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开学后不久,我和梅森去看电影《美国美人》。银幕上,十八岁的瑞奇对十七岁的简说:“如果我今天晚上离开这里,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什么?”她诧异地看着他。他又问了一遍:“如果我离开这里,去纽约生活,今晚就走,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当然。”她回答,没有一点犹豫。这段简单的问答让我突然想起几年之前的那个问题:“如果我去美国,你会跟我去吗?”我想得出了神,一切恍如隔世。梅森在旁边跟我说话,我一句也没听见,她又说了一遍,后排的人怒了。放映厅里很暗,他看不清楚,伸过一只手在我背上狠狠地推了一把。正赶上我心情很坏,没跟他废话,站起来,转身就把手里的一杯冰可乐对着他从头到脚浇下去,倒完了把杯子朝他身上一扔。梅森反应也很快,拉着我就跑。一直跑到停车场,发觉后面并没有人追,她停下来,弯腰两只手撑着膝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太好玩儿了,什么时候咱们再这么来一次吧!”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勉强跟她说了声再见,上车向宿舍开去。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种预兆。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说跟他那个小女朋友准备十月份结婚,新房装修好了,原来的房子已经挂牌准备卖掉。我说:“好啊,祝贺你们啦。”没有别的话,气氛显得有点尴尬。于是,爸爸开始扯别的:“你从前那个姓周的同学,你们还有来往吗?”“不怎么联系了。”“前天报纸上登出来,他爸爸贪污受贿正式批捕了,下个月开庭。”我蒙了。爸在那里继续扯:“不知道那个周同学现在怎么样了,他从前还是你们的班长吧,成绩很好的是不是……”好像过了很久,我才回过神来,说:“行了,就这样吧,再见。”把电话挂了。我不确定自己当时的想法,或者已经根本没办法思考了,只记得随便拿了几件衣服,护照和钱,直接去了机场,买了票,搭上最早一班去上海的飞机。六个小时之后,在洛杉矶等待转机的时候,我恢复了一点理智,给林晰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我要回一趟上海。他觉得挺突然的,问我出什么事了,我说:“我爸结婚,叫我回去撒花。”“变乖了嘛,知道先跟我说一声了。
”我没理会他玩笑的口气,严肃地问他:“要是你找不到我会担心吗?”“会。”他也严肃地回答。十三个小时之后,飞机在上海落地。我随身只有一个背包,不到一百美元的现钞,在机场全部换成人民币,然后坐了一小时的车进城。街头华灯初上,我手里抓着一把硬币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上拨周君彦家的号码。铃声响过三遍,有人接起来:“喂?”就是他,声音听起来却有些陌生。“是我。”我说。他没说话。“我回来了,就在你家楼下。”他沉默了一下,说:“上来吧。”从电梯里出来,楼道里亮着冷冷清清的灯光,他已经开了门在等我了。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是说“对不起,我刚知道”呢?还是“浑蛋,怎么不早告诉我”?于是就什么都没说,跟着他进了家门。只有客厅里亮着灯,除了他没有别人。“你妈妈呢?”我问。“去外地了,找亲戚借钱,开庭之前能还的尽量还了。”他平静地回答。他身上穿着白色圆领汗衫和运动裤,看上去好像还是一年多前分别时的那个男孩子,实际上却全变了。
我自己不是什么模范小孩,但也从来没有做过很坏的坏事,没有经历过让旁人避之不及的不幸。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当一个人从众人的宠儿变成罪犯的儿子,而那个人又是我生平爱上的第一个人,我心疼他,想要安慰他,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反而很坦然,接过我的背包,伸手抓抓我的头发,看看我问:“眼睛怎么这么红?”我揉了揉眼睛回答:“飞机上睡不着。”“你刚下飞机?还没回过家?”我点点头:“我爸不知道我回来,下了飞机就过来了。”他停住了,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转身把包放在客厅里一个单人沙发上。我跟过去,走到他身后,抱住他,脸贴着他的背脊,说:“你本来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我本来以为会没事的。”他自嘲地笑了一下,转过来把我拥进怀里。“韩晓耕都知道,对吧?”我生硬地问他。“很多事你都不知道。”“那现在说吧,都告诉我。”我抬头看着他,他避开我的眼睛,眼眶红了。像是一部编年史,他开始说,去年九月三十号,他爸突然被检察院双规。因为一些他也闹不清的关系,韩晓耕的爸爸也开始担心自己,请了会计师咨询公司的账务问题。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跟韩晓耕走得比较近。今年春节之前,他爸爸被正式逮捕。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韩晓耕的爸爸也进了公安局,拘留了一个月之后,因为证据不足释放了。我打不通他家电话的那几天,他和他妈不是在公安局,就是在见律师。“你知道吗,在拘留所里他们会把你身上所有金属的东西都拿走,连裤子拉链也剪掉……韩晓耕说的,她爸出来的时候就那样提着裤子。”他抱着我,不看我,断断续续地说,声音发颤,“我有一年没看见我爸了,开庭之前只有律师能见他,两个钟头就要六千块钱……他们也问过我,知道你爸爸做的事情吗?我说不知道,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都会过去的,会好的。”我知道自己说得空空洞洞。他摇头,继续说:“我们现在什么都没了,这个房子也要卖掉了,我考了个从前看也不会看的学校。”客厅的钟响起音乐盒的声音,敲了十下。他对我说:“挺晚了,我送你回去吧。”“回哪儿?我爸要结婚了,我现在就是一孤儿。”我还是抱着他不松手。“我倒宁愿自己是孤儿。
”他苦笑,沉默了一下又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你那个时候说你都知道了,说不要再联系了……”“我那个时候以为你喜欢上其他人了。”我打断他。他转过头,不说话。那么说是真的,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他们都不要我了,”我看着他说,“你千万不要离开我。”“我也想事情都是那么简单那么好,但是……”他停了一下,说,“你不知道……我欠韩晓耕一份人情。”我紧紧地抱住他,一只手的手指插进他脑后的短发,在他耳边不停地说:“我不管,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反反复复。“我们会在一起的,有一天……”他说,眼泪终于流下来了。他的嘴唇贴上来,深深地吻我,那味道不再是当年夏日里无忧无虑的阳光味儿,而是夹杂着些我尚不能理解的复杂的苦味。“我不要有一天,我不要等,我就要现在……”刹那间我好像又变成了个五岁的小孩,涕泪滂沱地为了得到那个做梦也想要的玩具耍赖。我把他的白色汗衫往上拉,脱掉。他嗫嚅着问我:“你干什么?”我不回答,把他的手合在自己的胸口上。
他的手伸进去,捧着我的心跳,然后低下头,吻在我的脖子上,用沙哑的声音问我:“这是什么味道?”“一种香水,”我回答,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浪凡的雅弦。”那天夜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两个十几岁的少年笨手笨脚,而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总是说女人会永远记得第一次的感觉,因为,那种醍醐灌顶式的疼痛,浸透整个身心,足可以在你的记忆里剜出一个洞,再镶进另一个人的一部分。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他房间里的单人床上醒来。
九月的上海还是夏天,前一天晚上没拉窗帘,六点钟,明亮的日光就弥漫进来,驱散所有幻想,现实登场了。周君彦默不做声地把枕在我脖子下的那只胳膊抽出来,背对着我坐起来,说:“昨晚那样……不要紧吗?”“不要紧。”我回答,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很委屈,暗地里骂了一句,我怎么知道要不要紧!不过,话说回来,我怎么也不相信我这个任性的、没营养的身体还能怀孕。我们一起吃了早饭,谁也没说话。七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他到另一间房间去接,虚掩上了门。我隐约听见他“嗯嗯啊啊”敷衍的声音,猜得到电话那头是韩晓耕。我默不做声地把自己的东西收进背包,没有告别,浑身颤抖,走出去,转身轻轻地把门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