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开学后不久，我和梅森去看电影《美国美人》。银幕上，十八岁的瑞奇对十七岁的简说：“如果我今天晚上离开这里，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什么？”她诧异地看着他。他又问了一遍：“如果我离开这里，去纽约生活，今晚就走，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当然。”她回答，没有一点犹豫。这段简单的问答让我突然想起几年之前的那个问题：“如果我去美国，你会跟我去吗？”我想得出了神，一切恍如隔世。梅森在旁边跟我说话，我一句也没听见，她又说了一遍，后排的人怒了。放映厅里很暗，他看不清楚，伸过一只手在我背上狠狠地推了一把。正赶上我心情很坏，没跟他废话，站起来，转身就把手里的一杯冰可乐对着他从头到脚浇下去，倒完了把杯子朝他身上一扔。梅森反应也很快，拉着我就跑。一直跑到停车场，发觉后面并没有人追，她停下来，弯腰两只手撑着膝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太好玩儿了，什么时候咱们再这么来一次吧！”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勉强跟她说了声再见，上车向宿舍开去。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种预兆。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说跟他那个小女朋友准备十月份结婚，新房装修好了，原来的房子已经挂牌准备卖掉。我说：“好啊，祝贺你们啦。”没有别的话，气氛显得有点尴尬。于是，爸爸开始扯别的：“你从前那个姓周的同学，你们还有来往吗？”“不怎么联系了。”“前天报纸上登出来，他爸爸贪污受贿正式批捕了，下个月开庭。”我蒙了。爸在那里继续扯：“不知道那个周同学现在怎么样了，他从前还是你们的班长吧，成绩很好的是不是……”好像过了很久，我才回过神来，说：“行了，就这样吧，再见。”把电话挂了。我不确定自己当时的想法，或者已经根本没办法思考了，只记得随便拿了几件衣服，护照和钱，直接去了机场，买了票，搭上最早一班去上海的飞机。六个小时之后，在洛杉矶等待转机的时候，我恢复了一点理智，给林晰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我要回一趟上海。他觉得挺突然的，问我出什么事了，我说：“我爸结婚，叫我回去撒花。”“变乖了嘛，知道先跟我说一声了。
”我没理会他玩笑的口气，严肃地问他：“要是你找不到我会担心吗？”“会。”他也严肃地回答。十三个小时之后，飞机在上海落地。我随身只有一个背包，不到一百美元的现钞，在机场全部换成人民币，然后坐了一小时的车进城。街头华灯初上，我手里抓着一把硬币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上拨周君彦家的号码。铃声响过三遍，有人接起来：“喂？”就是他，声音听起来却有些陌生。“是我。”我说。他没说话。“我回来了，就在你家楼下。”他沉默了一下，说：“上来吧。”从电梯里出来，楼道里亮着冷冷清清的灯光，他已经开了门在等我了。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是说“对不起，我刚知道”呢？还是“浑蛋，怎么不早告诉我”？于是就什么都没说，跟着他进了家门。只有客厅里亮着灯，除了他没有别人。“你妈妈呢？”我问。“去外地了，找亲戚借钱，开庭之前能还的尽量还了。”他平静地回答。他身上穿着白色圆领汗衫和运动裤，看上去好像还是一年多前分别时的那个男孩子，实际上却全变了。
我自己不是什么模范小孩，但也从来没有做过很坏的坏事，没有经历过让旁人避之不及的不幸。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当一个人从众人的宠儿变成罪犯的儿子，而那个人又是我生平爱上的第一个人，我心疼他，想要安慰他，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反而很坦然，接过我的背包，伸手抓抓我的头发，看看我问：“眼睛怎么这么红？”我揉了揉眼睛回答：“飞机上睡不着。”“你刚下飞机？还没回过家？”我点点头：“我爸不知道我回来，下了飞机就过来了。”他停住了，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转身把包放在客厅里一个单人沙发上。我跟过去，走到他身后，抱住他，脸贴着他的背脊，说：“你本来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我本来以为会没事的。”他自嘲地笑了一下，转过来把我拥进怀里。“韩晓耕都知道，对吧？”我生硬地问他。“很多事你都不知道。”“那现在说吧，都告诉我。”我抬头看着他，他避开我的眼睛，眼眶红了。像是一部编年史，他开始说，去年九月三十号，他爸突然被检察院双规。因为一些他也闹不清的关系，韩晓耕的爸爸也开始担心自己，请了会计师咨询公司的账务问题。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跟韩晓耕走得比较近。今年春节之前，他爸爸被正式逮捕。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韩晓耕的爸爸也进了公安局，拘留了一个月之后，因为证据不足释放了。我打不通他家电话的那几天，他和他妈不是在公安局，就是在见律师。“你知道吗，在拘留所里他们会把你身上所有金属的东西都拿走，连裤子拉链也剪掉……韩晓耕说的，她爸出来的时候就那样提着裤子。”他抱着我，不看我，断断续续地说，声音发颤，“我有一年没看见我爸了，开庭之前只有律师能见他，两个钟头就要六千块钱……他们也问过我，知道你爸爸做的事情吗？我说不知道，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都会过去的，会好的。”我知道自己说得空空洞洞。他摇头，继续说：“我们现在什么都没了，这个房子也要卖掉了，我考了个从前看也不会看的学校。”客厅的钟响起音乐盒的声音，敲了十下。他对我说：“挺晚了，我送你回去吧。”“回哪儿？我爸要结婚了，我现在就是一孤儿。”我还是抱着他不松手。“我倒宁愿自己是孤儿。
”他苦笑，沉默了一下又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你那个时候说你都知道了，说不要再联系了……”“我那个时候以为你喜欢上其他人了。”我打断他。他转过头，不说话。那么说是真的，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他们都不要我了，”我看着他说，“你千万不要离开我。”“我也想事情都是那么简单那么好，但是……”他停了一下，说，“你不知道……我欠韩晓耕一份人情。”我紧紧地抱住他，一只手的手指插进他脑后的短发，在他耳边不停地说：“我不管，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反反复复。“我们会在一起的，有一天……”他说，眼泪终于流下来了。他的嘴唇贴上来，深深地吻我，那味道不再是当年夏日里无忧无虑的阳光味儿，而是夹杂着些我尚不能理解的复杂的苦味。“我不要有一天，我不要等，我就要现在……”刹那间我好像又变成了个五岁的小孩，涕泪滂沱地为了得到那个做梦也想要的玩具耍赖。我把他的白色汗衫往上拉，脱掉。他嗫嚅着问我：“你干什么？”我不回答，把他的手合在自己的胸口上。
他的手伸进去，捧着我的心跳，然后低下头，吻在我的脖子上，用沙哑的声音问我：“这是什么味道？”“一种香水，”我回答，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浪凡的雅弦。”那天夜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两个十几岁的少年笨手笨脚，而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总是说女人会永远记得第一次的感觉，因为，那种醍醐灌顶式的疼痛，浸透整个身心，足可以在你的记忆里剜出一个洞，再镶进另一个人的一部分。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他房间里的单人床上醒来。
九月的上海还是夏天，前一天晚上没拉窗帘，六点钟，明亮的日光就弥漫进来，驱散所有幻想，现实登场了。周君彦默不做声地把枕在我脖子下的那只胳膊抽出来，背对着我坐起来，说：“昨晚那样……不要紧吗？”“不要紧。”我回答，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很委屈，暗地里骂了一句，我怎么知道要不要紧！不过，话说回来，我怎么也不相信我这个任性的、没营养的身体还能怀孕。我们一起吃了早饭，谁也没说话。七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他到另一间房间去接，虚掩上了门。我隐约听见他“嗯嗯啊啊”敷衍的声音，猜得到电话那头是韩晓耕。我默不做声地把自己的东西收进背包，没有告别，浑身颤抖，走出去，转身轻轻地把门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