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夜的枪声
提起瑞典，这个位于北欧斯堪纳维亚半岛东部的国家，人们的第一印象大多都是“和平”、“安定”、“祥和”、“平静”这类与动乱、暴力丝毫不相干的词语。的确，瑞典是一个平静繁荣的国度，在近代史上，即便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火与硝烟也没有波及到它的领土。
在瑞典近200年来的历史中，如果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风平浪静。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这个中立国家都不曾被战争或是暴力事件所困扰，堪称是一个“和平国度”。
但就在这样一个如伊甸园般安定祥和的国度里，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世界的刺杀案——1986年2月28日深夜，两声震惊全瑞典的枪声，震惊了全世界：瑞典首相斯文·奥洛夫·约阿基姆·帕尔梅在步行回家的路上被枪杀，倒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斯维亚大街上。这是自1792年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被暗杀以后，瑞典近二百年从未发生过的国家要人被害案。
1986年的冬天似乎和往年有些不同，对于瑞典人来说这一年的冬天，气温下降的实在太过突然。位于梅拉伦湖与波罗的海交汇处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一夜之间气温骤然下降，整个2月气温都在零下15℃左右。
冬天的斯德哥尔摩昼长极短，早晨七点天还没有亮起，下午5点则早已经是灯火阑珊。骤降的气温虽然还没令这个城市达到滴水成冰的程度，但整个2月，天空一直是阴沉沉的，几乎没有几天能看到太阳。室外寒风刺骨，大多数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市民在工作之余，都极少出门。
2月28日，星期五，一个令人压抑的、寒冷而沉闷的日子，一如这个月的大多数时间。斯德哥尔摩郊外依然是千里冰封，冰雪将漫山遍野染得银装素裹，虽然风寒刺骨，瑞典人在休息时多数不愿出门，但仍是有不少国外的旅游者来到这个冰雪之国滑雪溜冰。
斯德哥尔摩是欧洲最美丽的首都之一——繁华的市容、整齐的街道、宽敞的马路、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无一不可与伦敦、巴黎等欧洲著名城市相媲美。它那古老凝重的王宫，威严、雄伟的议会大厦和建于中世纪的尼古拉教堂向人们炫耀着它的辉煌历史，述说着瑞典民族的智慧；而喜来登大厦、塞格尔广场、球形体育馆等明朗壮观的现代化建筑楼群，又显示出它朝气蓬勃，风华正茂。
至于斯德哥尔摩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宽松的氛围，则是伦敦、巴黎以及一般西方城市所望尘莫及的。伦敦曾被称为雾都，污染十分严重，现经治理，虽大有改善，但仍远不能与到处是苍翠树木、粼粼波光的斯德哥尔摩相比，而且伦敦始终无法掩饰它那数十万每晚流浪街头的女青年和白天拉着手风琴或小提琴、闭上眼睛或戴上墨镜在街上乞讨的穷汉的窘态。纽约现代化程度堪称世界之最，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看了使人目眩，但它的喧嚣、紧张、肮脏、恐怖也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偌大的中央公园过了下午五点便无人敢于光顾——怕遭抢劫。警方甚至奉劝人们外出时身上别忘了带些面值不要太大的美钞，遇有强人最好采取“合作态度”，免遭杀身之祸。与纽约相比，斯德哥尔摩可算是世外桃源了。这里强奸、抢劫、凶杀、吸毒、卖淫等犯罪行为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屈指可数。人们深更半夜在大街上行走，从不为自身安全提心吊胆。
正是这种长久的伊甸园般的生活，使大多瑞典领导人都养成了轻车简从、不带警卫的习惯，帕尔梅亦不例外。
瑞典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星期五正是周末的第一天。帕尔梅的生活很有规律，同往常一样，清晨，他来到瑞典皇家网球馆，兴致勃勃地同他20多年的球场老伙伴、瑞典投资银行行长哈里·舍因打了一场网球。因为临时有急事，舍因便与帕尔梅约好下次打网球的时间，然后先行离开了。帕尔梅与两位保安人员洗了桑拿浴后，也离开了网球馆。
早上8点55分，帕尔梅像往常一样走进首相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瑞典政府部门的办公时间一般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而帕尔梅几乎每天都是早到晚走，有时还要挑灯夜战。特别是周末，往往是他最繁忙的时候，不是出访或参加什么集会，就是做报告、发表演说，还有一些必须出席的应酬活动。
帕尔梅进了首相办公室，和往常一样，他先看了看办公桌上的日程记事簿，发现下个星期一之前，并没有重要的外事活动，于是便让两名贴身警卫人员和助手们回家度周末去了。
打发走警卫和助手后，帕尔梅开始批阅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是即将与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希腊和坦桑尼亚联合发表的六国声明。这项声明呼吁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举行下次首脑会谈之前，暂时停止进行地下核试验，声明说：“你们对我们的共同生存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由于星期一要去哥本哈根参加北欧理事会，在批阅完所有文件后，帕尔梅开始准备自己在理事会上的发言稿。随后便给保守党主席阿道尔松写封信，此前，两人关于计算机保密的问题做过一番讨论，这封信就是他针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然后又写了一封回信，是给耐尔舍地区一个男孩的，因为这个男孩在上周四写信问他最崇拜的冰球球星是谁，而来信必回一直都是帕尔梅的原则之一。
下午，帕尔梅接受了工会报纸《国营雇员报》的主编英瓦尔·伊格曼的采访，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话题是和平与裁军。帕尔梅显得非常轻松，兴致很高，在谈到世界形势时，他满怀信心地说：“1986年是实现和平大有可能的一年。”
伊格曼和舍因一样，也是帕尔梅的老朋友，写了几本关于帕尔梅的书。帕尔梅曾经同意他当“随军记者”，采访他的竞选活动。伊格曼与帕尔梅朝夕相处，长达一年，了解他的酸甜苦辣，他的长处与短处，他的欢乐与沮丧，甚至听到帕尔梅与家人、亲戚、朋友、同事电话里的谈话。所以，在交谈的时候，帕尔梅并不会刻意向伊格曼隐瞒什么，他说：“政治家不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采访结束后，伊格曼要为这次访谈拍下一张帕尔梅的照片。他请帕尔梅坐到窗前，这样就能将首相办公室外的风景也留在镜头里。但是负责拍照的摄影师约翰·瓦尔贝伊却不同意在这个位置拍照，他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对帕尔梅的安全产生威胁。帕尔梅朝窗外望了望，满不在乎地说：“老天才知道窗外有什么危险。”于是他离开窗前，坐在沙发上让瓦尔贝伊拍下了一张照片。
晚上6点，帕尔梅结束一天的工作，离开办公室，独自一人步行回家。帕尔梅首相这天的工作内容瑞典报刊后来广泛报道，大家都很熟悉。据说这天伊拉克驻瑞典大使也拜会了帕尔梅首相，对瑞典向伊朗出售先进的地对地导弹表示不满。几年以后透露出来的消息还说帕尔梅首相这天还会见了伊朗驻瑞典大使。
此时天空已经一片黑暗，街上的路灯早已经亮起，海风把他一向整齐的头发吹得有些凌乱。不过此刻的帕尔梅步伐轻快，丝毫没有因为今天处理了一大堆繁重的工作而显得劳累。空气虽然还是湿冷，但很新鲜，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心情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这是一个难得空闲的周末，终于有时间和家人一起过个平常人的周末生活了。
帕尔梅的家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老城。斯德哥尔摩被称为“北方的威尼斯”，由十二个岛屿和一小块内陆组成，岛与岛、岛与内陆之间由四十二座桥梁连接起来，老城就坐落在梅拉伦湖东侧的“圆木岛”上。
1252 年时，这里还是一个无名荒岛。当时的商业、文化中心还在塞格图纳城，不过后来塞格图纳不幸遭强人洗劫，变成了一片废墟。有位名叫贝尔格尔的“贾尔”（即伯爵），发誓要重建一座新城。他和其他几位商人将所剩的金银财宝放入一截挖空的圆木里，然后将圆木推进梅拉伦湖，圆木漂到哪里，他们便在那里修建一座新城。
圆木经数日漂泊，终于在一个孤岛旁停了下来，贝尔格尔和其他商人便给这个岛起名为“斯德哥尔摩”（即“圆木岛”），并在此建立新的城市。这就是现今世人所看到的斯德哥尔摩老城。
这座老城距今虽然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但仍完好无损，保留着中世纪建筑群的古老风范，如王宫、议会大厦、尼古拉大教堂等；加上述宫式的狭窄街道、古色古香的店铺招牌，以及店里陈列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常使国内外游人流连忘返。老城有条不宽的街道，叫西长街，是富人居住区。沿街的大楼多为砖石结构，墙很厚，正面又高又大，非常气派，住在这里的人大都身份不凡。
帕尔梅就住在这条街的31号。这座宅第原是老社会民主党人、前大臣古纳·米尔达尔夫妇的家。米尔达尔夫人爱尔娃出于对帕尔梅的关心，照顾他上下班方便，执意要将这所大宅子让给首相。这是一所豪华的房子，离首相办公室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达。
原本，帕尔梅打算趁着悠闲的周末带妻子和三个孩子去费罗群岛度假，他们在那租了一座海景别墅，但由于气候不佳，这个决定在最后被放弃了。晚上8点半，吃过晚饭后，帕尔梅决定同夫人丽丝贝特一起去看电影。当时格兰德电影院正在上映 《莫扎特兄弟》，瑞典各界对该片评价很高。帕尔梅非常喜欢看电影、话剧，只要可能，他就会抽出时间去观赏。但因为首相的工作实在太忙，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多，最近一次进电影院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情了。
丽丝贝特希望帕尔梅趁着这个难得空闲的周末和孩子们好好聚聚，于是他俩给儿子莫尔顿打电话，请他和他的女友一起去电影院。8点45分，帕尔梅夫妇走出了家门，向格兰德电影院走去。
此时的街上已经变得很安静，白天的喧嚣早已伴随着夜幕降临而消失地无影无踪。因为气温的缘故，街上行人不多，只有一群年轻人，背着日本产的、最新型号“索尼”立体声收录两用机，边走边唱、边打边闹地走过。
帕尔梅夫妇手挽着手得走过老城那一条条由石头铺成的马路，尽管路面上已结了层薄冰，走起来“咯吱咯吱”作响，但他们还是丝毫没有要坐车的意思。两名贴身警卫早在白天就被他“撵”回家放假去了，此时两人的身后并没有任何警卫人员伴随。
帕尔梅对于严密的警卫制度一直很反感，所以除了正式出访或重要的外事活动外，他很少让警卫人员紧随其后，特别不喜欢那些秘密警察和保安人员在他四周设防。他曾经多次不顾秘密警察局的抗议，经常“撵”走身边的秘密警察，他说：“只有当身边没有一个警卫人员时，才感到最自由自在。”
当然，帕尔梅的无所畏惧，并不是盲目自负的，因为近200年来，瑞典几乎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暴力事件，更别提刺杀政府要员这种惊天的案件了。他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充满了信心，认为在这里，哪怕有人公然提着满满一箱的现金，也绝对不会遭到打劫。更何况，他自己又是斯德哥尔摩土生土长的市民，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幢大楼，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看在眼里的，他只会为瑞典的和平和繁荣感到自豪，又怎么会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感到不安和恐惧。
帕尔梅夫妇离开西长街后，踏着老城纵横交错的鹅卵石小路穿过了与西长街相平行的两条街，向老城地铁站方向走去。他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下，通过地下人行通道，来到了灯火通明的地铁入口处。丽丝贝特出示自己的地铁月票，而帕尔梅则是像普通乘客一样买了一张6克朗的车票。站口检票员是个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叫谢尔盖·萨德鲁兹尼，42岁。他认出了首相，有礼貌地祝首相旅途愉快。谢尔盖对帕尔梅搭乘地铁外出，丝毫不感到惊奇，这已不是他第一次为首相乘车检票了。谢尔盖·萨德鲁兹尼后来回忆说，他没有看见首相身后有人跟踪，也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情况。
帕尔梅夫妇在罗德曼斯街站下车，走出地铁站来到了斯维亚大街上，等他们来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儿子莫尔顿及其女友早已在那里等候了。他们相互拥抱问候，然后帕尔梅便去售票窗口买电影票。
据当时电影院的售票员后来回忆说：“是的，帕尔梅首相来买票时我认出了他。他像所有人一样排队购票，但轮到他时，票卖完了。他是首相，总不能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说也凑巧，我手里还有四张票，是别人预定的，但未来取，我就把这四张给了他，但四张票的座位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对年轻人便不能和首相夫妇坐在一起了。”
那一天，瑞典职员工会主席比扬·罗森格伦和夫人也正好前来观看《莫扎特兄弟》这部电影。据罗森格伦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和夫人刚刚坐下，就发现前排一位半躺半坐的中年男子背影很眼熟，于是便探头看了过去，发现原来是帕尔梅首相和他的夫人。于是我和夫人立刻起身向他们问好，并向首相汇报了最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首相听得很认真，并不时问我一些问题，不过丽丝贝特夫人似乎有些耐烦，她认为现在并不是工作时间，还问我们说：‘你们是来看电影还是来谈工作的？’首相哈哈一笑，我们这才结束了谈话。”
11点15分，电影放映结束，人们起身离开座位，开始向电影院的出口走去。此时，在电影院外的斯维亚大街上，一个穿着深色大衣的男子，站在一家光线较暗的商店橱窗前。男子身材中等，脸面向橱窗，大衣的衣领向上翻起，将两侧的两颊遮住；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帽子拉得很低，帽檐正好遮住眉毛部分，令人看不清他的长相。
在电影结束后的两三分钟内，这个打扮古怪似乎不愿意让人认出来的男子突然转过身，两眼死死盯住马路对面的电影院门口。当散场的观众陆续从电影院里走出了的时候，他似乎发现了什么，插在大衣口袋里的右手稍稍动了一下，似乎正握着什么东西。
帕尔梅夫妇出了电影院，在影院门口的便道上和莫尔顿说了一会话，随后丽丝贝特与莫尔顿的女友相互拥抱，帕尔梅也拥抱了一下儿子，这对年轻情侣便先行离开了。而帕尔梅和妻子则沿着斯维亚大街左侧的人行道，由北往南朝地铁站方向走去。
这时候，马路对面的这个男子很小心地往左右看了看，似乎是在观察有没有人留意到他。随后，他若无其事地走过马路，盯着莫尔顿和他的女友。当看到这对年轻男女在一个拐弯处转进了另一条街道后，他微微松了口气，然后向着不远处的帕尔梅夫妇尾随了上去。在跟踪帕尔梅夫妇的时候，三人之间的距离始终维持在一百米，显然，这个男子早已观察好了这一带的地形，是有备而来的。
当他看到帕尔梅夫妇接近吐纳尔街的时候，突然加快步伐，大步赶了上去。此时，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就算加上电影院刚刚散场的观众也不过五六个人。帕尔梅夫妇似乎还沉浸在《莫扎特兄弟》的电影情节中，并没有觉察到身后的动静。在距离格兰德电影院约二百米处，当那男子突然加快脚步走到与帕尔梅夫妇几乎肩并肩的位置，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敏捷地往前跳了一步，并迅速转过身来，就在与帕尔梅夫妇打了个照面的同时，男子手中的一枝史密斯及韦信密南型35.7毫米的左轮手突然吐出火舌。
男子对着帕尔梅夫妇连续开了两枪，见两颗子弹都击中了帕尔梅，立刻扭头飞快地向前跑去，眨眼间就拐进了吐纳尔街。此时已近午夜，时针指向11点30分。
吐纳尔街是一条步行街，车辆无法驶入，男子沿街没跑多远就到了街的尽头，爬上那高高的石阶后，很快就躲进了与斯维亚大街并行的另一条大街，消失在夜幕中。从男子突然开枪到迅速逃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丽丝贝特听到第一声枪响，还以为是哪个年轻人在放鞭炮，正想回头问落在她身后半步的丈夫时，凶手就开了第二枪，子弹打穿了她的大衣，擦伤了她背部的皮肤。由于事发突然，丽丝贝特当时完全被惊呆了，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受了伤。几秒钟后，她突然发现丈夫帕尔梅倒在地上，身边血流如注，将地面上的薄冰都染成了一摊血水，顿时大声呼救，并扑在帕尔梅的身上。
凶手的第一枪击中了帕尔梅的肩胛骨，打碎了脊椎骨，穿透了主动脉和气管。17岁的护士安娜·哈格此刻正驾车经过此路口，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她迅速跳下车，对帕尔梅进行紧急救护。帕尔梅的脉搏很弱.已经感觉不到了，安娜立即对帕尔梅进行心脏按压。
此时，22岁的男青年斯特凡乘出租汽车经过现场，当他发现路边人行道上躺着一个人，便马上跳下汽车，奔向躺在地上的伤者。在安娜为帕尔梅进行心脏按压的时候，斯特凡毫不犹豫地开始为帕尔梅做人工呼吸。但他做了几次后便放弃了，因为鲜血不断地从帕尔梅的口中涌出，无法进行人工呼吸。
一辆出租汽车此时正缓慢地行驶在斯维亚大街上，司机刚刚送完乘客，准备把车停在路边，计算一下一天的进账，因而发生在午夜前的这一幕惨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名叫达尔斯博恩的出租汽车司机事后回忆说：“我听到两声枪响，便探出头去，正好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帕尔梅首相的旁边，紧跟着首相就突然倒在了地上，然后看见凶手的枪和枪膛里冒出的烟。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凶手站在那儿，右手握枪，看上去像美国西部电影里常常见到的那种左轮手枪——太可怕了。”
达尔斯博恩当时虽然没有马上认出被害人是首相帕尔梅，但他立刻通过车内的报话器，向出租汽车公司急呼：“有人遭到枪杀，快给警察局打电话，快叫辆救护车。一个男人躺在街上，已不能动弹……”
斯德哥尔摩警察局负责今夜值班的警探名叫科西，由于斯德哥尔摩已经很久没有发生恶性案件，所以负责值夜的警察大多都无所事事，科西也不例外。就在他打了一个哈欠，准备起身伸个懒腰的时候，一旁桌子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科西的心里顿时莫名的跳了一下，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他立刻接起电话，当他听到出租汽车公司转达的达尔斯伯恩的报警时，全身的肌肉骤然一紧，原先那淡淡的睡意早已经完全消失了。
与此同时，一辆担任巡逻任务的警车正停靠在离斯维亚大街不远的国王街上，车里的两个警察正在闲谈。不远处一个男子匆匆跑来，急促而用力地敲了敲车窗玻璃。
“什么事？”警官约斯塔·瑟德斯特伦一边摇下车窗玻璃一边问。
“那儿出事了。我听见了枪声，就在斯维亚大街上，离这里有二百米远处。”男子用喘息的声音急促地回答着。
瑟德斯特伦看了看那男子，男子虽然很焦急，但眼神仍然显得镇定，看上去不像是在恶作剧。于是他点了点头，命令驾驶座上的警察马上向出事地点开去。警车的引擎才刚刚发动，报话机里就传来了科西的命令：“据报告斯维亚大街吐纳尔街上发生一起枪杀案，快去调查一下。”
看到警车过来，人们立刻闪在一旁，让出一条道。瑟德斯特伦看见地上躺着一个男人，满身是血，路旁的雪也被染红了。有人向他报告说：“开枪的人跑进了吐纳尔街，逃走还不到5分钟，你们现在如果追上去，还能抓住他。”
瑟德斯特伦马上钻进巡逻警车，拿起报话机向科西报告：“我看这家伙已经死了，凶手朝吐纳尔街跑了，发警报，并立即派辆救护车来，如果此人还有救的话。”
帕尔梅静静地躺在那里，人们默默地站着，瑟德斯特伦则按照处理紧急事件的章程开始了他的职责——标出出事地点，拍照，询问目击者，查明现场情况等等。就在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悲伤的丽丝贝特突然喊了起来：“我是丽丝贝特·帕尔梅，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躺在这儿的是我丈夫，奥洛夫·帕尔梅，是首相！”
瑟德斯特伦满腹狐疑，但当他仔细地看清躺在地上的男人的相貌时，顿时惊恐万状。首相，一个比国王还重要的人物，就躺在他脚下，血流如注，看上去奄奄一息了。他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冲到警车旁，一把抓起报话器，用几乎吼叫的声音向总部报告：“首相被人用枪击倒！生命垂危！”
报话器的那头，接线员明显没有反应过来，他停顿了一会，然后说：“请你再重复一遍。”
当瑟德斯特伦再次吼了一遍后，所有都被惊呆了。科西反应很快，尽管他万分震惊，但还是在第一时间立即派了两辆巡逻车前去协助瑟德斯特伦，同时向警察总署、秘密警察局和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的头目们一一作了报告，并设法尽快通报内阁秘书长达尔斯坦。
一分钟后，帕尔梅夫妇被送进了救护车，车子朝离这里最近的萨巴茨贝里医院疾驰而去。医院离出事地点不到一公里，院方已得到警方通知，医护人员早已作好抢救的准备工作。救护车刚到医院门口，车门立即被打开，抬着帕尔梅的担架很快进了手术室。此时离出事时间只隔10分钟。
值班医生克拉斯·瓦林不用仔细检查便知情况十分严重：首相还活着，但已不省人事，有颗子弹打穿了主动脉，导致失血过多，如果不尽快止血，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尽管瓦林医生和负责手术的其他医生、护士想尽了办法，但最终还是没能从死神手里救下帕尔梅。3月1日12点06分，帕尔梅首相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9岁。
星期六，即帕尔梅遇刺的第二天早晨，卡尔松副首相召集政府内阁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在帕尔梅惯常召开内阁会议的会议室里举行，桌上点燃了表示哀悼的蜡烛。十五位男部长和四位女部长以及他们最亲密的助手依次就座。首先决定于3月15日，即两周后为帕尔梅举行葬礼，估计在此之前新的社民党党魁及首相人选业已解决，也需要给警方足够时间部署警戒，确保安全，因为葬礼当日肯定会有许多国家和政府首脑前来参加。其后，经过讨论，副首相拉尔松将接替已故的帕尔梅成为瑞典新一任首相。他向在座的所有政府要员提出一个要求：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外出都必须带警卫！
帕尔梅的遇刺身亡，令整个瑞典都变得草木皆兵起来。在刺杀帕尔梅案发生之前，瑞典在世人的眼里，一直都是一个祥和、宁静、社会秩序井然的和平国度，即便是两次世界大战，也丝毫没能影响这个国家的祥和氛围。在帕尔梅遇刺身亡前，瑞典国王、首相和政府要员只身一人在街上散步是一件司空见惯、极其自然的事情，然而如今，他们如果再单独外出，就会被视为冒生命危险的不负责任行为。这一次，瑞典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首相，还有它那悠闲、宽松、安逸的氛围，也随着帕尔梅的辞世而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就在卡尔森召集政府内阁举行紧急会议的时候，瑞典的新闻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帕尔梅遇难的消息，所有人再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全部惊呆了。几乎没有人敢相信，在瑞典这样平静、安宁的社会里，国家的首相会竟然会被刺杀身亡。自从1792年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被暗杀以后，瑞典已经有近二百年没有发生过国家要人被杀害的案件，谁也没想到，就在昨天夜里，他们的首相帕尔梅，竟然无声无息地被人开枪杀害了。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所有人都如梦初醒，直到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原来瑞典还没有未完全摆脱恐怖、暴力等西方社会现代病的困扰。
帕尔梅的遇难，使瑞典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瑞典人是个很含蓄的民族，感情不轻易外露，但此时此刻却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悲哀。感情像决堤的江水一样，一泻千里，高大魁梧的汉子像妇女一样失声痛哭。
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整个城市上空都飘扬着已降半旗的瑞典国旗，影剧院停止演出，电台和电视台都取消了原先安排的娱乐节目。清晨，天还没亮，政府大楼前早已聚集了成百上千的群众，他们排着长队，等候进入吊唁大厅，表达他们的哀思。斯德哥尔摩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拥到帕尔梅遇害的地点，献上一束束鲜花，以表示他们的哀悼。不少人更是举家全来，他们围成了一圈，点起了蜡烛，久久不肯离去。整整两个多星期，悼念的人川流不息，帕尔梅倒下的地方已经堆起了一座两米高的鲜花堆砌的小山。花山上，点缀着无数张人们用血泪撰写的悼词和悼念诗文。
悼念的人群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穿着简朴的工人与资产阶级贵夫人排队站在一起；蓄着长发的艺术家与不同肤色的移民站在一起；满脸稚气的孩子与穿着剪裁十分讲究的黑色礼服的交易所经纪人站在一起。
悼念簿上有一首诗是写给凶手的：
“你这杀死帕尔梅的凶手，
也许你知道你杀死的是只和平鸽，
但你永远无法知道千百万只和平鸽将从你射透的帕尔梅胸膛中飞出。”
在帕尔梅遇刺身亡的消息公布后，举国悲恸，瑞典人民显出空前的团结。六万八千名白领工人原定举行的罢工推迟，上万名群众自动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塞格尔广场，悼念帕尔梅。
3月2日和3日晚，除首都斯德哥尔摩以外，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和其他一些城市分别举行了数万人的火炬悼念大会和游行。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挪威人民也为帕尔梅举行了隆重的万人火炬追悼集会和游行。印度、阿根廷、尼加拉瓜和坦桑尼亚等国家分别宣布为帕尔梅哀悼1天至7天。
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人在帕尔梅生前演讲和经常活动的地方举行火炬晚会，悼念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瑞典官方还及时作出决定，把他遇害的那条街命名为奥洛夫·帕尔梅大街，并设立“帕尔梅为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设立该基金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向青年人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法，促进国际交流、和平和裁军的研究，支持反对种族主义和民族敌视，以及增进国际了解的工作”。
3月10日，瑞典议会为帕尔梅举行追悼会。中午12点整，瑞典全国人民为帕尔梅首相默哀一分钟，沉痛悼念被暗杀的杰出领袖。当钟敲响12下时，全国各地奔驰的汽车。车、公共汽车、地铁列车、出租汽车全部都停驶默哀。电台停止广播机场停止播音，工厂停止工作。只有教堂的钟声在寂静的国土上荡。议会议员起立默哀一分钟，议会大厅顿时响彻低沉而庄严的哀乐。议员们都强抑眼中的泪花，脸上抽搐着悲痛的表情；默哀后，议会举行追悼会，议长在长长的悼词中盛赞帕尔梅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忠诚的和平战士”。议会各党领袖也都分别向帕尔梅致悼词。
悼念帕尔梅的活动持续了半个多月，直到3月15日，帕尔梅的送葬日这一天，悼念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政府官员、各党派领袖和各阶层人士以及帕尔梅的亲属和生前友好1000多人参加了葬礼。
葬礼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打破惯例，第一次参加了本国首相的葬礼，并发表了沉痛的讲话。他说：“瑞典失去了一个大家都听从的声音、一个热情地公开反对暴力和压迫的声音。”
全世界1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葬礼，其中有法国总统密特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等23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葬礼之后，帕尔梅的灵柩被移往阿道夫·费雷德克教堂，灵车通过的道路两旁聚集着数十万市民，他们不顾严寒，自发地站在冰雪覆盖的街道两旁，默默地为帕尔梅送行。送葬当日的夜间，成千上万的市民穿着黑色的丧服，顶着寒风来到墓地，向帕尔梅致以最后的敬意。
丧事结束之后，瑞典人民对帕尔梅的思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他遇难的地方，人们经常献上一束鲜艳的红玫瑰，或点上长明灯来寄托哀思。1987年2月28日，在帕尔梅遇难一周年的时候，瑞典全国各地又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二、凶手疑云
首相帕尔梅遇刺身亡，绝对是瑞典近200年来最为恶劣的一起犯罪事件。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害帕尔梅？没有人知道。
由于这次刺杀案发生的实在过于神速，从神秘男子突然向帕尔梅开枪到成功后迅速逃离，这中间的时间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半分钟，加上他刻意遮掩容貌的装扮，就算是当时陪在帕尔梅身边的丽丝贝特也没能看清楚他的长相。而且，事后，根据警察局的调查，这次对于首相的行刺，完全找不到任何的先兆和蛛丝马迹。帕尔梅的生前事迹，令他们几乎找不出他被行刺的理由和动机。曾经有很多人推测这次暗杀有其明显的政治动机，但前首相费尔丁说：“我拒绝相信这是政治谋杀，这一定是疯子干的。”
无论这次刺杀是出于什么目的，只要能够逮捕向帕尔梅开枪的凶手，就一定能够从他的身上找出关键性的线索来。但是凶手的作案手法非常老练，整个过程只用了几秒钟，留下的唯一物证就只有两颗子弹，可是，在枪械管制十分严格的欧洲，寻找枪支的工作无异于大海捞针。
而且，由于案件的突发性，加上瑞典一直良好的社会治安，在遇到这次首相被刺杀的案件时，警察并没有做好现场保护。在他们封锁现场之前，除了当时抢救帕尔梅的几个人外，还有些围观者也进入了现场，一些重要线索就在无形中被破坏了。而且现场的保护圈划得过小，以至于警察在勘查现场后，并没能搜取更多的罪证。他们连凶手击中帕尔梅首相的子弹也没找到，直到3月1日才由当地群众偶然发现，3月2日又是过路人发现了第二颗子弹，而且两颗子弹都是在警察所划的现场保护圈之外找到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失误，警察在到达现场后，只是想着救首相，没有第一时间向目击证人询问凶手相貌，然后驱车追赶，一直过了4个小时，才想到去出租汽车司机家中打听凶手的体貌特征。此时，已有4列火车开出本地，有两列地铁未接受检查先后从出事地点附近通过了。这点致命性的错误延误了破案的最佳时机，也让凶手得以成功逃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不过这一切也都在意料之中，正是瑞典良好的治安环境，让警察们一直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对于案件的侦破能力，也在这种状态下一点一点、不知不觉地慢慢退化了。此外，帕尔梅引以为自豪的松弛保卫制度，也是导致他被刺客如此轻易刺杀的帮凶。如果他当日没有打发那两名贴身警卫回家放假，即便是拒绝了秘密警察局和国家安全部门的暗中保护，也不至于让凶手如此轻易地就行刺成功。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虽然凶手在刺杀帕尔梅后第一时间就逃离了现场，但还是有人看到了这一幕。出租车司机达尔斯伯恩意外目睹了整个行刺过程，所以他在第一时间通过车内的送话器向出租车公司报了案，而出租车公司在接到他的报案后，第一时间通知了警察局和医院。但是，达尔斯伯恩和丽丝贝特一样，并没有看清凶手的长相，只知道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
不过，就在达尔斯博恩打电话报警的时候，一位女画家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差点被迎面狂奔而来的男子撞倒。这个约摸30岁上下的男子，满头黑发，穿着黑色大衣，狂奔中擦着她的身子而过，迅速上了一辆停在不远处的汽车，然而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驾车疾驰离开了。不过女画家当时也只是好奇，并没有多想，毕竟瑞典太安全了。然而，随后她便得知前方发生了枪杀案，于是女画家立刻把这个行色匆匆的男人报告给了警方，给警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根据女画家后来的描述，这个男人大概30岁，黑发、黑衣。警察经过多方取证总算是搞清楚了凶手的一个大概轮廓，但具体什么长相依旧是个未知数。之后，警方又从一目击者处得知凶手逃跑时开的车是一辆蓝色的“帕萨特”。
关于凶手的线索就只有这么多，如此稀少而模糊的线索，令查找凶手的工作变得越发困难起来。因为由始至终，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凶手的相貌，哪怕是粗略的脸部轮廓图都画不出来。而头发、衣饰这些在事后完全可以改变，如果以此作为缉拿凶手的蓝本，那无疑是大海捞针。
不过，瑞典警方在搜集到这些线索之后，还是将它们公布了出来——枪杀帕尔梅首相的凶手年龄约在35至40岁之间，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作案时，他头戴一顶便帽，身穿大氅式夹克杉，中等身材，头发呈黑色。警方希望这些关于凶手的线索通过媒体公布出去以后，能够有更多的目击证人前来提供线索。
在帕尔梅被刺后不久，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局长汉斯·霍尔默透露，警方收到一封匿名信，该信作者声称，他看到了一件与刺杀帕尔梅一案有关的“武器和其他物证”。警方对此信很感兴趣，呼吁投信人与警方合作，并宣布一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但遗憾的是，警方一直没找到这位投信人。
帕尔梅遇刺后，曾有人先后给驻伦敦的一家通讯社、瑞典驻波恩大使馆和瑞典律师协会以及《瑞典快报》等一些单位打过匿名电话，声称此举是同联邦德国红军派有联系的“霍尔格·迈因斯突击队”和“基督教克拉尔突击队”干的，但是瑞典警方分析研究了16个国际恐怖组织，都没有发现它们同此案有任何的联系。土耳其的一家报纸曾推测总部设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的库尔德工人党可能同此事有瓜葛，因为帕尔梅曾拒绝它的一位领导人到瑞典避难。但是该组织很快出面否认了这一消息，瑞典警方也认为此种说法没有根据。早些时候，瑞典警方曾怀疑克罗地亚分裂分子可能与此事有牵连，但并无证据，又排除了这种揣测。
从得知首相被刺杀起，瑞典警方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调动了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搜查。包括300名侦探在内的瑞典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搜捕队伍，几乎将整个瑞典都翻了个底朝天。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警方先后检查了200多辆在瑞典注册的大众牌“帕萨特”型蓝色小轿车，并拘捕了30多人，但经审讯，又陆续放走了这些所谓的嫌疑人。
根据瑞典警方的通报，丹麦警方也加入了侦破工作，他们于3月6日在从瑞典到丹麦的渡轮上逮捕了两名嫌疑犯，这两名嫌疑犯一名居住在联邦德国，另一名居住在美国。被捕时，他们乘坐一辆联邦德国牌照的豪华型轿车从瑞典前往丹麦。其中一人同瑞典公布的嫌疑犯相貌挺像，但经审讯，证实他们与帕尔梅被杀毫无关系。
在线索极其稀少并且清晰线索更加凤毛麟角的情况下，警方不得不转回到现场证物上。他们研究了现场找到的两颗子弹后发现，那绝对不是他们所熟悉的枪弹。在瑞典警方库存的500种子弹中，没有这种型号的子弹。警方立刻将案发现场找到的两枚子弹分别送到联邦德国警察总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去进行技术检查。经过鉴定，凶手当时射杀帕尔梅的子弹是0.357毫米穿甲弹，是一种很具杀伤力的子弹。
在警方调查子弹期间，又有一名嫌疑犯被捕。这个在3月12日被瑞典警察逮捕的人叫做贡纳松，32岁，瑞典人，曾经是一直反对帕尔梅首相的右翼政党“欧洲工人党”的成员。他曾经被看到出现在案发现场，而且当时的他穿着打扮都像极了女画家描述的那个人。
3月17日，瑞典检察长斯文松发表一项公报，要求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允许对这名嫌疑犯正式拘留审查，直到把所有疑点调查清楚。公报列举了这名瑞典人被指控与谋杀帕尔梅首相案件有关的根据是从这个人家里查收的材料看，他仇视帕尔梅。证人说，在1986年2月初的一次电话中，这个人说过：“帕尔梅已被列在死亡名单上”、“血将流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之类的话；帕尔梅遇害时，这个人也在现场附近，他穿的外衣与目击者提供的情况相符；在前几天的拘留中，他的辩解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从各个方面来看，他都具有最大的嫌疑。
但后来贡纳松在同一位关键证人对证时，证人没能提供出证据，因此整个起诉就不能成立。3月19日下午，瑞典警方因为所掌握的证据不足以起诉贡纳松，只能将他释放。
3年多来，警方把举报凶手的悬赏从8.5万美元上升到850万美金。他们拘留审查了几十个嫌疑犯，分析了1.4万多条线索，耗用经费约1600万美元。即使这样，案情依然毫无进展。
自从帕尔梅遇难后，瑞典人民一直都很关心这一案情的调查情况。为了帮助早日破案，人们不断向警方提供侦破方案和线索，有的人甚至把晚上做的梦也当成线索报告。然而到10月中旬，瑞典报界透露，调查工作已经陷入困境。一些专家认为，在谋杀现场发现的两枚子弹头是凶手专门放置的，并不是真正射向帕尔梅的子弹的弹头。两枚弹头是在距现场几米之外的地铁车站入口处发现的，它们应该首先撞在墙上，然后才落在那里，但在附近的墙上并没有发现弹痕。
随着时间的推移，警方迟迟无法找到关于凶手的确切消息，甚至于是连凶手的姓名和长相都无法调查清楚，这就使得民间对于帕尔梅被刺杀一案产生了诸多推测。
有人推测说凶手的幕后主使就是瑞典的情报组织，因为帕尔梅生前曾经对情报组织做过许多限制，这就激发起了情报组织的报复情绪。
也有人说帕尔梅的死跟他限制军火交易有关系。要知道，尽管瑞典是个军火出口大国，但帕尔梅生前却对军火出口做过严格的规定，其中有一条规定让很多瑞典军火商感到恼火，特别是瑞典最大的军火公司——博福斯公司。这条规定的内容是：军火不能出售给正在交战的任何一方。而在两伊战争打响的时候，博福斯公司曾经向其中一方出售过激光制导地对空导弹，就在帕尔梅遇刺的前一周，博福斯公司的执行董事被迫辞职。于是，人们不禁猜测，帕尔梅的死是不是遭到了军火商的报复。
1986年12月初，参加帕尔梅遇刺案调查工作的12名经验丰富的警察自动提出辞职，辞职的原因是警方内部出现了分歧。1987年2月4日，卡尔松首相在同反对党领袖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紧张磋商后宣布，由于侦破工作没有取得进展，瑞典政府决定撤换帕尔梅遇刺案调查工作的负责人，正式授权国家警察总监霍尔格·罗曼德和国家助理检察官阿克塞尔·穆拉特负责调查凶手的工作。
在帕尔梅遇刺后的一年里，警方的侦察记录已达2.9万份，并已向1万多证人做了调查，但调查结果同帕尔梅遇刺后的第二天所掌握的情况相比没什么大的差别。
面对警方的黔驴技穷，当时的司法大臣安娜·格雷诺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绕过情报组织、警方以及所有政府机构，雇佣私家侦探调查案件。被安娜所雇佣的私家侦探名叫艾博·卡尔松，是帕尔梅生前的好友。为此，艾博得到一个银行家约34万美元的资助。在得到巨额的侦查资金后，艾博·卡尔松即刻开始秘密调查帕尔梅案件。作为帕尔梅首相亲密无间的朋友，卡尔松也想尽快查出这个杀害了自己挚友的凶手的真面目，以及在这起谋杀案的背后，是不是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1988年5月，艾博·卡尔松带着安娜·格雷塔的介绍信前往英国伦敦找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官员，并在那里的档案室翻阅了相关的机密情报资料。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军情六处破例让他查阅了1985年8月库尔德工人党在大马士革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记录。
根据军情六处的档案记载，在这次会议上，库尔德工人党收到了伊朗秘密情报机构关于暗杀帕尔梅的密令。而根据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得到线索，他们显然已经成功地窃听了这次重要会议的内容。
对于库尔德人，卡尔松有过一些了解：他们是一个散居在西亚和中东诸国的民族，其中的极端主义分子不仅与国际恐怖组织有密切联系，内部还分裂成几个帮派，相互残杀。在瑞典，也有少部分库尔德人的存在，而在帕尔梅任首相期间，曾多次下令把这些犯罪分子驱逐出境，因此遭到他们的极度怨恨。
根据这份情报，卡尔松渐渐对刺杀案的背景有了一些了解。他明白，伊朗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暗杀行动是因为帕尔梅多次重申要禁止瑞典有关公司向伊朗出口军事武器。而在两伊战争打响的时候，博福斯公司曾经向其中一方出售过激光制导地对空导弹，就在帕尔梅遇刺的前一周，博福斯公司的执行董事被迫辞职。那么，难道真如民间关于军火商报复的猜测一样，刺杀帕尔梅一事，和瑞典的军火商有关？因为处于对帕尔梅的不满和愤恨，所以在伊朗准备刺杀帕尔梅的计划时，向他们提供了帮助？当然，这仅仅只是卡尔松的一种猜测，具体如何，他决定要继续调查下去。
在军情六处对于秘密档案的调查中，卡尔松还查到，瑞典情报机构在帕尔梅遇刺前就得知伊朗给库尔德工人党下达的这项密令，但是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加强对帕尔梅的保护。这一点让他感到非常怀疑，难道瑞典情报机构也参与了这起谋杀事件？但因为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能够证明瑞典情报机构的居心叵测，所以这个猜测也之前关于军火商的猜测一样，只能算是卡尔松在调查经过时候得出的一种猜想，需要以切实的证据去证明它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
由于瑞典情报机构并没有采取措施来加强对帕尔梅的保护，最终导致他被杀害，英国军情六处感到非常不满，再也不想跟瑞典情的报机构打交道。这次卡尔松去英国查阅相关资料，军情六处之所以配合，完全是看在“司法大臣的面子上”。
离开英国后，根据从军情六处得到的情报，卡尔松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法国黎巴嫩并会见了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然而，这件事很快就没瑞典的媒体知晓，并在第一时间被曝光。报道立刻引起轰动效应，在瑞典政府也引起了强烈反响，瑞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情报机构、国家警察局和司法部都围绕着帕尔梅之死的责任和调查问题开始相互指责，舌战不休。
反对党指责安娜·格雷塔居然背着议会，授权私人侦探调查这一要案。要求她立即辞职，否则将在议会上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为了保证社民党能在接下来的大选中继续胜出，安娜不得不辞去了司法大臣的职务。英瓦尔·卡尔松首相对安娜·格雷塔的辞职表示遗憾，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无惋惜地说：“她太冒险了，犯了一个大错。”
不过，安娜的这个举动并非完全没有收到效果。由于她自作主张而使得刺杀帕尔梅的案情得到新的进展，这一点让政府感到了危机，而卡尔松从军情六处得到的情报被媒体曝光后，在瑞典国内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了给民众一个交代，政府不得不在情报机构内部来了次大彻查，将一些涉嫌渎职罪的右翼分子扫地出门。之后，瑞典情报机构的办事效率得到了不少提高，对于帕尔梅一案的多多少少又有了一些进展，虽然这些进展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尽管案情进展缓慢，但调查依旧在进行中。对于这种线索稀缺，而且主要线索都非常模糊的案件，想要查清楚的确非常棘手。随着调查的深入，关于帕尔梅遇刺前的秘密活动也逐渐被公众所知。
在遇刺前的那些日子里，帕尔梅和伊朗的关系已渐趋恶化。就在他被害的那一天，帕尔梅接见了伊拉克大使。大使告知他，巴格达对瑞典把性能优越的武器出售给伊朗深感不安。帕尔梅答应对方，他会干预此事的。
实际上他已经采取行动阻止博福斯公司经第三国出售武器给伊朗。尽管在他遇刺后，新闻界对帕尔梅的最后一天已做了详尽报道，但却丝毫没有提及这次会晤，这说明此事确有蹊跷。此外，在帕尔梅遇刺的前一周，他还会见了伊朗大使，可能也是讨论这事的。
1988年12月14日，在经过漫长的调查后，案情终于又有了进一步的进展。瑞典警方拘留了一个瑞典国籍的41岁男子，这个男子名叫克里斯特·彼得森，无正当职业，有不少不良前科——盗窃、吸毒、暴力甚至是走私武器。他曾因谋杀未遂被判过刑。第一次判刑是在1966年，第二次是在1970年12月。警方在斯德哥尔摩郊外他的住所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凶器，还有适合各种武器使用的弹药。另外，警方还有确切情报证明此人拥有一件大口径武器，但没有找到。在帕尔梅遇刺前的几分钟，曾经有人看到他尾随首相夫妇一直到遇难地。
按照瑞典法律规定，未向法院正式起诉前嫌疑犯最多只能被拘留5周。因此
在逮捕彼得森一个月后，瑞典警方就起诉了他。这是自1986年2月28日帕尔梅遇刺两年零十个月后，瑞典当局正式逮捕的第一名嫌疑犯。
1989年5月29日，彼德森在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被起诉。起诉书指控他杀害了帕尔梅，并企图杀害其夫人丽丝贝特·帕尔梅，尽管彼得森一直在喊冤，但所有的证词都对他不利——有人能证实这位嫌疑人在案发之前曾对帕尔梅夫妇进行过跟踪，而且帕尔梅夫人丽丝贝特在见到彼得森的时候几乎是喊叫着告诉警方：“就是他！就是他！他的脸型、眼睛和令人生厌的外表，跟我以前说的是一样的，只是我记得那时他没留胡子。”
另一位证人是在斯维亚大街上走在帕尔梅夫妇之后的一名男子。他看到在他前面走着三个人，他以为他们是一伙的。他作证说：“我突然听见两声枪响，随即看到中间的男人倒下去了。”他是所有证人中最靠近凶手的，但他却没看见凶手的脸。
还有一名证人是嫌疑犯的熟人。嫌疑犯声称出事那天夜里他未到过现场，但这位熟人证明在格兰德影院外曾见到他，当时两人相隔不过2米。另据嫌疑犯的朋友揭发，他曾谈到帕尔梅夫人在她丈夫被刺时是怎样尖叫的。
接下来，又有多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也都证明了彼得森曾经跟踪首相夫妇。但是，彼得森却一直不肯认罪。
1989年6月5日上午，彼得森接受了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的审判。由安德斯·赫林检察官宣读了起诉状，审判是以半公开的形式举行的。6月19日，帕尔梅夫人丽丝贝特到庭作证。她回忆当时情景说，当她同帕尔梅从电影院出来时，她发觉有一个人在暗中盯着她看。当他们走到出事地点时，她听到一声枪响，帕尔梅随即便倒在地上。接着，她又听到第二声枪响，她看到了旁边站着先前见到的那个男子。帕尔梅遇刺之后刹那间她注意观察了周围的一切，并记住了那个男子的脸。
在法院审判期间，法官先后询问了差不多40个证人。在这40个人中，大多数人回答“不是”或“记不清”，能够真正做出明确回答的寥寥无几。彼得森的辩护律师认为证据不足，嫌疑犯缺乏作案动机，并向法庭指出：“许多迹象表明，此案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谋杀案。”
同年7月6日，检察官赫林向法庭要求宣判彼得森有罪。他的观点是，证人提供的凶手特征如身高、体形、装束，特别是其走路的姿势，均与被告特征相符。而且当时彼得森正在电影院外边等贩毒者，这时正好发现首相夫妇进入电影院。于是，他立即到贩毒者家拿了手枪在电影院外等候。电影散场之后，彼得森便一路跟踪首相夫妻直到行凶地点开枪射杀首相。
7月10日，原告、被告陈述意见及证人出庭作证完毕后，法庭开了三次内部会议研究案情。
7月27日，法院宣判彼得森谋杀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彼得森在听完法庭宣判后显得异常激动，不断重申自己是无罪的。他在法庭答辩时起初显得有些紧张，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告诉法官自己虽然曾经杀过人，但那是误杀，他根本不会主动去当个杀人犯，更别说刺杀首相夫妇了。彼得森在法庭上极力为自己辩解，他说在帕尔梅遇刺当晚自己只是进城买毒品，从19点左右到22点30分一直待在奥克森赌场，之后就乘郊区火车回家了，到家时都快午夜12点，怎么会出现在电影院门口。他表示自己是社民党的支持者，是帕尔梅首相的崇拜者之一，是断然不会做出刺杀首相这种事情的。
他的辩护律师阿尔内·里耶罗斯也认为彼得森是无辜的，他列举了多方证词：被告没有杀害帕尔梅的动机，而且他在41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用过枪。而且刺杀案发生的时候，有证人证明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火车站见到过彼得森。那么，那些曾经指证彼得森跟踪首相夫妇的人很可能是由于事隔多年而认错了人。而帕尔梅夫人是在受到震惊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里见到并确认凶手的，其判断未必准确。而且时隔三年，她对于凶手样貌的记忆，也极有可能出现偏差。
事实上，这次判决是以6：2通过的，6名非专职陪审官与2名专职法官意见相左，法官并不赞同法院这样的判决，他们认为做出上述判决的不可靠因素太多，特别是技术证据不足。即便是帕尔梅夫人那么肯定的证词都可能是她在极度惊慌下的错误判断，而且其他很多证人并没有说明彼得森开过枪。
1989年7月27日晚，瑞典电视台公布了这一审判结果。但是，就在审判结果公布后不久，瑞典电视台就接到的3000多个电话，其中有2000千多个是反对判决彼得森有罪的。大多数人认为彼得森是冤枉的，人们觉得这样的判决太荒唐了。
8月1日，彼得森向瑞典中部的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由于中级法院将由4名法官和3名陪审团人员组成审判庭（专职法官占多数，陪审团人员由各政党推举，他们与法官有同样的表决权），因此，一些法学界人士期待着中级法院能否决上次由地方法院做出的荒唐的判决。
9月12日，瑞典中部地区的斯维亚上诉法院在斯德哥尔摩开庭，重新审理帕尔梅遇刺案。
10月12日，4名职业法官和3名陪审团人员组成的斯维亚上诉法院审判庭，经过讨论后，一致判决立即释放以刺杀帕尔梅首相的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彼得森。判决书下达后，彼得森当天便从监狱被释放了。不过为了他的安全着想，警方将在他出狱后贴身保护一段时间，以免他遭到情绪过激者的伤害。
11月2日，斯维亚上诉法院公布了关于帕尔梅一案的正式判决书。这份判决书称，在帕尔梅遇害当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彼得森对帕尔梅夫妇进行过跟踪并朝他们开枪。至于以前审讯过程中提出的各种证据，也是不足以判处被告杀人罪的。
彼得森被无罪释放后，关于帕尔梅被谋杀一案便再一次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虽然瑞典警方的悬赏在还不断提升，并且特别说明拿到这笔钱的人不必交纳税金，但是却始终没有再收到任何对破案有帮助的线索。
直到1996年9月28日，一个关于帕尔梅被谋杀案的消息经媒体传了出来。
自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以纳尔逊·曼德拉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了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特·图图大主教为主任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清算种族隔离时代白种人种族主义当局犯下的罪行，其主要方式是请前政府时期有关证人出庭作证。在审讯南非前秘密警察头目库切时，库切语出惊人。在法庭审理中，库切承认前南非秘密警察曾经残酷迫害黑人自由志士，同时披露了令人震惊的内幕——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参与了暗杀帕尔梅的案件。而在此之前，库切的继任者科克上校已于几天前作过同样的证词。
据当天法庭的证词，库切称杀害帕尔梅的凶手名叫安东尼·怀特，此人至今仍生活在希腊或塞浦路斯。库切证实，科克上校关于南非前政府参与暗杀帕尔梅的证词是确实的。库切说，由于帕尔梅强烈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给予南非非国大以有力的支持，因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
库切的这一指控公布之后，正在莫桑比克经营一家锯木厂的安东尼·怀特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声称他没有参与刺杀帕尔梅事件，是无辜的。在这之后，库切和科克上校在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证时，又指控南非前政权超级间谍威廉逊为刺杀帕尔梅的凶手。对此，正在狱中服刑的威廉逊又于1996年10月对日断然否认，同时他承认当时南非秘密警察确实有刺杀帕尔梅的计划，但不是由他领导，而且该计划直到帕尔梅死时都未执行。
对此，瑞典负责对帕尔梅遇刺案进行调查的官员们说，早在1987年他们就获悉南非可能与帕尔梅被刺有关。但是瑞典国家检察官尼尔森和帕尔梅的儿子对于库切和科克上校的证词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帕尔梅不可能是由南非前政权强人杀害的，库切等人提供证词是想借此减轻罪行，逃避惩罚。
如果说96年南非传来的关于帕尔梅被谋杀的内幕消息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于帕尔梅遇刺身亡案的记忆，那么2001年10月27日，在瑞典出版的一份报纸上所刊登的一则信件，则彻彻底底地震惊了所有瑞典人。
这封信的作者坦言自己就是杀死首相帕尔梅的凶手，而他的名字，在经过1989年的风波后在瑞典早已变得人尽皆知，这个名字，正是当时因为涉嫌杀害帕尔梅但最后又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的克里斯特·彼得森！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15年前善良的瑞典人因为担心法院错判，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因而公开支持彼得森上诉，并最终让他得以无罪释放。然而，15年后的这一天，彼得森却亲口承认了他谋杀帕尔梅的事实。这对于整个瑞典人民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嘲弄！
就在这封信被刊登后的第二天，帕尔梅的夫人丽丝贝特就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审理丈夫被杀一案，因为先前被无罪释放的嫌疑犯居然在27日出版的一份报纸上撰文承认了曾刺杀首相的罪行。文章中写到，彼得森事先并未计划刺杀帕尔梅。当晚，他偶然看到首相夫妇进入电影院才心生歹念，到寓所取出枪，然后返回电影院伺机刺杀。文中称，彼得森的谋杀动机是为一名被控制造炸弹后死于狱中的朋友拉尔斯报仇。
至于这份信件是否真的出于彼得森之手，而彼得森为什么当时极力否认而在事件过了15年后又重新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刺杀帕尔梅的凶手，这一切的疑问，都还没有解开。
在纪念帕尔梅遇害15周年时，瑞典警方表示，他们将继续悬赏5000万瑞典克朗，利用已掌握的线索，尽全力在2011年此案诉讼时效届满之前将凶手绳之以法。至于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办到，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三、“和平鸽”的一生
1927年1月30日，奥洛夫·帕尔梅诞生在斯德哥尔摩一个非常富有的上流社会家庭。其全名为斯文·奥洛夫·约阿基姆·帕尔梅。其父贡纳尔·帕尔梅是一家有名的保险公司总经理，母亲伊利莎白·帕尔梅则是拉脱维亚贵族的后裔。
帕尔梅出生的宅邸坐落在东马尔姆斯大街36号，建筑面积很大，此后一直是他成长生活的地方。直到1953年，他26岁时才搬出这所房子。
这所房子的主人是帕尔梅的祖父思文·帕尔梅。据家谱学家考证，帕尔梅祖籍原在现今瑞典南方斯科讷的一个小城——于斯塔德。其祖先原是荷兰人，从事航运业；16世纪时来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经商，因生财有道，成了家财万贯的富商，王室为表彰其功绩，封为贵族，此后便在于斯塔德定居下来。至今在于斯塔德城还有一条名为帕尔梅·吕德尔斯的大街，就是以他祖先的名字命名的。当时斯科讷尚属丹麦，后来归于瑞典。
在帕尔梅7岁那年，他先后失去了一直视他为掌上明珠的祖父和父亲。从此他便与母亲和祖母相依为命。10岁那年，母亲伊利莎白送他进入了上层社会子弟云集的西格通纳寄宿学校。在帕尔梅嬉戏童年之时，瑞典已经摆脱了昔日的贫穷、落后，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在这一时期，瑞典发生了两起震惊全国的事件，两起导致国家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其一是1932年3月12日“火柴大王”伊瓦尔·克鲁格开枪自杀和他那庞大的金融帝国的垮台；其二是 1931 年 5 月14日，瑞典政府派军队镇压工人罢工，造成五死五伤的惨案。
1944年5月，17岁的帕尔梅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毕业后，他曾当过记者，后服过兵役。1947年，帕尔梅进入美国俄亥俄州肯尼昂学院学习。一年后获得文学学士证书。从美国回到瑞典后不久，帕尔梅就接到了去骑兵团参加复训的通知。此时，练兵场上的帕尔梅已是骑兵少尉。这是家庭出身给他带来的荣誉，瑞典贵族子弟中十有八九是当骑兵军官。
1949年帕尔梅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继续攻读法律专业。正是在那一年，他开始参加学生联合会的工作。2月21日，他在《瑞典日报》上发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战后一代》，这篇文章引起了某些关键人物的注意。同年春天，帕尔梅又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学生大会，实地考察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学生的状况。在那里，帕尔梅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杰丽娜·雷尼诺娃。帕尔梅被她的美貌倾倒，而雷尼诺娃又非常向往西方，两人各有所求，一拍即合。
很快，他们宣布结为夫妇。帕尔梅会议结束返回瑞典后，又和雷尼诺娃情书不断，两人终于在1949年圣诞节前夕在布拉格举行婚礼。婚礼结束后，帕尔梅便带着雷尼诺娃离开布拉格回到了瑞典。
回国后帕尔梅将“妻子”雷尼诺娃带回斯德哥尔摩，但没有带她回家，也没有像丈夫一样和她在一起生活，而是将雷尼诺娃安置在另一住所，两年后，两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此事帕尔梅一直守口如瓶，20年后才予透露。雷尼诺娃后来再婚，至今仍住在斯德哥尔摩。
1950年春天，帕尔梅当选为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国际部副主席。1951年他获得法律学士学位，次年他当选为全国学生会主席。
1951年，在克里姆普菲耶尔举行的瑞典学生滑雪运动会上，帕尔梅结识了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因为两人之间拥有太多的共同点，因而彼此都被对方深深地吸引。1956年春天，帕尔梅和丽丝贝特巧妙地躲开新闻界的注意，悄悄跑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一座瑞典教堂里登记结婚。婚礼结束后他们立即去罗马，在意大利度完了蜜月。
1953年夏天，帕尔梅前往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尼和泰国考察，并于同年正式加入社会民主党。这年秋天他在总参谋部任文职人员，不久，有人向正在寻找秘书的埃兰德首相推荐了他。
1954年，帕尔梅正式担任首相秘书一职，从而开始了他的漫长政治生涯。尽管帕尔梅与埃兰德从出身到性格都各不相同，但他富有朝气和解决难题的能力，很受埃兰德的赏识，因而成为埃兰德在任首相期间不可缺少的助手。在正式担任首相助手期间，帕尔梅除了协助埃兰德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外，还担任了埃兰德首相与政府各部、社民党、议会、舆论和宣传媒介以及其他人士之间的联络员。
1955年，他当选为社民党青年团中央执委，负责青年团的学习。同时他还成为瑞典工人教育协会的理事。该协会是社民党和总工会于1921年联合创办的学习协会，其主要任务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1956年，深受埃兰德赏识的帕尔梅被晋升为首相办公室首席秘书。此后，他再也不搞文秘工作，而是主管社会民主党的对外宣传刊物：《政治与进步》。
1958年的大选中，在埃兰德的举荐下，帕尔梅在此次大选中，作为斯摩兰的议员候选人，当选为国会上院议员，成为当时议会里最年轻的议员，从此开始了职业政治家的生涯。这是埃兰德首相为他设计的重要一步，是帕尔梅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同年，埃兰德扩大首相府工作班子， 又吸收了一批政坛新秀， 英瓦尔·卡尔松，即后来接替帕尔梅任首相的那位副首相，便是其中之一。
1963年，帕尔梅被任命为咨询内阁成员，这仅仅是职务上的提升，而帕尔梅担当的工作并无大的变化，仍然是协助埃兰德主管意识形态、宣传和青年工作。显然，帕尔梅此时已谙熟社民党的真谛，是一个成熟的社民党人了。
1964年，在社民党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帕尔梅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65年，帕尔梅被任命为交通大臣。此时的埃兰德早已年逾花甲，开始考虑退休养老的问题。他有意让位给帕尔梅，任命其为交通大臣，就是加快这一接班步骤。帕尔梅接任交通大臣不久，便实施瑞典交通规则的改革。这年暑假结束后，帕尔梅又出任教会与教育大臣，兼管电台与电视台。
1968年大选，社民党大获全胜，有史以来第二次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和超过二分之一的议会席位。埃兰德选举前便公开宣布，将退隐山林。
1969年秋，帕尔梅正式从埃兰德手中接过首相大印，开始主持瑞典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帕尔梅为求稳定，效仿恩师埃兰德以前的做法，组阁时原封不动地保留埃兰德的全班人马，只是增添英瓦尔·卡尔松填补他升迁后留下的教会与教育大臣的空缺，其余大臣一概留任。
当时年仅42岁的帕尔梅被称为欧洲最年轻的首相，也是瑞典历史上执政时期较长的一位首相，直到他遇刺身亡，他已经在首相的位子上坐了11年之久。帕尔梅担任首相后，公务更加繁忙，在担任首相十余年时间里，他的生活作风几乎一切照旧，并没有什么变化。
瑞典民族比较内向，寡语，言行拘谨，是标准的“杨特法则”者。所谓“杨特法则”，是作家桑德摩斯把生活在一个名为杨特的小镇居民的生活准则归纳而成的“法则”，一共有十条，是北欧人的行为规范：
1、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觉得你很了不起。
2、千万不要认为你比别人强。
3、千万不要认为你比别人高明。
4、千万不要以为你比别人健壮。
5、千万不要以为你比别人伟大。
6、千万不要以为你比别人见多识广。
7、千万不要对别人指手画脚。
8、千万不要嘲笑他人。
9、不要以为别人会把你放在眼里。
10、不要好为人师。
在帕尔梅就任首相之前，瑞典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还有意无意地露出鄙视的神情，有些在第三世界做生意的商人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但他们对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又有些自卑感。这正是“杨特法则”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但在帕尔梅上任后，他雷厉风行的作风，面对美国政府的不卑不亢甚至是偶尔的强硬，无不影响着底下的瑞典民众。
在帕尔梅担任首相期间，他所参与的所有国际活动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瑞典塑造成世界中小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和平缔造者的形象，是慷慨的善人，不畏强暴，仗义执言，专为第三世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鸣不平。他是西方第一个公开谴责南非种族歧视、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国家领导人。
帕尔梅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创见的人。1965年7月在整个西方世界对美国的侵越战争或漠然视之或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他首先站出来谴责这场在“崇高目标和原则”掩盖下的侵略战争。1968年2月他作为教育大臣与越南驻苏联大使一起上街游行反对越南战争。同年3月，美国宣布召回驻瑞大使，国内反对党也纷纷要求帕尔梅下台，但他没有屈服。同年夏天他在群众集会上又强烈抨击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他的这些活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正是因为他的种种举动，无形中改变着整个瑞典民族。人们发现，瑞典人的性格上似乎和以往不同了，他们变得更有自信，少部分人甚至变得有些自负起来。
1974年6月，帕尔梅提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受到塔斯社的猛烈攻击，并称帕“中了中国宣传的毒。”在国内，帕尔梅继续推进社会民主化的进程。1964年通过修改宪法，帕尔梅把国王的权力缩小到最低限度，同时他通过立法降低了低收入者和双职工家庭的所得税，限制资方解雇职工和企业管理上独断专行的权力等等。
1976年，社民党大选失利，帕尔梅下野，他利用其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的身份积极参加勃兰特委员会工作。
1980年，他组织了“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又称帕尔梅委员会），并受联合国秘书委托积极调解两伊战争，使他的国际影响和声望大大超过了所有其他北欧国家领导人。在国内他利用执政三党之间的矛盾频频发动攻势。
1982年9月，帕尔梅“在重建经济，保卫社会福利”的口号下赢得了大选，开始他的第二次执政。这一次，帕尔梅一上台，就宣布将瑞典克朗贬值16%，并决定控制工资增长。他要求全国人民为经济重建共同做出牺牲。同时政府还增加了对科研、交通、建筑和环保部门的投资。在国际经济回升的推动下，瑞典“第三条道路”经济政策取得较大成功，工业生产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增长6%至7%，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众所周知，瑞典是个福利国家，一个瑞典公民，政府会从你出生起就负担起你的成长，直到你双脚踏进坟墓。一个瑞典籍的孩子，从出生到16岁，每年可以获得3000克朗的补贴。从16岁开始，可以连续4年领取助学金。进入社会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补贴。在瑞典执政了几十年的社民党一直称自己为社会主义。
1984年，在帕尔梅的决策下，瑞典在继续福利政策的基础上开始实行新的政策：紧缩私人消费，刺激工业投资，发展生产，减少失业，在短时期内促进投资，解决就业难题以及通货膨胀。这些政策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改革资本私人所有制结构，突出社会所有制，令经济管理民主化。这些政策的出台，很快就将瑞典变成了世界公认的“福利国家”。而这种社会主义也被称为“瑞典模式”，成为诸多社会主义模式中的一朵奇葩。
在帕尔梅的管理下，瑞典成为不少北欧国家的榜样，“瑞典模式”也成为继“苏联模式”之后又一个成功范例。
1986年2月28日深夜，帕尔梅和夫人在看完电影《莫扎特兄弟》准备步行回家的时候，凶手从背后射杀了他，斯维亚街头成为帕尔梅最后一处留下足迹的地方。
二十几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仍怀念他。一位瑞典名牌大学查尔摩斯科技大学研究生安妮卡说：“瑞典再也找不到帕尔梅这样精明的领导人了，我们有种失落感。不知瑞典将会怎样发展。”
正像世界上很多名人一样，在他活着的时候，人们对他的主张往往有很多争议，一旦他去世后，人们才承认他的伟大。帕尔梅提出的一些外交政策和主张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所有瑞典人接受，并且曾在议会中有过激烈的争论。但现在，人们已充分认可了他为世界和平奋斗的精神。
在瑞典，红玫瑰象征着和平与友情。不论春夏秋冬，帕尔梅路上的红玫瑰始终盛开不败。人们纪念帕尔梅，也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