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些人所说的君子小人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如果说到私德，和章惇的耿直孤傲相比，恐怕元祐的各位贤人仍然会感到愧疚的；如果是说政见，我没听说过还有根据政见来判断君子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指责信奉新法的人为小人，那么，信奉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相差多远呢？章惇报复元祐时的人，那种残酷的程度确实比元祐时厉害，但是，也要看到，元祐时人报复熙宁、元丰时人的残酷程度，也比熙宁、元丰时厉害多了。用正直来报答怨恨，这是一种美德。然而这只有崇尚道德的三皇五帝才能做得到，怎么可以拿来要求章惇呢？而且，元祐的各位都自称是君子，他们的道德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呢，何况章惇这样的人呢。我认为，章惇就是一个有才干但喜欢负气的人，至于说他是奸臣，我不能理解。
蔡确（公元1037—1093年）根据《宋史》本传记载的事实考察他，他其实就是个小人。然而，王安石执政八年中，始终没有委派他太重要的工作，官职也只是到知制诰而已。王安石施行新法，也没有借助他的力量。不能说是王安石任用过的人。
王韶（公元1030—1081年） 王韶的功劳都在前面具体介绍过了，《宋史》本传仍然严重地诋毁他，这里不再辩驳。
熊本（公元1026—1091年） 熊本的功劳也在前面介绍过，但《宋史》本传对他也有微词，这里也不再辩驳。
郭逵（公元1022—1088年）、赵卨 郭逵、赵卨都是王安石任用过的边将，在对西夏、安南的作战中都立过功，《宋史》对他们也有微词。
以上四个人，都是功劳和过错不能相抵的。古代的名将，往往都是这样。使用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某种才能，为了取得成功而已，这些根本不是王安石的缺点。
范子渊 王安石任用的兴修水利的人。《宋史》中没有他的传，但《河渠志》记述他建设过的水利工程非常详细，大概他极力主张疏通河道，并能发明一些新的器具用于水利工程，也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宋史》对于王安石的政绩，没有不进行诋毁的，所以对范子渊也说他迎合王安石来邀宠，又说他发明的器具没有用，但如今历史陈迹已经湮灭很久了，他们的是非我也无法查明了。
薛向 唐坰弹劾王安石，说他对薛向、陈绎颐指气使，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奴一样。王安石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曾经举荐薛向管理马政，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又举荐他为江淮发运使，不久又举荐他为权三司使，对他的信任是很深厚的。薛向在这些单位工作成绩都很突出，马政、漕运经过他的治理，都革除了过去的弊病，熙河战役，物资转运没有出任何差错，他在理财方面的功绩，大约和刘晏相当，即使《宋史》也很称赞他。王安石善于使用有才干的人，这也是一个例子。只是很奇怪，《宋史》在薛向的传中，对于王安石屡次举荐他，只字不提，是不是不想用这样的事玷污薛向呢？唉！
陈绎（公元1021—1088年）唐坰把他和薛向并举，他们都应该是王安石非常信任的人。熙宁间曾经知开封府。《宋史》本传只有寥寥数行，只有论事不避权贵，当政的时候坚决摧毁豪强结成的朋党，审理案件常常为人平反这三句。此外就是诋毁他的私德，揭发他的隐私，说他的儿子和媳妇一天晚上都死在士兵手里。又说他善于伪装成忠厚老实的样子，多事的人看他像“山寨版”的颜回。在他的传的后面，史家说：“陈绎喜欢迎合别人做事，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对闺门管理不严，发生了那样的事，廉耻都没有了，虽然很有管理才能，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根据这些材料来推论，陈绎一定是个操守严正做事很敏捷也很明白的人。古代那些老实守法的官吏，他们的政绩有很多是非常可观的，只是历史很少记载。却说他“伪装成忠厚老实的样子”，我不知道写史的人是怎么知道他一定是伪装的；他的儿子和儿媳死于非命，和他有什么关系，凭什么指责他“廉耻都没有了”？“虽然很有管理才能，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古往今来有这种论人的方法吗？从古至今有这样的“史笔”吗？关键的是，只要是王安石关怀过的人，即使是好人也会被说成是强盗，这是全部《宋史》的一贯宗旨。
邓绾（公元1028—1086年）邓绾的确是个反复小人，在王安石提拔的人当中，这个人是最为不肖的。王安石虽然曾经推荐了他，但后来讨厌他谄媚自己，于是，自己弹劾自己举荐失误，王安石绝不文过饰非，这里可以看到了。然而，世上却说他喜欢谄媚的人，为什么他做的正好相反呢？
许将（公元1037—1111年）他究竟是不是王安石举荐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然而，他在熙宁初年被破格提拔，不能说没有王安石的作用。欧阳修曾经称赞他文章风格像王沂公，考中进士授予外任做满一届之后，不愿参加馆职考试，这点与王安石一样，对荣誉和利益看得都很淡泊。王安石很欣赏他，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他在担任流内铨判官时，因为考核汇总官员的名声、政绩而闻名。辽国用二十万大军威胁代州边境，要求割去代州土地，朝廷派出的使节都不敢去，许将慷慨请求派他去。当面使得辽国的使节萧禧折服，完成了他的使命安全返回。他在酒席宴前，杯酒之间，用外交谈判的手段使敌人折服的功劳，不在富弼之下啊。
他做尚书兵部判官，整理保甲法，成绩卓著。他知郓州，老百姓没有犯法的，父老乡亲感叹说：“自从王沂公后五十六年，才见到监狱空了。他做兵部侍郎，逐条讲述军事策略非常全面，等到用兵西夏的时候，神宗让宦官问他兵马的数量，他马上写好呈递上去。第二天再问那些大臣，没有人说得上来。到了绍圣（公元1094—1098年）初年，有人提议要挖司马光的墓，他又进谏制止了这件事。由此看来，许将这个人，才干、谋略、品德、度量都是非常优秀的，王安石在执政的时候特意提拔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宋史》在他的传后面评论他的时候，只说他努力制止发掘司马光墓这件事是可取的，其他的事一概不提，这样随意地表现自己的好恶公正吗？
邓润甫（公元1027—1094年）由于王安石的推荐被任命为编修中书户房事，不久又被提升谏院知制诰，多次升迁后做了御史中丞。他在成为进士后，曾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的人，召他参加考试，他没有参加。王安石喜欢他的淡泊名利。元丰末年（公元1078—1085年），神宗派遣李宪征西夏，邓润甫极力谏阻，不久就被蔡确陷害了，丢了职位，被贬知抚州。这个人也是个很耿直的人。《宋史》谈论他的时候说：“邓润甫最早称赞提出继承熙宁、元丰变法遗产的主张，虽然还有其他长处，也就没有什么可观之处了。啊，这又是和韩绛、元绛、陈绎各传的笔法相同啊，一旦和奉行新法沾边，有了再多的优点也装作看不见，王安石任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是小人呢？
王子韶 王子韶也是一个善于钻营奔走，追逐名利的人，王安石最初用他为制置条例司属官，后来提拔他做了监察御史里行，很快就被罢官，知上元县，也许王安石自己意识到用错人了？
吴居厚（公元1039—1114年）吴居厚虽然不是王安石举荐使用的，但王安石记录了他的功劳并提拔了他。开始时做武安节度推官，推行新法特别用力，统计闲置的土地，均给梅山的瑶民进行耕种，取得了一定成绩，升为大理寺丞，补司农属，后来出任河北常平仓提举。以新法为典范，增订补充调整《役法》五十一条，史书上说他工于心计，精心筹划，查考审核，征得赋银盈余数百万。又说他鼓励莱芜、利国两个地方的官员自铸大钱，每年可获得十万缗（一缗为一千文钱）的收入。元祐（公元1086—1094年）时，治他的罪。绍圣（公元1094—1098年）期间，为江淮发运使，疏通支家河，以利漕运，楚、海之间的人都靠它来获得好处。
崇宁（公元1102—1106年）期间，他被任命为宰相。史书上说他在位的时间长，没有非常明显的毛病，但善于聚敛财富，被看作最大的污点。如今以《宋史》本传指责他的罪状来看，他核实闲置的土地均给瑶民，非常符合招抚的政策。冶炼铸钱，使得一个国家的金融货币更充实，国家与百姓都得到它的实惠。如果说到他疏通河道，以利漕运，这是史家也肯定的。这些都不能说他搜刮民财。只有每年征得赋银盈余数百万，果然是用损害百姓的办法来使得国家获利吗？也许是他办理得法，自然取得的效果？今天已经很难臆断了，为功为罪大概也没有定论，然而，史家特别讨厌他，却仍然说他没有明显的毛病，可见这个人是很能知道自尊自爱的，既然能够知道自爱，而理财的能力又如此厉害，那么，王安石把他从一个小官吏提拔上来，也不能说是做错了。
张商英（公元1042—1122年）唐坰说，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而近代的大儒颜习斋也说张商英善于理财，可以和薛向相比，不知颜习斋依据的是什么书。《宋史》本传记载，张商英曾当面说服了章惇，章惇对他非常敬重，回来就把他推荐给了王安石。因此得以被召见，提拔他做了监察御史，但很快又被贬出朝廷，直到熙宁末年也没有被委以重任。他是否被王安石特别倚重，已经很难考察。哲宗亲政以后，张商英上疏严厉弹劾元祐时的那些大臣，所以，当时的所谓士人君子，特别讨厌他。宋徽宗崇宁初年（公元1102—1106年），蔡京做了宰相，张商英又上疏弹劾蔡京，说他身为辅佐皇帝的宰相，却一门心思地巴结逢迎皇帝。
蔡京因此怀恨在心，把他编入元祐党人籍。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代替蔡京做了宰相，他说，蔡京虽然主张“绍述”，即恢复熙宁、元丰时的新政，但他的目的却是要挟持皇帝，禁锢士大夫。于是大力改革弊端，蔡京曾铸造一种大钱，一枚可以当十枚用，可大钱的实际重量还不到三枚小钱，张商英对此进行了改革，规定一枚大钱只能当三枚小钱，稳定了货币；他还恢复了转般仓，禁止运送漕粮的漕船直接抵达京城，推行货币交换的办法促进商品的流通，免除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来解放民间的生产力。他还劝宋徽宗不要太奢侈，要崇尚节俭，不要大兴土木，不要心存侥幸，要有一点危机意识，宋徽宗颇有些惧怕他。而且，张商英也不辱没王安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孙觉（公元1028—1090年）孙觉与王安石关系很好，王安石执政以后，举荐他为直集贤院，后来因为对新法有意见，被罢了官，史书对他很赞赏。不过，他与王安石的友谊始终不变。王安石去世以后，孙觉写了一篇诔文来纪念他，极力称颂他的美德。
李常（公元1027—1090年）王安石举荐他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来因为新法发生争执，被罢官，史书对他大加赞赏。
陆佃（公元1042—1102年）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执政以后让他做了学官，始终能尊敬他的老师，只是不参与政事，所以《宋史》也很少诋毁他，只有一点不满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