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3)
文化的良心
——关于《不合时宜的思想》与《思痛录》
案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本是韦君宜的《思痛录》。前者被认为是一部未被阉割的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作品，后者被称为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除了真实，这两本书还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革命。当然，革命与革命不同，前者是两个政权更迭期间发生的暴力革命，后者是一个政权内部发生的从肉体到灵魂的革命。人们习惯上以为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革命才会惊心动魄，然而，中国的“文革”纠正了人们的这一思维偏颇。
先说高尔基眼中的“革命”。《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副标题：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1917—1918年，高尔基作为《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对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的动荡作出了及时的反应，留下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80篇言论，平均每月5篇。这些言论，体现了高尔基对暴力、战争、政治、革命、文化、自由等诸多问题的人道主义的思考。今天看来，他的一些观点不无偏颇，比如他对于政治的狭隘理解，对于革命的负面效应的片面夸大，对于革命与文化的二元对立等等问题的看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还有很大的距离。即使是他标举的科学、艺术、文化、理性、美、爱、关心等概念，仍带有浓重的人性论色彩。他的言论的主题是“革命”，但中心词却是“文化”，“革命”是作为“文化”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之所以反对革命，就是因为革命毁灭了文化，并把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当成了廉价的炮灰。在这里，我们要指出，高尔基毕竟是一个作家而非职业革命家，他不可能看到十月革命与以往一切革命的根本区别。列宁在1918年8月20日《致美国工人的信》中曾对此作过透辟的阐述：“即使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困难的问题。”
尽管作为人性论者的高尔基有着这样那样的偏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本书中发现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而且客观地讲，这类真理在今天听来仍振聋发聩。比如，他的对于言论自由的强调，对于文化救国的见解等。他说：
“在我们罗斯（俄罗斯的古称），关于文化应当无休止地讲，永远无休止地讲。”
“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
“文化工作要高于政治工作。”
“就像科学是世界的头脑一样，艺术是世界的心。……任何东西都不能像艺术和科学的影响一样，如此柔和而迅速地使人的灵魂变得正直。”
“唯一能够解放人并把人变得崇高的革命应当在人的内心进行，只有通过使人消除陈腐思想的霉斑和灰尘的途径，才能完成这一革命。”
高尔基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掌握这些真理，而且更重要的，他是作为一个社会批判者的形象出现的，而这，正符合西方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他说：“不管政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来说，《不合时宜的思想》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社会的良心、文化的良心，并不为过。
再看韦君宜所描写的“革命”。与高尔基的当下思考不同，《思痛录》是在多年之后对历次革命的追忆。它更重史实，较少评议，但字里行间浸透了她对革命与文化的焦虑。她写了许多文人的不幸遭遇，写了作为农民和政治家的陈永贵的尴尬，写了军代表进驻出版社之后的种种劣行。她要告诉人们，这些革命的本质都是对文化的戕害。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反文化的大革命、没有文化的大革命。十月革命对文化的局部破坏，与中国的文革比起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因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革命，所以韦君宜比高尔基便多了一分情感：忏悔。在经过一次次整人、被人整的“革命”之后，一个人能有真诚的忏悔并不容易，而要做到大彻大悟更是难上加难。作家牧惠的一段回忆可以佐证这一点。他与韦君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中宣部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当时围绕白桦的《苦恋》该不该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韦君宜做了这样的表态，她说：“在公共汽车上，人们说，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
人们往往会有一种误解，以为在文革这样惨痛的经历之后，人们也许会变得清醒一些，其实不然。文革过后，我们分明看到，除有的人大彻大悟外，有的学会了明哲保身，有的变得噤若寒蝉，有的更加善于见风使舵。所以1981年的韦君宜有这样的文化良心，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谈了这么多“文化”，有人会说，康生、“四人帮”等也算是文化人，但整起人来，不是比谁都野蛮、都没有文化味吗？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良心。有文化的不一定有良心，有良心的不一定有文化。既有文化，又有良心，像高尔基、韦君宜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原载《文汇报》1998年11月5日，《杂文选刊》1999年第1期转载
可贵是书生
—读袁鹰《两栖人语》札记
两栖者，编辑兼作家之谓也。用在袁鹰身上，再合适不过。但他至今认为自己是业余作者，这与他一贯谦虚的品德是一致的。反映在这本书中，我们注意到，名为《两栖人语》，实际所展现的更多的是他做编辑的一面，而作为作家的袁鹰，表露不多。
作为编辑，就免不了和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作家们打交道。袁鹰从1945年12月进入报界，先后在上海的《世界晨报》、《联合晚报》、《解放日报》供职，1953年初调到《人民日报》，直到1986年底退休，前后达40年。他写了领袖人物毛泽东、陈毅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诗作的背景；写了他身历的几位领导兼师长姚苏凤、陈翰伯、魏克明、胡乔木、邓拓；写了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三位主任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还写了他与著名作家夏衍、冰心、巴金等人的交往。这些文章，从编辑的角度着眼，从小事写起，比如，写陈毅的不忘欠债、稿酬只要一家、篇幅由编辑部定，写胡乔木、邓拓的才学品行和精通业务，写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人的字迹工整，写茅盾、夏衍、冰心如何用新闻稿的背面或普通稿纸写作等等，意在展示他们耀眼的人性光辉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古人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前辈的熏陶和滋养，尤其是在他成长的初期，长者的一句话、一件小事，就有可能直接影响他整个的生命轨迹和人格构成。袁鹰有幸，得以结识这么多的才俊之士——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正直、善良，有思想涵养，有书生意气；但另一方面，同样有幸和这些先辈打过交道的，不少人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有些人甚至是交道只管打，假、恶、丑照旧做，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个人的造化和修炼，在于他是否也是一个“臭味相投”的书生。
几年前，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举办的一次春节茶会上，作为老领导的袁鹰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人民日报副刊是反映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当时虽有所感，但体会不深。看完《两栖人语》，对这句话的蕴涵才有了切实的感受。
这本书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谈论杂文和杂文家的命运的。那是一段知识分子的伤心史。先是1957年的“丁酉之难”，杂文界受到牵连的就有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一二十位，这些是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过作品的。从全国范围看，就难以数计了。其后，1962年５月到12月，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在人民日报开办《长短录》专栏，结果在文革初期，这些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吴晗和孟超两位遭迫害至死。袁鹰先生不只一次地追问：他们反党吗？党报的杂文到底应该怎么写？他思考的结果是：“大家沉醉于虚假的、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间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渲染一种歌舞升平的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严重的失职吗？”
当然不仅是杂文，整个党报副刊，乃至整个党报的宣传，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一个“度”的问题。多少年报海沉浮，多少次世事沧桑之后，袁鹰先生指出：“所谓‘禁令’云云，有的也是自禁自律，自己给自己设下一个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真的大胆往前迈一步，也未必就会怎么样。禁区是人设置的，也是人突破的。”这样的经验之谈，对于那些不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办报上，而是用在琢磨领导的意图，考虑领导的好恶，怕这怕那的新闻主管来说，会不会有所启迪呢？
曾几何时，“书生办报”与“政治家办报”竟成了一对对立的语汇。现在想来，如果胡乔木、范长江、邓拓等人都只能算书生而只有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人才算是政治家的话，那么群众宁愿让“书生办报”而不欢迎“政治家办报”，因为这样的政治家不过是政客和党棍而已。书生何罪？以最低标准——书呆子来说，他们不会逢迎拍马，不会落井下石，不会干任何对不起人民的行径，更何况像胡乔木、邓拓这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修养的书生，他们只会对人民有功，对社会有利。
谈到邓拓，袁鹰写道：“邓拓首先是革命战士，然后才是诗人。”谈到讽刺诗作者易和元（曾岛）时，袁鹰做了这样的评价：“易和元首先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投身革命多年的新闻工作者，然后才是一位讽刺诗人。”读《两栖人语》，我觉得这些话也完全适用于袁鹰。他首先是一位对党怀有无限忠诚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兢兢业业的新闻工作者，然后才是一位作家。尽管他和许多同时代作家一样，在共和国的非常时期，饱尝了屈辱和磨难，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时刻把自己的命运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才是一种真正共产党员的情怀，一种难能可贵的书生意气。
文章的最后，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么一本16万字的书，竟出现错字、漏字、颠倒等错100余处，我看这套“红嫁衣文丛”的责编和校对真该向当年的“做嫁者”袁鹰诸先生学点“技术”，学点“心术”了。
1999年1月26日
那一代人的幸与不幸
—读袁鹰《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鹰的名字是和《井冈翠竹》一起深深印入脑海的。没承想多少年之后，我参加工作走进人民日报文艺部，在部里的新年茶话会上，来了一位胖胖的、和蔼的仁厚长者，同事们纷纷起立，叫他“老田”，老田微笑着与众人一一握手，其情融融，其意殷殷，让我有如沐春风之感。老人坐下后，同事告诉我：这就是袁鹰，他的本名是田钟洛，报社同仁便都叫他老田，做过多年的文艺部主任。
著名作家袁鹰和文艺部主任老田，到这时才重叠在一起，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的身边就有名人。
后来接触多了，他的人格魅力——正直、宽厚、豁达、勤奋、敢讲真话、乐善好施等一点点散发出来，感染着我的心灵，也算是弥补了未能与老人共事的些许缺憾。
几年前，袁鹰先生的《两栖人语》出版后，蒙他见赠，对他的报人生涯略有了解；及至这次读《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算是较为全面地认识了这位前辈在报社三十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了解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幸与不幸。
袁鹰先生从1953年初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到1986年底离休，其间30多年，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具体到意识形态，具体到文艺界，说那时的人民日报文艺部处于风口浪尖、漩涡中心，并不为过。从1951年批电影《武训传》，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批胡风，1957年杂文界的“丁酉之难”、大跃进，1962年杂文栏目《长短录》的夭折，到十年浩劫，天安门事件，新时期思想大解放，波谲云诡，风雷激荡，可以说从未消停过，而很多批判是由《人民日报》打响第一炮的。袁鹰先生作为历史见证人，认为自己能亲历世纪的种种狂风骤雨，烈火严霜，月暗花明，天崩地裂，是一种幸运，一种机缘。西方人称新闻是时代的了望哨，从这个角度来说，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漩涡中心，对于一个渴望平淡生活的普通人可能是不幸的，但对于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则是大幸。
袁鹰先生的幸还在于他长期作为党报副刊的一名负责人，得以有较多的机会经手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诗，而且注意到这些革命前辈的诗词手稿，从不用打字稿、秘书抄录或复印件，一律都是亲笔手书，直接寄到编辑部，很少寄给个人，将自己看作普通投稿者一样，并无特殊之处；有幸与文化官员周扬、胡乔木有近距离的接触；有缘和冰心、夏衍、赵朴初等文化老人时相过从，感知他们的人品、文品；更有幸结识邓拓、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等一批有书生气质和文人风采的上司，领略他们的人格魅力；同样有幸在拨乱反正期间组织撰写、编发了大量反对极“左”路线的文艺评论和副刊文章，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尤其是经他发表的几篇“问题稿件”，如乐秀良《日记何罪？》（1979、8、4），有名的“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980、10、8）和绍兴五中老师章玉安的诗《假如他还活着》（1980、10、20），在今天读来，犹觉振聋发聩，让人不由佩服他当年的魄力与胆识。
作为一位过来人，袁鹰先生的这些回忆文字中，多了一份澹定，少了一些抱怨；多了一份反思，少了一些激愤；多了一份忏悔，少了一些辨白。这是穿透历史风云的文字，是穿透个人恩怨的文字，但是透过这些澹定的文字，我更深地读懂了当年的隐隐风雷，读懂了那一代人的不幸。
首先，撇开十年浩劫不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艺战线上刀光剑影，寒气逼人，一个小小的文艺问题动辄上纲上线，或把人打成反革命，使文艺界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灾区，吓得众人噤若寒蝉，文艺园地日见荒芜。从批《武训传》开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文艺界人士普遍感到脑袋上顶着一颗雷，不可能放开手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
其次，如此过度重视文艺的舆论氛围，造成了“歌德”文字盛行，说真话倒霉的现实。这部书中，牵涉到杂文的篇章占了不小的比例，从胡乔木、夏衍等人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到1957年的“丁酉之难”，1962年杂文栏目《长短录》的夭折，一直到赵丹的遗言，我们发现由鲁迅先生开创的现代杂文尽管一直被奉为经典，但真正的鲁迅风杂文带给作者、编者的只有灾难。不仅一大批杂文作者，像邓拓、巴人、吴祖光、邵燕祥等先后罹难，编杂文的陈笑雨、袁鹰等人也备尝苦果，陈笑雨竟至自溺身亡。事过多年，袁鹰先生痛定思痛，剀切陈辞：“说长道短，本来就应该是舆论的天职，是舆论为社会、为国家、为广大读者应尽的责任。”“如果从上到下，大家沉醉于虚假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生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满足于莺歌燕舞的升平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严重的失职吗？”袁鹰先生问得好，可是他赶上了那样一个不敢说真话的时代，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大不幸。
人是不可能选择时代的，时代可遇而不可求，这是人的命；但生在一个时代，不管它好也罢歹也罢，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影响、改变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这是人的运。袁鹰先生赶上那样一个幸或不幸的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管做弄潮儿还是吹鼓手，都坚持了自己的书生意气和文人品格，为周围的人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小环境，就凭这一点，他有理由赢得我等晚辈更多的敬重，也值得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员深长思之。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1月15日
胡耀邦的常识理性
—读满妹《思念依然无尽》
读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不禁被胡耀邦崇高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勤奋好学、开拓创新、呕心沥血、清正廉洁的形象已然让人感动，而他在非理性年代所葆有的常识理性，更焕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辉，烛照读者的心灵。
1965年1月29日，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讲话，指出要把道路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区别开来，他顺手拿起讲台上的有个缺口的茶杯，说：“缺点，缺点，只是缺了这么一点。这个茶杯还可以用嘛！我们不能因为缺了一点，就把它扔了。”他的意思是说，对待一个文艺工作者，要善于用其长，而不是老盯着人家身上的缺点不放。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他们的创作能量。
1966年初夏，《北京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游泳也要突出政治》，胡耀邦听后，嘿嘿一笑，幽默地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应该突出鼻子，不然就会呛水。”他主持中科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去古脊椎研究所检查工作，听说研究室里的化石保管不善，便说：“搞古脊椎的，化石破坏了，你们还研究谁去？你们这个所，要高举骨头前进！”在一个事事突出政治的年代，他说要“突出鼻子”；在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前进的年代，他却提要“高举骨头前进”，这些口号不是他故做惊人语，更不是说他不懂政治，而只能说明他更尊重科学。
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解决右派问题上是非分明，当改正的右派突破五十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1984年底，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他在重庆一名干部来信上批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要纠缠极度细微的小节，似乎被落实政策的人占了什么便宜。其实，人家受了多年委屈，吃了多年的苦头，怎么会有便宜占呢？”胡耀邦在这些问题上的果决勇敢，一方面可能与他本人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亲身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处处替别人着想，有拯万民于水火的恻隐之心。
1986年4月，他在河北省易县向各级领导干部谈话时指出，我们的一切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并风趣地说：“新鲜经验只能够在实践中产生，不可能在中南海产生。中南海能产生什么呢？中南海只能产生鱼，鱼不是什么新鲜经验嘛！”
胡耀邦还有很多常识理性，比如，以“两个不管”对“两个凡是”，推动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理论问题要勇敢”、“改革困难，不改革就更困难”等等，在今天看来，也许觉得只不过是常识理性而已，可是在“左”的流毒根深蒂固的时候，在习惯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这些提法则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不仅冒着掉乌纱的风险，而且可能是生命的代价。一个人如果不是发疯，他多多少少总应该有一些常识理性的，听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些口号，就应该知道它们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在现实中也行不通。一亩地能产上万斤、十几万斤粮食，一个人能饿着肚子闹革命吗？可是为什么就有人信，就有人奉若神明？原因在于“个人崇拜”盛行，说真话遭殃。只有一个脑子在思考的民族是可怕的——当这个脑子健全的时候，什么都好说；一旦这个脑子出了毛病，那么全民族都要跟着疯狂。可贵的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中的不少精英站了出来，以他们的胆识和良心撑起了一个民族精神的标杆。这些人中，有高级知识分子梁漱溟、马寅初、顾准，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不肯举手的老党员陈少敏，有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还有林昭、张志新、李九莲……
在政治开明、经济腾飞的新时期，我们的常识理性是否可以休息了？不然。胡耀邦推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提出的“四个有利于”的标准，不都是我们党在新时期作出的理论创举吗？为什么在今天有不少主流经济学家受到了普遍的指责？人们或许不懂他们的高深理论，但人们知道，如果中国平均一个家庭拥有一部汽车，那么全地球的石油都不够中国汽车喝；如果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看不起病，教育产业化就是要让穷人上不起学，住房改革就是要让工薪阶层买不起房，那么改革的意义何在？如此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能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吗？这明显不符合人的常识理性嘛！好在还有很多有识之士在呼吁、在谋划、在奔波，为了民族的繁荣富强而殚精竭虑，为了托起祖国的明天而呕心沥血，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胡耀邦，一个逝去的背影，个子不高，却须仰视才见。他的雄才大略难以企及，那么学一点他的常识理性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