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一个人，前后十余年，他的言论竟如此不同，完全相反，难道前面从未见过的改革真把他吓坏了，等到改革有了显著成效的时候，才不得不从心里折服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非常之愿，黎民惧焉。又说：一般的人可以与他共享成果，很难与他谋划事情的开始。以范纯仁和苏轼的聪明，他们的见识其实不过与黎民百姓是一样的，王安石把他们都称之为流俗，并不能说是诬蔑。然而，范纯仁、苏轼能够觉悟前面说的不对并翻然改正，最终并不失为君子的过错。我只是非常不理解司马光，在王安石尚未推行募役法之前，他曾特别谈到差役法的弊端，首先提出了募役的想法。等到他坐上宰相的位子，却对那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蔡京言听计从，把老宰相王安石的做法全部推翻了，甚至不惜放弃自己以前的主张，如果说他嫉妒王安石，以为这件功劳本应该是自己的，现在被王安石拿走了，所以不惜把它毁掉，以快慰自己。但以司马光这样的贤德，我却不敢这样地怀疑他。然而除此之外，我又想不出他的居心究竟何在。
第六，其他关于民政财政诸法
以上讲到了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四种新法，都是当时王安石特别创立的关于民政、财政的新法。其他根据旧法进行整顿和改良的还有很多，这里简单地讲一讲。
（甲）农田水利法
王安石刚一执政，就派遣诸路的常平官让他们专门负责农田水利的整修。官吏和百姓中凡是了解土地种植方法，了解水塘、圩埂、堤堰、沟渠的利害关系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行之有效的，还要根据功劳的大小给予报酬和奖赏。后来他当了宰相，仍然在这方面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史称自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至九年（1076年），各个州府和诸路兴修的水利田，总共有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王安石兴修的水利工程不可胜数，从大的说，疏通黄河、清理汴河。王安石在谈到疏通黄河的时候说：黄河向北泛滥，侵占公田私田非常之多，河水散漫，时间长了，就会壅塞不畅，淤积严重。过去修了二股河，费用很少，但使得公田私田都显露出来，昔日的盐碱地如今都成了肥沃的土地。这时，司马光和欧阳修都出来阻止他，欧阳修说：开挖黄河就像是放火一样，不主动去开挖，等它决口，就像是失火，与其使人辛劳，不如不要开挖。王安石说：使人辛劳却除去一害，这就是百姓受到伤害还愿意跟随他的缘故。就是这两种说法，一种是为了偷安，一种是任劳任怨，其中哪一种更得民心，大概能看得很清楚了。
清理汴河的建议，也是王安石最早提出来的，直到他请求退休之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才开始动工，用了四十五天完成。这两件事，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我说不好，但足以证明王安石对老百姓的事是尽心尽力的。当时苏轼上疏诋毁他，他说：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老百姓和天下万物都要繁衍增生，而四方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的东西也已经用尽了，如今想要开通水路并加以利用，一定是自寻烦恼。这都是把不做事当作主义的人做的事，当时读书人的风气就是这样。中国直到今天，没有被开发利用的东西仍然遍地都是，更何况大宋在经历了五代的大乱之后，而真宗、仁宗时的凋敝又如前所述，说已经没有可以开发利用的东西了，欺骗谁呢？
（乙）方田均税法
方田均税法是王安石制定的整理田赋的税法。史书上记载了这件事的始末：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八月，神宗下诏让司农寺将均税条款和丈量土地的办法向全国颁布，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当作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这一年的九月，县令委派官吏，分别土地丈量。随着山坡、原野、平湖、沼泽来确定土地的面积，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辨别它的颜色，丈量结束之后，再按照土地的位置和颜色确定肥沃或贫瘠，并分成五个等级来确定税收的标准。到了第二年的三月，这项工作结束，张榜向百姓公布，一个季节没有人提出异议，随即登记颁发田产证，和登记庄田的账簿一同发放，作为征收田赋的凭证。按照均税法的规定，各县以过去规定的数额作为赋税的基础。
过去官府曾向百姓加征杂税，例如米不到十合而按一升收，绢不满十分而按一寸收之类，如今不能用这个数平均分摊，增加扩展，以至于超过了原有的数额。凡是超过原有数额，增加数量的，都要禁止。如果是贫瘠的不毛之地，或众人共有的山林、水塘、路沟、坟墓等，都不收取赋税。另外，凡是田地的四个角，都用土垒成田埂，种上田野中适宜的树木，堆土作为标记。有登记方田的账簿，有登记庄田的账簿，有登记保甲的账簿，还有每户的田产证，其中有人如果要分家另过，或典当买卖，官府给办理契约合同，并在县里登记注册，都以如今丈量过的田地作为正式的田产。这项法令既然已经公布，就以济州钜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从京东路开始实施，诸路都仿照他们的办法。
这大概就是当时调查土地整顿赋税的政策之一，虽然不是王安石的独创，但是谈到理财的人都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不过，每年厘定一次未免太烦琐了，也很难持久地坚持下去。他在确定之后，先向老百姓张榜公布，如果一季之内没有人提出异议，再正式颁布执行，这又是特别仁义的政策。还有方账庄账甲帖户帖，虽然它的内容如今已经不可考了，但它与当今世界文明国家的法律，大概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而严禁超过数额增加数量，豁免贫瘠和公用土地的赋税，惠及百姓的用意也很明显，谁说王安石的立法是损害下面有益上面呢！
（丙）漕运
几个朝代都建都北方，仰仗东南的粮食，所以，漕运实为国家的一大政治，北宋时尤其明显。在此之前，负责漕运的官吏和军卒，上下勾结共同盗卖运送的粮食，甚至借口遇到风浪，把船凿沉，来消灭痕迹，官府的物品受到严重损失，每年不少于二十万斛。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举荐薛向为江淮等路的发运使，开始招募民间的舟船和官船一起分别运送，相互监督，过去的弊端才被克服了。一年的漕运既能保证数量充足，而招募的商船运到京城的，又有不止二十六万余石。这在王安石的事业中，虽然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但他知人善任，讲究实际效果，大概是可以看到的吧。
以上所列，正是王安石兴办民政、财政的主要事项。这些项目都是非常显著可以考察的。他的本意没有一件不是有利于老百姓，没有所谓损害下面利益、维护上面利益的事情，比如，俗吏和搜刮民财的人做的那些个事。虽然当时也有执行不力，以至于和立法的本意相冲突的地方，收效也不像他设想的那么好，这样的事也是有的。然而，我还是要说，在交通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的时代，想以干涉政策治理一个大国，这种事是很难办的。不过这不能认为是王安石的过错。何况当时许多所谓廉洁的君子，他们没有人肯帮助他，即使他犯有用人不当的错误，但这个错误也应该由那些所谓君子来分担。我之所以要在这里非常详尽地讲述当时财政的真相，就是希望后来阅读历史的人能够审阅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