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选这个课程，也没有想过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事情。介绍上说拿到这个学位的人大多从事艺术事业或企业机构管理，而这可能，仅仅是可能，会把我带到我想要到达的地方去。于是，我像一个理智的成年人一样开始着手结束我在美国的所有，同时也像一个充满梦想和激情的孩子朝着不可知的方向出发，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到那个时候为止，我工作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在林晰的督促下，存了一年零九个月的钱，银行户头的存款和基金余额，总共有三万多美元。七月、八月继续工作，还能拿两个月的薪水，而且不用付房租，省一省还可以节余下一些。加上卖掉车子家具的钱，总共大约四万美元，三分之一用来付学费，余下的可以够我在巴黎一段时间的生活。七月交了辞职报告，八月份，我开始处理剩下的一些东西。林晰留下的车子在二手市场上六千元卖掉，家具和电器在网上登了广告半卖半送。衣橱里几十个包，上百双鞋，数不清的衣服大多不能带走，我把梅森叫来，让她看中什么就拿走。她一头钻进去，一边翻一边叫：“老天，普拉达，阿玛尼，浪凡，又一件普拉达……他对你可真好啊。
”“都是我自己买的。”我仰面倒在床上回答她。“别开玩笑了，你赚多少钱？”我想争辩，但恐怕她是对的。不管林晰嘴上是怎么说的，不管我是不是在努力工作，我自始至终都在他的宠爱里生活，而他做的又是那么的不知不觉，让我可以继续又骄傲又自我。梅森最终做了件让我吃惊的事。她只拿了一只垂涎了很久的红色漆皮肩包。其他的东西，她说，凡是我带不走的，她会帮我拿去二手店卖掉，并且让我留给她我在巴黎的地址，她拿到钱之后会把支票寄过去的。我有点意外，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她看着我，拉拉我的头发，说：“傻瓜，你接下去有段时间不能工作了，需要多一点的钱。”尽管对是不是真的能收到这笔钱还心存怀疑，我还是抱着她流了一地感动的眼泪。两个多月之后，我已经在巴黎安顿下来，几乎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妈妈转交给我一封发自泽西城的邮件。信封里装的是一张生日卡，折页上写着：“丫头，你真的老了！”中间夹着一张灰绿色的支票，数额甚至超过我原先的估计。我突然觉得内疚，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有点看不起梅森。我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偏见，辜负一个又一个朋友。
就在我收拾家当准备离开美国的同时，周君彦和霍德森的那个“商业计划”也渐渐浮出水面。五月底，英华锦新停牌一周之后，公告了原董事会主席韩新华及涉案的高管不再担任原有职务的消息。但是因为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复牌之后股价仍旧一路走低，公司上下一片凄惶。而就在这个时候，霍德森酒店集团抛出了一个条件不太优厚的收购计划，没花多大代价，没费什么周折就把英华锦新一口吃下了。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也是霍德森的旧部，不久之后，就在一次有媒体出席的公关活动上隆重推出整合计划。霍德森集团原先仅在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开了几间酒店，都是五星级，全部坐落于市中心的闹市商业区。而英华锦新的生意大多在大城市的市郊、中小城市市中心，以及一些旅游风景区，酒店的等级从两星到五星不等。两者可以说是完美的互补。整合之后，这些酒店都会由霍德森集团国际化的专业团队管理，悬挂统一的集团标志，同时又清楚地分级：两星级的经济型快捷酒店，三星级适合家庭旅行的度假酒店，四星级商务酒店，和五星级豪华酒店。而其中四家坐落在海滨或湖边的度假村将会改头换面，成为主推水上运动概念的豪华度假村。
“这四家酒店将由一个曾经在洛杉矶和迈阿密有丰富豪华度假村经营经验的团队管理，”主持人在台上讲得激情洋溢，“这个团队的领导人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密歇根大学的荣誉毕业生，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周君彦先生！”然后，电视屏幕上便是此人风度翩翩地迎着追光灯上台，踌躇满志地讲话的镜头。我对着电视机，意外地发现自己已经可以淡然地面对这样的场面。心里很清楚，这个人与我再也不会有任何关系。我在八月三十日离开纽约，走之前的那个晚上，给了大楼管理员一个两百美元的大红包，写给他我妈妈的地址，拜托他万一收到邮件千万千万帮忙转寄到巴黎。然后又给手机里所有的联系人发消息告别，告诉他们我要去巴黎。总之是希望留下线索，好让林晰回来的时候能找到我。再渺茫，也是个希望。消息发出去，陆续接到几个告别的电话，同事、同学、朋友，有问我去干什么的，也有祝我一路平安的。临睡之前，电话又响了，接起来竟然是霍德森，不例外地问我去干什么，几点的飞机。我一一告诉他。他回答说不能去送我，因为明天那个时候有会议要参加，不过他会在机场的网站上看着我坐的那个航机起飞的信息。
我对他说了声谢谢，以为那会是最后一次和他讲话。挂掉电话，我环顾四周，房间里已经空空荡荡，剩下的只有一张五尺宽的床和其他一些不能提前处理掉的东西，明天也会送给那个做清洁的大妈。七年的生活打包成一个三十二寸的箱子，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如果真的可以，我倒真的希望能回到原点--一九九八年的九月，不到十八岁，独自一人拖着箱子，走出肯尼迪机场的国际到达处，一个穿着灰色毛衣和牛仔裤的人叫着我的名字，朝我走过来。如果真的可以重新来过，我会作一些不一样的决定，在一切都太迟以前。在纽约的最后一天，我四处闲逛，胡乱拍了很多照片，走累了就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吃掉一个香草冰激凌。下午三点钟回到公寓，一个人把大箱子和一个二十寸的拉杆箱拖到楼下。管理员不在，我把钥匙装进一个信封，写上房间号码，塞进门房的门缝里，然后在门口拦下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到机场去。车子在路口转弯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这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宁静的小马路，路两边的行道树是一棵又一棵的豆梨，春天一树的白花，秋天黄色、橙色、红色的枯叶落下。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真的就这样走了，永远地离开这里，心里禁不住一颤，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落下了？原本时间算得很宽裕，但路上有点堵，到达机场的时候也已经不早了。我付了车钱，下车去拉了一部行李车，然后又手忙脚乱地跑回堆在路边的箱子旁边。跑得太急了，右脚的鞋子从脚上掉下来，落在身后一步远的地方。一只男人的大手扶住我，手的主人说：“别着急。”然后俯下身，一手握着我的脚腕，一手帮我把鞋子穿上。我低头看那个人，居然是霍德森。“你不是说要开会吗？”我有点惊讶，他会是我想到的最后一个可能来送行的人。“经理们总是可以等一等。
”他回答，又扬起一边嘴角，露出那样的笑容。“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你来送我。”我说的是大实话。他半真半假地解释：“我就是不愿意让刚才那个讨小费的出租车司机成为纽约最后一个和你讲话的人。”他帮我把箱子放到行李车上，笑了笑问我，“抱一下好吗？”我也笑了，朝他伸出手臂。他轻轻抱了抱我，说了声“Bon Voyage（一路顺风）”，跟我告别。就这样，他成了纽约最后一个和我讲话的人。我看着他转身走掉，坐进街边一辆黑色轿车里面，突然有种顿悟，可能所有人内心里都跟看起来的样子不同吧？当然，“所有人”也包括这个亚利克斯·霍德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