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充满偏见的世界，各种不同的人和人之间或揶揄或鄙视。在印度，尤为露骨。
第二天早晨，前台照旧八点钟打电话上来说接我们的车子到了。车是一辆丰田霸道，粗看很新，但四角都有碰擦的痕迹，右侧的反光镜从我们到来的第一天就是碎的，也根本没有要送去修理的意思。司机Nizar是当地人，只会说几句简单的英语，但基本上只跟Rydian交谈。开始Rydian还带着一点发达国家公民的好奇心和优越感打听Nizar的生活起居，直到遇上第一个伊斯兰教的斋戒日，Nizar戴上一顶小小的白帽子，Rydian发现此人竟然是穆斯林，像所有经历过九一一的美国人一样，自此心存芥蒂。
在那之后，上下班路上大多是一片沉默。只除了Nizar车开得太快，驶上对面车道，遇上迎面而来的卡车，然后一个急转或是急刹，惊得全车的人大叫。叫过之后，Rydian又开始骂人，质问他：“我们有这么赶时间吗？！”我则是忍不住地大笑，好像并不真的在乎刚才发生的险情。有几天，户外气温超过四十摄氏度，每到那种日子，Rydian就会吃一些奇奇怪怪的药片，号称可以补充电解质，防止中暑。他总是不忘问我要不要，我始终回答不要。因为我们暴露在阳光和高温下的时间每天不超过十分钟。他小心得过了头，甚至刷牙也用瓶装水。我有点反感此类举动，就好像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回上海的时候，飞机降落，总会有人在舱门打开之前忙不迭地带上N95口罩。我固执地觉得这是对陌生的土地，对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其实，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旧大陆，哪里的自来水都一样有股怪味儿。
我不反感Nizar，虽然他不跟我讲话。穆斯林看起来闻起来都要比印度教或是锡克教干净些，只是印度教可能更加符合西方国家的胃口罢了。他不跟我讲话，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女人活该倒霉的国度。包括我这样的外国女人，从一开始就时不时地有人质疑我的资历，是不是值得他们花每小时八百美元外加费用？我有点好奇Rona是不是搞得定这样的场面，所幸她有个先天的有利条件，她是白人，肤色崇拜在这个殖民地味道浓重的半岛上依旧盛行。
车门“嘭”的一声关上，比较好的车子关门的时候总是会发出类似合上密封罐一样的声音，我一个人坐在后排，车厢里空调开得很冷，阳光却是炙热地照在左半边座椅上面。我又像沉下去一样，想起我的Lyle——他一定还在睡梦中，偶尔蹙起眉头，早晨梳洗之前，他的脸颊会有一点点扎人，他的嘴唇……
晚上，他若无其事地来接我吃晚餐，就像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忘记他，从来没有赶他走一样。他似乎也终于想起来了，昨天是我的生日，送了一串南部印度洋浅海水域产的珍珠做礼物。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养殖的珍珠也算是“假”珠，而真正的珍珠到底价值几许。
我们在我住的地方又做了一次。在那之后，我没有继续固执地不肯去他那里，不是放弃了离开他的打算，只是因为意外地发现，我的房间有些地方隔音真的很不好，衣橱和迷你吧的部分可能只是薄薄一层纤维板之隔，有时候甚至听得到Rydian在隔壁咳嗽的声音。于是，接下去的那些日子里，我下班之后就去他那里，半夜他再送我回来。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在纽约时的那种状态，不同的只是他的打扮和房间里的装饰而已。他租了一辆新车，存心弄得很脏，甚至在仪表板下的抽屉里放了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对有些人来说，这里是西游记。但另一些人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一千零一夜，只需要钱，外加一点游戏人间的时间和心情。
就这样，直到十月八日。
二零零五年的十月八日是个星期六，因为有个牵涉到香港方面的会议，我们还是八点半进办公室加班。那时的香港还是五天半工作制的18。
八点五十分的时候，我正一边看邮件一边吃麦家的汉堡，酒店的面包烤得很滥，所以我总是到公司再加一顿麦当劳。Rydian坐在我对面，突然抬头说了一句：“我怎么觉得头晕，这辈子从来没有头晕过。”我看看他，刚想嘲笑嘲笑他，目光扫到右手边的咖啡，奶棕色的液体在印着麦当劳叔叔头像的纸杯里明显地晃动，直到溢出来溅到电脑键盘上。旁边一沓摞得挺高的文件夹，最上面的一本突然落到地上。Rydian骂道：“见鬼，地震了。”两个人站起来，开始很镇定地收拾电脑和重要文件。我甚至还笑呵呵问他：“你确定不是因为我吃汉堡嚼的太用力了？”
老实说过去一个多月的经历，从空难到车祸，到匿名电话说：“贵公司的办公楼里有个炸弹。”所有发生的事情已经把我的神经搞得很大条了。出了办公室，我满不在乎地去按电梯，被Rydian拉回来塞进了安全通道里。我们所在的大楼是新德里市中心一栋四十层商务楼，虽然是星期六，但是因为那栋楼有八个楼层属于一家国际性的银行，当天还是有不少人在上班。我们属于反应慢的，安全通道里面已经挤满了人，走得很慢，没有空调，热浪和异味叫人窒息。往楼下走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几次明显的余震，恐慌升级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打电话，英语和印度当地话嗡嗡响成一片。
我也很木然地拿出电话来拨Lyle的手机号码，但信号很差，要么打不出去，要么是说无法接通。我莫名其妙地有些害怕，这个钟点他肯定还在睡觉。我想打香格里拉的总机，但无论如何都想不起电话号码。我拼命地往前面挤，Rydian离我越来越远，在后面喊我，我没理。走了将近七百级台阶，终于下到底层了，我跑出大楼，马路上已经站满了人，似乎所有事情，包括时间都停顿了。旁边一个商场门口泊着十几辆三轮出租车，我跑过去，说要去香格里拉，没有人肯去。价钱一直加到五百卢比，才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司机答应载我，在平时这段路不会超过五十卢比。
这样的三轮出租车我之前只坐过一次，两边没有护栏，开得又超级快，很是惊险。但那天路上乱得一塌糊涂，小司机左闪右躲，可能抄了近路，几个弯转下来，发觉不认识路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只知道几个地名和数字，跟我说不清楚，于是就在一条窄路里停下车，没有收我钱，很凶地示意我下车。我也迷路了，茫然地站在路中间，不远的地方传来警车、消防车或是救护车的声音。路边上，肤色黝黑的贫民男女和小孩子瞪着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我，我害怕起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往前走，不敢细看角落里经年累月积下的污水和垃圾，隔一会儿就试着打Lyle和Rydian的手机。还是老样子，不是打不出去，就是无法接通，刚刚挂掉，手里的电话又突然响起来了，屏幕上闪的是Lyle的号码。我接起来，在听到他声音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抽泣，几乎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
那一天，我就像个迷路的小孩子一样，抹着眼泪，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把街边路牌上的路名报给他听，似乎等了很久他的车子才出现在我眼前。我跑过去，上车，紧紧地抱住他。后视镜里面，我看起来狼狈得要命。但是他却说：“看来我以后要经常惹你哭。”因为泪水把我的睫毛沾在一起，看起来可爱极了。他说对了，这是第一次我在他面前哭，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那天晚上，几乎每个台的新闻里说的都是巴基斯坦地震的消息，震级从最初估计的七点六级上升到七点八级，CNN亚洲新闻台的主持人说：整整一代人在这场灾难当中死去。而在新德里，直到深夜，还是有许多人因为害怕余震露宿街头。我和Lyle却全无所谓地躺在他房间里的床上，一场生生死死的虚惊之后，我终于问了他那个盘亘已久的问题：“和我在一起之后，你有没有别的女人？”而他的回答将会主宰我的忧伤和快乐。
“最近六个月没有。在纽约从来没有过。”
“这么说我是纽约的唯一？我很荣幸。”
“你是我的唯一，我爱你。”他说。
“我为你感到难过，因为我不爱你。” 我回答。
我不记得在那之后我对他说的是“我恨你”还是“我讨厌你”。我只清楚地记得，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认识一年一个月又两个礼拜，从第一次做爱算起也有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六个月？纽约的唯一？讽刺的回答。
“为什么？”他明知故问。
“我从小就不喜欢跟别人分享玩具，也不喜欢住宿舍，讨厌集体活动。”
“我早就知道我们的共同点很多。”他回答。
有些话第一次说出来好像很难，真的说了就变得好像念顺口溜一样容易。那天晚上他说了无数次爱我。我也无数次地回应，我讨厌你。他不相信，或者根本无所谓。毕竟我仍旧在他的床上，身体和身体纠缠在一起，吻着他，抚摸他，用陌生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反反复复地问：“她们在床上叫你什么？你们是开着灯，还是在黑暗里做？她们喜欢吻你哪里？用舌头还是牙齿？……”直到他发出几乎无声的呻吟，把我压在身下，对我说：“别再拷问我了。”
我们仿佛不知疲倦地做爱。虽然我觉得很累，从上午开始就累得要命。我似乎有点低烧，胸口和手心都微微地发烫，离开他的身体和爱抚，任何一秒钟都会叫我冷得发抖。“你好热。”他在我耳边一语双关的低语。
不知道几点钟，我们停下来，静静地躺着等待呼吸渐渐平复。
“我可能要生病了。”我说。
“怎么了？”
“天知道，疟疾、黄热病，要么是出血热，我没有打预防针。”我笑着胡说八道，然后问他，“会死人的，你害怕吗？”
“我现在没什么心情开玩笑。”他回答。
“我也没有。我肚子疼，你把我弄疼了。”我说，仍旧是开玩笑的语气。
他俯下身，温柔地吻我的小腹，抱着我直到我推开他，背过身沉沉睡去。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没有发烧，也没有其他生病的迹象，只是觉得累。我们打电话叫了两份三明治上来，在床上吃了，然后继续睡到下午。快到傍晚的时候，远处传来依稀的鼓声和音乐声，我醒了，套了件他的衬衣下床，跑到窗边上从窗帘的缝隙里往外看，是一支鼓乐队，一辆马车和身着盛装的人群，在酒店的花园里。
他走到我身后，看了看，告诉我：“是婚礼，马车上的是新郎。”
不管前一天发生过什么，婚礼还是要继续的。我突然兴奋起来，对他说：“我们去看看吧。”脱掉衬衫扔给他，穿好自己的衣服，拉他下楼。
可能所有的女孩子对结婚，或者说仅仅对婚礼那一部分，特别是盛大的婚礼，都有着某种情节吧。不能不承认我也不例外，虽然在我看来那只是一场铺张俗艳的婚礼，我还是忍不住想要看个究竟。仪式和晚宴在酒店最大的宴会厅举行，大厅中央搭起一个四柱高台，披着红色幔帐，挂满了红玫瑰和鲜黄色金盏花穿成的花环。时间尚早，没有宾客，鲜花、酒和食物源源不断地送进来。一个侍者非常殷情地带我们参观，有些自豪地告诉我们，晚宴的宾客超过一千人，在他们印度算是中等规模的。
我很配合地做出又惊讶又羡慕的样子，从宴会厅出来，上了电梯，才笑着对Lyle说：“就是花的颜色太难看了。”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白色，全部都要白色的。白的，白的，白的，白到神经质的地步。”
“这可以安排。”
“还要最大的冰雕和雪白的貂皮，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冰姑娘》，我五岁时的梦想。”
“这也办得到。”
我静下来，看看他，说：“我是开玩笑的，你知道的。”
过了很久，他才回答：“我不是，我们不如结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