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摄影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小职员，这两份工作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交集，却都常常要出差。每个月总有几天，我和林晰合乘一辆出租车去机场，然后在候机大厅匆匆吻别。我们从来没有坐过同一班飞机，因为，两个人的目的地总是不一样的。我去的是些听名字就很气闷的工业城市--底特律、克利夫兰、密尔瓦基、威奇托、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而他总是飞往米兰，伦敦，东京，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巴黎。单单看着印着这些地名的机票就叫我向往死了，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好命，去些文明光鲜的地方长长见识。如此这般的白日梦一直持续到秋季，有一天，林晰好像不经意似的问我：“下个月能请假吗？”我冷冰冰地问他：“干吗？”随手翻了一下满是工作安排的效率手册。“我去巴黎出差，可以带上你。”仍旧是不经意的口气。我不在乎他是不是在存心寻我开心，一下子跳起来，惊喜地尖叫，抱住他一顿亲。我要去巴黎了，那个从小就向往的地方，那个机缘巧合错过了的地方。当然，我不后悔来美国，毕竟在这里我得到了他，这个从一开始带着点法国味的冶艳烙印的“情人”，或许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要由他来把巴黎展现给我看。
我一下用光了十五天的年假，加上周末，可以有整整三个礼拜不用上班。假期确定下来，就忙不迭地打电话告诉妈妈，她也很高兴，说：“Enfin， tu vas venir à paris.”（终于你要来巴黎了。）接着就开始计划要带我去哪里游览，参加派对，去看歌剧……出发的前一晚，我兴奋得像是就要去春游的小学生，无论如何睡不着，半夜里又爬起来检查了一遍行李。林晰睁开眼睛看看我，说了一句：“小孩儿，快回来睡觉。”又睡着了。终于挨到了那个大日子，我们坐的航班在傍晚时分起飞。我零零碎碎带了许多东西，一件小礼服生怕压坏了，单独装在一只印着事务所标志的行李袋里，没有托运，准备随身带上飞机。林晰看见了，说：“这袋子真难看，我不拿啊。”“不拿就不拿。你装作不认识我就好啦。”反正也不重，我心情好，不跟他计较。拿好登机牌，他拖两只拉杆箱，我拿着行李袋，乘自动扶梯到上一层的候机厅。有那么一会儿，我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不是那种路人随意投过来的一瞥，而更像是注视，尽管是远远的，还是能感觉到那道目光的温度。回头四处张望，却只看到行色匆匆的陌生人。
公务舱果然物有所值，我这个坐惯支线飞机经济舱的小职员，这次终于可以舒展身体，睡得很好，时差对我几乎没有影响。清晨六点多，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的时候，我正神清气爽，搂着林晰的脖子来了个货真价实的法式亲吻。邻座的法国大爷用磕磕巴巴的英文问我们：“你们是来法国度蜜月的吧？”我笑着回答：“算是吧。”搞得大爷摸不着头脑，过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地跟身边的大妈说：“C’est sur qu’ils envisagent de se marier à Paris.”（他们一定是来巴黎结婚的。）九月份的巴黎，早晨已经微微有些凉意，太阳升起来，阳光却特别明媚。我妈和强恩大叔跑来机场接我。妈妈对林晰一直照顾我表示感谢，直到发现原来我不打算住在她那里，而要跟他住酒店，才目瞪口呆地看了我们一会儿，笑起来，拥抱了我们，小声对我说：“我早说过他是个好人。”中午，我们在妈妈和强恩大叔的房子里吃饭。
他们住在第六区图尔农街上的一栋老式公寓里，那样的房子在小巴黎四处可见，就像黑白电影里的布景一样，外墙灰黄，雕梁画栋，里面有螺旋形的大理石台阶和手拉黑色折叠铁门的狭小电梯。他们住在顶楼，房间很高，光厅就有四个，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壁炉，屋顶露台布置得像个真正的花园一样。四个人坐在一起，想要亲密又有点拘谨。妈妈依旧年轻，不知道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精心保养，还是每年一次的瑞士美容之旅。强恩大叔似乎也在努力健身，瘦了一些，神采奕奕。当然比起白种人，亚洲女人更不容易显老，何况还差了十几岁的年纪。强恩还是觉得有这么一个太太很有面子，在一旁殷勤伺候着。公开了我们的关系，林晰多少有点不自在，妈妈总是一副忍不住要笑的样子看着他。他皱皱眉头，尴尬地笑笑，转过头去看着窗外，装作观赏风景。我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周围有那么多富丽新奇的东西等着我去发现，身边的每个人都相亲相爱地在一起，这种感觉像新鲜空气充满肺叶一样把我的心装得满满的，除了轻到没有重量也看不出形状的快乐，再也挤不进其他任何东西了。
吃过饭，我和林晰去苏弗朗路的希尔顿酒店登记入住。那个地方在第七区，位置靠近塞纳河，几乎就在埃菲尔铁塔的影子下面。从房间里看出去，不远处就是巨大的塔身，跟通常在图片里看到的小小的剪影不同，那么近，那么大，简直不像是真的。次年二月份，看到电视剧《欲望都市》的大结局，凯瑞·布兰肖在雅典娜广场酒店的露台上转身看到埃菲尔铁塔，兴奋得又叫又跳。我当时的反应跟她也差不了多少，只不过希尔顿没有雅典娜广场酒店那种古典味道，而是彻头彻尾的摩登风格。也正是在那个午后，我站在阳台上歪着头看着慵懒阳光里的铁塔，林晰走过来从身后抱住我。“这样真好，”我忍不住感叹，然后，美美地吐出一口气，第一次很自然地把那句话说出来，“我爱你，林晰。”他肯定听到了，却还是默不做声，怀抱变得很紧，把我转过来，然后用我想象不到的最温柔的方式久久地吻我。如果不是因为他下午有工作要做，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爱得昏天黑地。
过了好几天，我才知道，出差去巴黎也不单纯是件轻松的美差，坐公务舱跨洲旅行，住市中心的豪华酒店也都不是白白享受的。作为回报，林晰每天平均工作十二个小时，有时甚至周六也要加班。不过，我们虽然不能二十四小时地混在一起，却照样觉得无以复加的幸福。每天早晨我都会在他的亲吻中醒来。吃过早饭，我们一路逛到战神公园的最南边，他会在街边的花店里给我买一束玫瑰，然后和我告别。我看着他坐上来接他的车子离开，总要等到那辆银灰色的奔驰R350消失在乔弗瑞广场的转角，方才转身，一个人慢慢走回酒店，把花插进玻璃瓶里。他每一次买的玫瑰品种都不相同，颜色也不一样。一天、两天、一个礼拜过去，我头一遭知道这世上居然有这么多种名字的玫瑰--嫩粉色的苏醒玫瑰、白色的芬德拉、浅橙色的舞会皇后、酒红色的樱桃白兰地、淡紫色的海洋之歌、肉粉色的戴安娜、粉中带白的玛丽亚、白里透粉的蜜桃雪山、桃红色的瑞普索迪、紫红色的米兰玫瑰……柔软剔透的花束渐渐摆满了整个房间，叫人心都酥软了，然后慢慢地也变得如那些沾着露珠的花瓣一般澄澈而干净。
上午余下来时间，我一个人去博物馆，或是沿着河岸散步。快到中午的时候，搭地铁到塞纳河的另一边去，坐到玛德莱娜广场站下车，在艾维克城路和安茹路街角的咖啡馆里等他。天气好的时候，我总是坐门口的露天座，看着路上的行人和天上偶尔飘过的一朵浮云。一个小时，甚至更久，我不在意，总是等他，也从来不打电话催促，心里知道，即使天塌下来了，他也会来跟我一起吃午饭的。艾维克城路是条东西向的马路，不管我面朝哪个方向坐，他总是会突然出现在我身后，一点声音也没有，静静地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或是在我左边脸颊上很快地吻一下，吓我一跳，然后笑我的反应。吃过饭，我们又分手，他回去工作，我四处闲逛，继续等他。只有一个下午例外，他突然又转回来，在玛德莱广场地铁站的入口处追上我。那个下午，我们哪里也没有去，在酒店房间里搂在一起午睡，一直睡到柔和的风吹开窗帘，红色的晚霞出现在埃菲尔铁塔的后面。吃晚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中午和我分手之后，他走回去，只差五个门牌号码就到了，却突然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想和我在一起。
他没上去，打电话告了假，不容分说地把十几人撂在那里。没错，那段日子，他几乎忘记了所有的原则，而我也变得很笨，很死心眼。我们想要的东西似乎格外清晰而简单，就在眼前，在身边，在床上，好像一伸手就能抓住，会在手心里慢慢地融化，然后再渗入到心里去。三个礼拜里面，我们看了两遍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只因为我喜欢坐在歌剧院的拱顶下面，听女裁缝唱“我的名字叫咪咪”，听鲁道夫对咪咪诉说“odolce viso di mite circonfuso alba lunar”（月光如纱般轻拂着你的脸庞），直到全剧终了，哲学家柯林唱起咏叹调“永别了，我的外套”。我发现《漂亮女人》当中爱德华对维维安说的话是真的：“第一次看歌剧的人反应是很两极的，不是极端热爱，就是极端讨厌。”我一定属于前面一种，而《波西米亚人》在我心里将永远代表着爱情和巴黎。除此之外，我也终于看到了让·巴普蒂斯特·柯罗的作品，不是在林晰曾经说起过的大都会博物馆，而是在卢浮宫，最好的那一些。
我向他承认，自己是第一次见识到颜料也可以表现那么多种轻烟薄雾般的灰色，让画面静谧优美得像略带诗意的梦境。他却纠正我，说柯罗的确优美、的确诗意，却绝不媚俗造作，从来都没想过要画些不真实的东西讨好普罗大众。真实或者抒情，我其实并不在乎，但还是问他：“那《林中仙女之舞》里的仙女和小爱神也是真的咯？”他看出来我是存心跟他过不去，笑起来：“宝贝，那是印象的真实，那个时候，他心里肯定有些不舍得忘记的感受，变成了仙女和小爱神。”“那你有吗？”我抱住他，咬着下嘴唇，坏笑着问他。他点头，在我嘴上亲了一下，回答：“有，而且总也忘不了。”我好像立刻就懂了他的意思，却要等到几年之后才学会表达：那是现实主义的眼睛，诚实的头脑，加上一颗浪漫的心，也正是那颗心深处一瞬间的脆弱才最真实动人。三个礼拜之后，我先一步回纽约，林晰要在那里待到十月中旬。我们仿佛刚刚度完蜜月又要分离的新婚男女，在机场走走停停，难分难舍，一直等到最后一遍广播响起来，才真的分别。过了安检，我隔着几重玻璃远远地看他，满心想着不远的将来有多少美好的日子等着我们一起去体会，美好得就像刚刚过去的三个礼拜一样，却浑然不知命运又有怎样的转折等着我去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