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代中国的两位伟大政治家,几乎在同一时间敏感地意识到青海的重要性。此时,从康熙的角度重新叙述五世达赖喇嘛的话,就是“清朝之所以能同西藏接近,关键在于青海地方的安宁”。
这样的利益分配,实际上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康熙皇帝想要一个稳定的西藏。
康熙把清帝国西部边疆藏传佛教影响到的区域,在战略上以青海为界,划分为西藏和西北两块,这两块不能联合起来,否则清帝国西线边防撑不住,而这两块也不能同时乱,因为清朝应付不了双线作战,所以,能稳定一块是一块;比较现实的,就是稳定西藏。
眼看策妄阿拉布坦蠢蠢欲动,而且此时准噶尔还打击了一下沙俄的入侵,如此强悍的兵力,康熙怎么能不防?但防准噶尔就无力防西藏,而稳定西藏,只能对拉藏汗“西藏派”的一些无理要求暂时妥协。做出这样的政策,康熙也是不得已,如果清政府和拉藏汗打起来,准噶尔肯定趁势作乱,现实情况是大清国根本连一仗都打不起,就在1706年仓央嘉措“死”的前些时候,河南省内黄河河道决口,国库里只有50万两银子,连赈灾都不够,拿什么打?
此时的策妄阿拉布坦还算听话,康熙能不惹他就不惹他,彼此相安无事就行,但拉藏汗是不是听话呢?
康熙皇帝要试他一下,1706年,他派出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下旨意给拉藏汗,要他将“假达赖”仓央嘉措押解到北京来。当时,拉藏汗不肯,康熙皇帝很有信心地对大臣们说,别看他现在不肯,过一阵子他就会主动地送来了。
实际上,康熙皇帝要一个“假达赖”来干什么呢?真的押解到京城后,他只能面临两条路:其一,承认仓央嘉措是“假达赖”,这样,无论是处死还是囚禁,既得罪了藏民,又纵容了拉藏汗,还必然会给准噶尔反叛的借口,所以,我们前面分析“五台山囚禁说”可信度非常低,就在于此;其二,不承认他是假的,那么,养在北京,不是那么回事,而且也容易惹起战端;放回去,得罪拉藏汗,准噶尔也正好可以以“拉藏汗诬陷真达赖”为借口去打他,西藏肯定大乱,真到那时候,清政府帮谁?帮拉藏汗打准噶尔,没钱打,况且胜负难料;帮准噶尔打拉藏汗或者谁也不帮,那就眼看着西藏落入准噶尔手里。
无论如何,只要仓央嘉措一到北京,从五世达赖喇嘛起形成的达赖—蒙古共治西藏的政治体系就会完全破裂,西藏必乱无疑。
至于仓央嘉措是真达赖还是假达赖,此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西藏能稳定几年,各方相安无事,维持暂时的“和平”,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当时,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远没有后来那么强大,康熙在保证仓央嘉措不被策妄阿拉布坦接去“挟天子令诸侯”的前提下,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接这个烫手的山芋的,一旦被卷进去,各方矛盾的焦点就都转嫁到他身上了,惹火上身的事儿,聪明的人都不会做的。
所以,康熙才不可能真要仓央嘉措呢,他只不过想试探一下拉藏汗是不是听话。
但此时拉藏汗却做了一件蠢事——取道青海送仓央嘉措入京。他蠢就蠢在不明白康熙的帝王心思: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人,康熙皇帝怎么会不派西宁驻军接应?而他本人也并未请旨,是走青海还是走四川打箭炉?出了藏区如何与朝廷接洽?他似乎统统不知道。
在政治中,听话的表现不仅仅是照办,更重要的是办得让对方满意,别惹事。
拉藏汗表现自己听话的正确做法是请旨后与清军联合行动,而不是自行押送,更不是从青海押送。青海是康熙利益天枰上的平衡点,和硕特蒙古的“西藏派”、“青海派”和准噶尔部势力在此地都有影响,如果仓央嘉措被策妄阿拉布坦抢去,准噶尔部手里攥着个活佛,“青海派”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事情发生在青海,准噶尔部肯定会借口兴兵,一举占领青海、直接威胁西藏。
所以,《仓央嘉措秘传》中的说法是有可能发生的:康熙下旨问,你们把仓央嘉措送给我,让我怎么办呢?让我在哪儿养着他?是让我把他当真达赖呢,还是当假的?
拉藏汗为难了,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的,但带着仓央嘉措返回拉萨,难道要自己供养着?此时是废也废不得,杀也杀不得,养着还不甘心,而且押送行为肯定已经激起“青海派”和准噶尔部的不满,他怎么办?
最终的办法只能有一个:让仓央嘉措消失,牺牲一个人,换取局面的暂时稳定。
这一点也是“青海派”乐于看到的,此时再保仓央嘉措,岂不是为桑杰嘉措翻案?为他翻案不就将拉藏汗、准噶尔和清政府都得罪了吗?所以,当后来“青海派”得到年幼的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时候,掌握了和“西藏派”对抗的最大资本,也就得乐承认仓央嘉措“死去”了。
而在“青海派”没有掌握格桑嘉措前,他们也许将“放行”后的仓央嘉措秘密保护起来了,因为阿拉善恰好就是和硕特蒙古“青海派”掌握的地区,这就形成了蒙文《哲布尊丹巴传》中的“营救说”,所以这个说法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与“放行说”并不矛盾。
而从拉藏汗的角度出发,“西藏派”早想对仓央嘉措除之而后快,借此削弱桑杰嘉措的残余势力和“青海派”的威胁,以便立自己势力下的益西嘉措为达赖喇嘛。
两派心照不宣的结果就是,让仓央嘉措“消失”。这个“消失”不可能是谋杀,谁先动手谁就给人以口实,政治上永远被动,所以只能“请”他走,只要他保证以后隐姓埋名、别闹出事来,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这样,“青海派”和“西藏派”都可以暂时平安,寄希望于最后一搏。
而康熙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把火引到自己身上,仓央嘉措一“死”,青海、西藏的蒙古各势力之间以及他们与清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暂时维持平衡,因此,康熙接受了他的“死讯”,而且根本没有追究。
一个“死”了的仓央嘉措,比他活着的贡献还要大,这个贡献,是清政府用相对和平的13年积蓄了国力,最后彻底解决了西部问题。
当然,对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对康熙皇帝前后两道矛盾的谕旨,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的途径,那就是钦差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两人,实际上已经明白了康熙的心理,所谓的“令拘假达赖赴京”实际上就是给拉藏汗一个面子,以安其心,让他别惹出事端来。所以,当真的押送仓央嘉措赴京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按照史书记载,仓央嘉措是在1706年5月17日启程的,但12月才走到青海湖,虽然其间经历了格鲁派僧兵的营救,但也不至于耽误这么多时间。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五世达赖喇嘛进京的日程,1652年3月15日从拉萨启程,7月11日到达青海湖畔,而且中间有史可查的驻留大概有1个月,那么,实际上路程所用时间最多100天左右,可仓央嘉措这一行程走了多长时间呢?6个半月。况且,我们要知道,五世达赖是边走边作法事,而军事押送应该是纯粹的行进而不是游逛,所以,从两者的时间对比上看,仓央嘉措的押送是非常缓慢的,不排除席柱、舒兰两人有意拖延、等待后一道谕旨的情况。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一走下高原,进入陕甘地界,那么,与押送到京城无异,因为那就意味着清朝政府事实上已经接手,而这个人是康熙不可能要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将仓央嘉措的事情解决在高原上,一定要在青海地面等到第二道谕旨。
至于《仓央嘉措秘传》中记载的钦使十分慌张、害怕,只不过是做戏而已,而他们事实上也用不着上奏朝廷仓央嘉措的真实下落了,这种事情心照不宣就可以了,康熙也根本用不着追究。康熙实际上是用这个办法将仓央嘉措“带出”拉藏汗管辖的西藏,进入到清政府可以操控的青海界面的时候,有意让他“消失”,既给了拉藏汗充足的面子,也平息了各方面的关系。
由此看来,仓央嘉措的“死”,实际上是康熙皇帝牺牲他个人、换取地方政治局势平衡的必然选择。这是个各方政治势力在对抗与妥协的微妙关系中达成的政治交易,结果就是,仓央嘉措不再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对外的“官方说法”是“病逝”。
当时,康熙皇帝也许在暗暗祈祷:仓央嘉措,为了帝国的利益;为了给我一个难得的政治时机,你先“死”了吧,我的继任者会还给你应有的待遇的。
后世的乾隆皇帝何尝不理解当年这步棋?等到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终于替他祖父还了债。
还是那句话,政治家做决定,考虑的不是情理,而是利益;为了一个稳定的西北、为了积蓄国力,牺牲掉一个活佛又算得了什么?
很多人会不理解这个推测,在清代,皇帝不是一直尊崇活佛吗?康熙这样的心思,难道不是对活佛的不敬吗?
没错,清朝是比较尊崇藏传佛教,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也是尊崇有加,但从帝王权术角度出发,这只不过是个政治工具而已,难道他们真的相信活佛可以凌驾于苍生社稷之上?
举几个简单的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