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巴黎的第一个礼拜，我仍旧住在妈妈那里。虽然预算并不宽裕，也不会讲几句法语，我还是试着出去找一间合适的小公寓租住。妈妈给了我一个地址，说是帮助学生找房子的机构，去了那里却是碰壁。我好不容易磕磕巴巴地把酝酿了很久的一句法语说出来：“Je suis en train de chercher un studio ou appartement.”（我正在找房子。）得到的回答却是：私立学校的学生不在他们服务对象之列，而且已经是九月份，大多数合适的房子都已经租掉了，我的希望实在是渺茫。不过，看我失落地走出去，那个值班的小男生还是很好心地提醒我，可以去学校问一下，一般都会有本校的学生找人合租的信息。于是我先去办了入学手续。学校坐落在第十七区一个星形区域向东伸展的触角上，十月份开学，还没有什么人，公告栏里也空荡荡的。房子还是没有着落，我没放弃，回去就在一个又一个留学生网站的论坛上找出租房子信息。有合适的，就打电话过去约时间看房子，前前后后看了好几个地方，始终不是太贵，就是条件太差，或是已经租掉了。
一直等到九月中旬，我看到一则寻找合租人的信息：两间卧室的公寓，一个上海来的女孩子一个人住在那里，分租其中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间。宽带、有线电视和一干家用电器都有，可以申请房屋补贴，扣去补贴之后的房钱实在是非常的便宜。只是地方很远，已经出了南面的城门，算是郊区了，好在走十来分钟的路就有一个地铁站，交通还算可以。我去看了一次，房间看上去很干净，摆着几件明显购自宜家的简易家具。合住的女孩子人很不错，胖胖的，在一间商学院读书。我当场就决定这房子我租了，回去跟妈妈一讲，却被好一顿埋怨，地方太远，治安不好，而且是合租。“你还不如就租我这里一间屋子。”她这样说。“恐怕我出不起房租。”我回答。妈妈有点生气了，没有接口，转身走开了，过了很久才来跟我讲话：“你是不是还在怪妈妈，在你小时候离开你？”“没有。”我看着她，很认真地说，“真的没有。”“那为什么不肯住在这里，我从前没有为你做什么，现在都可以补上。”“你怎么没有为我做什么？”我笑着抱住她，脸贴在她的脸上，说，“我眼睛像你，脸架子也像你，就为这个，不知道多少人羡慕我。”她也笑起来，然后喃喃地说：“你长得也很像你爸爸的。
”我说：“对，也像爸爸。”她没有再坚持，可能是懂了，我不是不想跟她在一起，而是我想要过某种独立的生活。我很想告诉她，林晰跟我说过，我父母对我的关心，比我认为的要多。我渐渐知道这是真的，不过，还是没跟妈妈说过。因为，有关林晰的记忆如今显得那么遥远而珍贵，我有种近乎荒谬的念头，舍不得和人分享和他在一起的点滴，也怕一旦打开回忆阀门，就会停不了关不住了。两天之后，我搬去那个市郊的住宅区。那里没有乐队，没有舞会，没有歌剧院和香槟酒杯。巴黎开始退去玫瑰色的光晕，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真实完整，同时又有点残酷、有点丑陋的城市。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人生活在其中，悲伤快乐，相聚又分离。所有的一切都像柯罗的画那样真实，不会为了讨好游客的眼睛润色些许。我在心里默默地想，许多年以前，初到这里的林晰看到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巴黎。新公寓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九十年代的建筑，设施不差。唯一的缺点就是地段，那个地方是巴黎南郊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区，聚集了很多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的移民家庭。街头遍布失学的少年和待业的年轻人，男孩子女孩子们穿着俗艳的衣服，不论年纪多小几乎都吸烟，满嘴脏话和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切口。
超级市场里充斥着廉价商品，相邻的服装店里售卖十几二十块钱一件的粗制滥造的衣服，最大的号码一直到五十八号。坐电车或是地铁，几乎总能碰到逃票的人，如果有好管闲事的人指出来，他们仍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Pas de sous.”（我没钱。）管闲事的人追问：“没钱为什么不去工作？”“找不到工作。”继续无所谓。“好好读书就能有工作。”逃票的青年人认真起来，说自己考过BAC，还有职业教育文凭，但就是没有工作。车厢里有几个老人，看年纪像是一九六八年戴高乐时期的叛逆青年，义愤地说：“那你们应该上街游行啊！”沉默了一阵儿，“Manifestation”（游行），“Dans la rue”（走上街头）这些个词儿开始在人群里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一切看起来的确有那么点落魄的特别，与塞纳河两岸那些古老建筑里的精致生活截然不同，没有穿着笔挺制服的门童，袖口上一溜金色的铜扣；没有铁塔的倒影；没有保证五天盛放花期的玫瑰，不过，我还是住了下来。三十二寸的箱子里，林晰为我画的那幅油画包裹在牛皮纸和一条红色线毯里，占了很大地方。拿出来，打开，挂在卧室的墙上。
然后去附近的超级市场买被子枕头日用品，从店里出来正好赶上一场大雨，天气灰暗清冷，我在高架路巨大的水泥穹顶下面等着雨停。晚上，依旧是一整夜不停歇的雨，我忘记了关窗，电脑摆在靠窗的写字台上淋了透湿。拿去修，说修不好了，最多只能把硬盘里的东西备份出来，一周之后一个移动硬盘交到我手里。我在FNAC买了一台新电脑。看移动硬盘里的东西，有一个文件夹里全部是Word文档，名字都是修理部的人改过的，Docier001，Docier002……有我找工作的时候写的简历、求职信，和后来上班之后工作上的一些东西。我一个一个打开来看，感觉就好像坐上一部时间机器。再看下去，一连几个都是概率和统计学的公式和习题，林晰写的，时而一本正经，时而插科打诨，给我解释正态分布和普阿松定理。这些东西，在寄宿学校的时候，他讲过一遍，读大学的时候又一字一句地写给我，我却从来没有真正记住过。而那一天，透过泪水，我重新看每一句话，都印在了心里。十月三号开学，我赶在那之前去警察局换了法国驾照，又花了四千欧元买了一辆二手的雷诺。
到了开学的那一天，却发觉学校所在的地方很不好停车，马路边上的车位很少，运气不够好的就要停到两条街之外的一个停车场去，再步行七八分钟走回学校。上午先是主管这个课程的教授讲话，此人竟然姓“Bouche”，读起来跟“布什”一样，字面意思是“嘴”。“嘴先生”长得瘦小狡黠，简单地说了一下这个课程从八十年代初至今的发展，具体有哪几门课，怎么考试，通过率多少，看上去像是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他讲完之后，秘书把书单和课程表发下来。我们这一级总共五十几个人，年龄二十二三到五十多岁都有。“嘴先生”随机请人上台介绍自己，把每个人的职业和教育背景都嘲笑几句，不仅不好对付而且还挺刻薄的。
正想着就听到讲台上传来怪怪的发音：“Chen-g Wen-ne Jin-ne.”全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听起来只可能是我的名字。而且我早料到他会叫到我，因为前面一个发际线稍稍靠后的男同学介绍说自己是会计师，“嘴先生”听了就一本正经地问：“是不是会计师协会规定了会员一定要秃顶？”我没忍住，撇撇嘴白了他一眼，一定被他看到了。我朝他笑了笑，大大方方地走上去，抬头看着不大的阶梯教室里的陌生人，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我原本想说实话，但生怕布什先生来拉我的头发看看是不是假发，所以我决定假装是个模特，看看他会怎么讲。”大家都笑了，布什也笑了笑，说模特是他今天听到的和‘文化事业’最有关系的职业了，低头看了下花名册，抱怨了一句：“您的名字太难读了。
”紧接着问我，“艾格涅斯·丁恩小姐，您为什么来读这个课程？”我搞不懂他为什么会把艾格涅斯·丁恩这个金发的朋克妹跟我联系在一起，我是黑发，穿的很斯文，穿的很斯文，于是我很认真地回答：“我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他点点头，说：“这个答案很好，不过希望您能通过考试。”我说：“谢谢，我会的。”散会之后，同班的人差不多都记得我了。一帮人聚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天，有人说起那张书单，上面列着五六本上课要用到的书，大多数都是二十几欧到四十欧不等，有一本《西方艺术史图鉴》贵一些，要差不多一百块钱。我说，不如团购好了。很多人响应，当场就写下三十几个人名字来给我。于是我这个不会说几句法语的人给自己揽下了第一个要组织、要谈判、还要讨价还价的活儿。几天之后，任务完成了，出人意料的顺利，单子上大多数的书都跟FNAC谈定了八折的价钱，最贵的那一本直接跟出版社买，七五折送到学校里。可能就因为这样，一周之后我被选为Chef de classe，也就是班长，上幼儿园以来第一次当上了班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