她时时婉拒，以“自家有”为由，从不接受别人的施舍。后来，村里人发现，她虽然不要别人给的东西，却极喜欢“不问自取”，比如人家的菜，她趁四下无人偷回家；人家的鸡，跑进她家她便杀来吃；人家晒在门口的花生，她偷回家煮来吃。
她宁愿做贼，也不愿意欠人家一个人情，因为她不愿意在人前当弱者，这就是她的死穴。而有的人，却恰恰相反，他明明有很多存款，却喜欢哭穷。
这就是人与人的不同之处。混迹江湖，各有各的法宝和武器，没有谁的武器更好之说，能否发挥威力，完全看你遇上怎样的对手。
曾经有一位好友对我说：“如果让你好好地上几年大学，好好地学习各科知识，见识再多一些，你可不得了了。”
我笑。也许我真的上了大学，我就是那个北大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跑去卖猪肉养家糊口的人了。
学习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是在课堂上，有的人是在现实中。有些课堂上的尖子，在现实中混得并不怎么样，反而那些在课堂上备受批评的差等生，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例子。
其实，没有谁蠢谁聪明的事，只是题型不合罢了。遇上自己适合的题型，谁都可以成为明星，比如精神病患者，他们之所能，是我们所不能。
整整一个中午，我与阿玉在电脑房里，修改，校对，再修改，再校对，终于在下午两点半之前弄好了材料。
阿玉挺开心，说要到外面给我买东西吃，我坚决不肯，叫她稍等，然后回小小的宿舍做了鸡蛋面，端到办公室一人一碗，吃完正好可以上班。
不要以为刚帮了人家的忙，便可以理所当然地不与人家客气。如果你真想交这个朋友，必须是一再地付出，付出。直到她感觉欠你太多了，才不会对你有戒心。
吃了我的鸡蛋面，阿玉终于真心实意地说：“今天多谢啊，冰冰你真是好人。”
我笑着说：“不用客气。”
通常，我们评价一个人好不好，并不是说他的道德底线有多高，而仅仅是他给你的多，拿你的少，这就是好人的定义。
至少，现在，在阿玉的眼中，我就是不折不扣的好人。
过了两天，做完手头的活，我便到电脑房找阿玉。看她忙得不可开交，我说：“如果我会电脑就好了，可以帮你。”
阿玉忙摆手说：“不用不用。”我却接着说：“我住在单位，如果我会电脑，你就不用经常跑来跑去的了。”有时候局长要临时打印文件，经常叫阿玉回来，她是老城区居民，跑一个来回要一个小时。
阿玉终于动心了：“对，你要是会电脑，就可以帮到我。”
我拿来了本子，记下所有的启动电脑的步骤。阿玉还找来一份以前用过的字根表，让我自己学拆字。
一周之后，我学会了打字，而且速度紧追阿玉，更由于我手指修长，看上去手势比她更熟练。
某天，当我要为局长拟一份总结材料时，我干脆跑进电脑房，直接在电脑上写起来。电脑房的玻璃门外，人们看到我端坐在电脑前手指上下翻飞地打字，无不愕然。
当我把自己用电脑写好的材料交到局长手中时，他说：“听说你学会电脑了？”我说：“是。”局长说：“这么快？以前阿玉要到外面学半个月。”我轻轻地说：“我晚上没事，就过来学。”局长赞许地点头，说：“好。”
我暗暗地笑了。没有人向你提要求，但你不能对自己没要求，不然，你就不会有进步。
因为我学会了电脑，大大地方便了办公室的工作，最满意的是局长，其次是办公室主任李立。
以前办公室要打印什么材料，总得出动阿玉，而阿玉又是一个不好伺候的人，有时候叫她加班还要摆脸色。
虽然在机关单位官大一级压死人，但对于一个脾气乖张的女人，李立完全没办法。她没有追求进步的意识，反正好干歹干都是拿同样的工资，除工资外，市政府拨过来的每人每月的补贴都是五百块大洋，见者有份，除了局长，她实在没有必要对谁客气。
如果旁人想要为难她，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机关混又敢耍性格的人，谁背后没点靠山？谁又会为工作上的事傻到要得罪一个人？
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阿玉的气焰相当嚣张，令李立都颇为头痛。很奇怪，有的人，就是喜欢当刺头，喜欢看着别人头痛，自己则得意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