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提高商人的地位，买官入仕途是一条路，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在百姓心中的形象。百姓对商人的成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人把社会的财富聚集到了自己手上，也就是敛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报社会。胡雪岩的做法就是开办药店。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胡雪岩的成功并不仅在于把生意的规模做大到极致，更在于他在生意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身的社会责任，这才得到百姓长久的认可。胡雪岩认为发了财就应该做好事，就好比每天吃饭一样是例行公事。
当时社会动乱，太平天国、小刀会等起义军很多，各地战乱频繁，很多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在风餐露宿之中或者水土不服，或者旅途劳顿，很容易得上疾病。但是他们的身上一般都没有多少银两，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开医馆。而在清军与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胡雪岩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战乱结束后，为了能够“广救于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浙江因气候适宜，有很多品质优良的草药，杭州城内的医药业也很发达，胡雪岩身处其间，不仅受到了“悬壶济世”的中医传统的影响，也有良好的条件去从事这个事业。因此，胡雪岩下令在全国各地钱庄另设医铺，对前来看病抓药的人有钱的少收钱，无钱的则免费看病送药。通过做这个慈善事业，胡雪岩在百姓心中商人的地位和形象就大为不同的。
另外，胡雪岩还与军队做了沟通，他与湘军、绿营达成协议，答应只要军队出本钱，购买原材料，让名医去配药之类的事情都由他负责，药物配成之后，他会派人送到军营之中。如此一来，军队的后顾之忧就少了许多，曾国藩在得知此事后感叹道：“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科举考试之时，胡雪岩考虑到很多士子因为刻苦学业、为准备考试通常熬夜，身心疲惫。因此就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士子是治国之才，胡雪岩此举不仅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也赢得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百姓的爱戴。胡雪岩自己则说：“不必言谢，诸位乃国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以尽绵薄之力。”
如果只从现实的“利”来考虑，胡雪岩很难说是成功的，因为他从中并没有能够得到多少的钱财；胡雪岩之所以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就在于他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慈善家，还善于把义与利结合起来。
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很多客商、香客一下车登岸就发现，有很多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药号”字样的衣服，迎上来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这就是胡雪岩的宣传之道，受惠之人对胡庆堂自然心存好感，来到杭州的外地人都对这个药号印象深刻，胡庆余堂也就随着四方人士的走动把名气传到了全国各地。
钱可以买到气势，但未必能买到别人的尊敬，但是胡雪岩做到了。虽然不知道他在济世之时是否依然在为自己的成本和赢利计算，但他此举确实使得商人的地位和形象大为改观。而且同时他也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做了宣传。名利本就难以截然分开，有了名之后，利也随之而来，胡雪岩正是做到了名利“双收”。
为守信义，与友共应挑战
答应了人家的事，就不能反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
——胡氏警训
患难之中见真情。考验一个人的真心往往不是在风平浪静之时，而是要看在危难之中有谁能站出来支持你。这种情义才是最宝贵的，可以说是“金不换”，再多的钱都未必能买到。社会中不缺乏陪你嬉戏玩耍共同享乐的狐朋狗友，与你在觥筹交错之中呼朋唤友、称兄道弟，但是急需他们帮忙的时候，一转身却可能谁也找不到。为值得结交的朋友两肋插刀，就是胡雪岩崇尚的义气。
左宗棠是个忠肝义胆的大臣，他认为国家哪里需要他，他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往哪里。他在福建的马尾刚开始造船，朝廷就让他去陕西甘肃地区担任总督。他没有过多地去考虑朝堂之中各个派系的斗争，而是说“国家不可一日无陕甘，陕甘不可一日无总督。”毅然赴任。
他向胡雪岩坦诚地说，现在他有三件难事：一是兵源不足，没有那么多的将士去前线作战。二是粮饷不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粮草供应不上，作战的将士肯定心不安定。三是武器装备不够精良。这直接影响到军队的作战能力。前者是“招人”的问题，后者是“招财”的问题，朝廷虽然不可能放弃新疆这块领地，但是也出不了这么多的银子去支持。左宗棠说，除了前者可以自己想办法外，后面两个问题都需要胡雪岩帮忙解决。
胡雪岩与左宗棠的交情甚厚，现在左宗棠有事情要他帮忙，当即表示有难同当。虽然他不知道左宗棠所干的大事业与他本人有多少关系，但是他依然冲着两个人的私交而对左宗棠的公务加以支持。
之前，胡雪岩也是义气当先，为左宗棠办了不少事情。例如，左宗棠建造铁甲兵船，加强国家海防的时候，也许胡雪岩并不了解这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鼎力相助。在商言商，胡雪岩固然能够从中赚取利益，但是他愿意帮助左宗棠，愿意为国家做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左宗棠这个角度来看，他之所以对胡雪岩如此坦白，一方面是因为他平时给了胡雪岩很多赚钱的机会，此刻共担责任并不突兀；另一方面就在于他深知胡雪岩是个极为重义气的人，因此把胡雪岩当做自己人，不仅放心地把福建马尾的事情交给了他负责，也提出要他帮忙陕甘那边的事情。胡雪岩这一次果真也没有辜负他的希望。而在胡雪岩看来，这也是一种被信任的感觉，只有在彼此信任的朋友之间才直截了当无须赘言。
义气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信任，是不计较利益和回报的，但是如果从商业投资的角度看，义气是能够带来财富的。这一次胡雪岩和左宗棠站在了一起，那么下一次，胡雪岩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同样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忙。也许胡雪岩此时并没有这份期待——这也正是义气的纯粹之处，但是只要有机会，左宗棠一定会给胡雪岩相应的回馈的。
为奇冤尽力，为自己扬名
好事不会白做，我要借此扬名。
——胡氏警训
一个人能够把生意做到极致，他的能力固然令人敬佩，但是如果他能够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维护世间的正义，他才能够得到他人的尊敬，这不仅是个人能力的问题，更是他品质的彰显。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是清末轰动全国的四大奇案之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案子与胡雪岩有关。
小白菜原名毕秀姑，因为常穿绿衣白裙，因此被人唤作“小白菜”，她的丈夫葛品连是个豆腐作坊的店伙，夫妻俩租了杨乃武家的一间空房。杨乃武是个举人，为人正直，他的妻子叫詹彩凤。他的姐姐杨菊贞年轻守寡，因此常住娘家。
小白菜常帮杨家干活，杨乃武偶尔也教她读书识字，一群市井无赖就说两人勾结，甚至还贴出“羊(杨)吃白菜”的招贴，杨乃武为了避嫌就让他们搬走了。夫妻两人就搬到了小白菜继父的表弟王心培家居住。余杭知县的大儿子刘子翰看中了小白菜，就以县衙招女佣做针线活为名把小白菜骗去并奸污了。
1873年11月26日，葛品连流火宿症复发，却误以为自己体虚而吃了很多上火的药品，结果暴病身亡。入殓时尸体口鼻有淡黑色血水流出，葛母向余杭县控告说小白菜谋杀亲夫。
县令刘锡彤本就不喜欢杨乃武，仵作也是草率验尸，把“口鼻血水流入两耳”当做是“七窍流血”，银针操作不规范就以为是变色是因为尸体中毒等，把小白菜收入监牢。刘子翰唯恐调戏秀姑之事暴露，派人入监狱对她进行恐吓，审讯时又动用了大刑，小白菜屈打成招，招认说与杨乃武早有奸情，合谋杀夫。杨乃武被大量酷刑的严刑逼供下也招架不住，屈认自己从药店买得砒霜交给秀姑药死葛品连。杭州府拟定毕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上报浙江省后，巡抚杨昌溶曾亲自审讯，两人已经心灰意冷，认为难以翻案，就没有翻供。杨昌溶派候补知县刘锡溶赴余杭密查，他草草走了一趟，就回禀说此案“无枉无滥”，杨昌溶就拟罪名上报清廷刑部。
但是杨菊贞根本不相信弟弟会作出这种事情，杨乃武亲拟诉状，她走了两个多月来到北京向都察院控诉，但是都察院非但没受理此案，还派人将杨菊贞押解回浙江，杭州府和浙江省重审时都维持原判。杨菊贞准备二次上京时，家中已经一贫如洗。这时，胡雪岩慷慨解囊，赠给她200两银子，这笔银两成了杨菊贞二告御状的救急钱，还专门拜访回杭州老家办理丧事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向他诉说杨乃武、小白菜的冤情，要求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助重审此案。
1874年，杨菊贞陪同杨乃武之妻詹彩风、杨乃武之子杨荣绪与姚贤瑞再到京城拜访了夏同善，在他的指引下，又遍访在京的浙江籍大小官员三十余人，接着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诉。同时，夏同善多次访问大学士、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稣，恳求他去刑部查阅浙江审理该案的全部卷宗。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亲下谕旨，重理此案。但是审理此案的人又滥用酷刑。1875年，给事中边宝泉上奏异议，夏同善等浙籍京官联名上书，要求提京复审。1876年，葛品连棺木移到京城，刑部开馆验明他是正常病亡，这个案子才算真相大白。
在这个案件中，胡雪岩与杨乃武等人无亲无故，但他既提供了杨菊贞等人上京的路费，更为重要的是，他积极联络朝中的官员，这些完全都是路见不平的仗义之举。如果没有他的鼎力相助，在当时官官相护的背景之下，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情恐怕只能埋于土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