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成功最基本的前提。想要成功的人，无论工作多么单调、多么琐碎，都应该全心全力做好，这样才能使自己得到成长，才能获得加薪和晋升的机会。如果你是一个操作机器的工人，就应当把精力全部用在机器上，认真地了解它的性能，了解它每一部分的功能。如果一台使用了几年的机器，这个工人除了会操作之外，其他方面一点都不了解，甚至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也不知道，升迁和加薪就很难了。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是因为违背“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原则。社会中有些人认为公务员更体面、更有地位，不喜欢商业和服务业，也不喜欢体力劳动。他们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优势，应该有更好的前途，应该活得更轻松，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职位……这是一种典型的好高骛远的从业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是不可能成就大业的。
还有不少人自命清高、眼高手低。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在企业中很屈才，因而时常感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动辄就感到被老板盘剥、替别人卖命，是别人赚钱的工具，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整日抱怨，把大好的光阴和大把精力，白白浪费掉了。人一旦有这样的心态，不仅不能在企业中踏踏实实地干工作，还会使其他认真工作的员工受到不良影响。因此，这类人是企业中最不受欢迎的人。
有一些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受“天之骄子”传统意识影响，总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自己应该从事体面的工作。但事实上，这些人刚刚步入社会，缺乏工作经验，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因而无法被委以重任。这些人能做的就是认真务实地做好现有的工作，积累经验。但是他们不这样想，总抱怨：“我被雇来不是做这种活的。为什么让我做而不是别人？”他们对工作也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长此以往，他们会将自己的才华和创造性埋没，从而成为没有任何价值的员工。
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有所投入才能有所收获。只要还在工作岗位上，就应该安下心来，认真务实地完成工作。员工如果能够形成职业责任感，对自己的工作高度重视，就会成为老板最信赖的人，并被委以重任。
凡事顾全大局、力求荣辱与共——斯巴达方阵的精神支柱
服从大局首先要适应环境
服从大局，这是每一个企业对员工的要求，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国民的要求。然而，要真正做到服从大局不是那么简单的。服从大局意味着为了大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意味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甚至要用生命保全大局。邱少云为了我军不被敌人发现，硬是活活被烧死在草丛中，用生命保全了大局；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炸开了解放隆化的大道，用血肉之躯保全了大局……如今，我们似乎没有太多机会和可能为国捐躯，但是顾全大局的思想还是需要我们为了集体的利益勇于牺牲个人的利益，或者说是为了服从大局忍受从未忍受过的疾苦。
西汉时期，北方匈奴由于内部相互争斗而日渐衰败，最后分裂为五个单于势力。其中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一直和汉朝交好。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来到长安要求与汉朝和亲，为了汉朝和匈奴之间长远的和平，汉元帝同意和亲并打算选一名宫女嫁给呼韩邪单于。昭君听说后自愿请缨奔赴塞外。于是，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了长安。她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到达匈奴地域，做了呼韩邪单于的妻子。后来，昭君在匈奴和当地人渐渐熟悉起来，把中原的文化一点点传播给了匈奴。
昭君出塞进一步促进了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大融合，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匈奴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昭君死后，被安葬在匈奴人控制的大青山，匈奴人民为了纪念她为匈奴作出的贡献专门为她修了坟墓，并奉她为神仙。
为了国家利益，昭君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远嫁匈奴。因为适应了塞外险恶的生存环境，昭君才得以渐渐融入匈奴人的生活，并在西域将汉朝文化传播开来。企业中，大局面前每一个员工都应该以公司利益为出发点，切实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之间的关系，必要的时候要有奉献精神，懂得“舍小家，顾大家”，将公司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样的员工才算是出色的员工，拥有这样员工的企业才算是成功的企业。
任何企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企业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能不考虑社会环境和国家法律条文的约束。这就要求企业领导者在办企业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周围的环境，做到对国家大环境和周边小环境的融会贯通。不仅如此，企业领导者还要懂得国家的一些法律条文和关于贸易的规章制度，防止在办企业的过程中走错方向，力争自己企业的战略目标与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长远目标相一致。这就是既适应了环境，又服从了大局。
海尔集团实行了“三工转化”的管理战略，但是，这种制度在1993年张瑞敏制定时并不是那么容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几乎为零。因此，企业既不能把不合格的员工推向社会，又不能任其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基于现实国情和海尔集团的具体厂情，张瑞敏提出了“三工并存，动态转化”这个即符合国情又符合厂情的用工制度改革原则，并责令有关部门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具体的操作运转细则。虽然在实施初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但为了企业能够长久发展并成为家电行业的领军人这一宏伟目标，张瑞敏顶住压力，毅然打破了所有员工的“铁饭碗”，激起了员工的工作热情，为海尔铺就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张瑞敏及时看到企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痛下决心进行改革，这就服从了企业发展未来的局势，也服从了大局。
“三工并存，动态转化”制度制定后，海尔人很快从旧的思想中走出来。正是服从企业长久发展这个大局，促使员工转变了固有的观念，转变了传统的“大锅饭”、“铁饭碗”的思想。
综上所述，无论是员工还是领导都必须具备大局意识，懂得说话办事以大局为重，并善于适应新环境。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只有具备把握大局的能力，牢牢掌握企业前进的战略方向，才能带领企业走向成功；一个出色的员工，只有具备大局为重的意识，才能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碰撞时，以集体利益为重，才能在团队内部产生一股强劲的凝聚力，促使团队向更高、更远、更强的目标迈进。
荣辱与共——拼搏奉献的精神动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在竞争与合作的进程中，会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危机。面对困境，企业员工应该产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荣辱观，在患难之时与企业荣辱与共，携手前行，共同走过企业的“冬天”。
联想在创业之初遇到的艰难险阻足以让每一个创业元老铭记一生：那个时候，没有办公室，大家不分职位地挤在两间阴冷的小平房里办公；没有地方住，就自己动手将自行车棚改造成家；公司一个女同志，为了生意上门求人家，敲门的时候手都在打哆嗦，但还要在心里想着怎么让脸上露出笑容；40多岁的甘鸿，为了拿到一张计算机“进口许可证”，发着39度的高烧还往外跑，他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北京东西两个对角跑了两个来回。当他终于拿到“进口许可证”的时候，腿一软从五楼滚到四楼，摔得遍体鳞伤；甘鸿为了到机场迎接香港来的贵客冒雨出门，因为舍不得花钱坐出租车，就蹚着水走去公共汽车站，结果一不留神掉进了井里，水没头顶差点被淹死；柳传志妻子得了甲亢，她一个人在友谊医院做手术，因为柳传志远在外地不能陪在她身边……
在那段凄苦无助的岁月里，这些创业者们节衣缩食，拼死拼活连尊严都顾不得要了。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拼搏呢？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不屈不挠、开拓进取的呢？是信念！是荣辱与共的信念！在他们的心目中，联想的事业早已成了他们自己的事业，联想的是非成败也早已成了他们自己的是非成败。他们已经把联想的荣辱得失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正是这种誓与联想共存亡的荣辱观促使他们拼搏奉献，让联想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也正是这些创业元老们以命拼命的骨气铸就了联想今日的辉煌。
一个企业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一个国家了。回首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段岁月，民族工业百废待兴。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强大，为了不再事事依靠洋人，很多中华儿女投入新中国的四化建设中，他们怀着对祖国无限的热爱和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建设进程的先河。铁人王进喜就是当时涌现出来的一名劳动模范。
1959年，36岁的王进喜到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当时因为缺油，首都的公共汽车上都顶着个大煤气包。看到这些，王进喜觉得有个大包袱压在自己身上，憋得几天睡不好觉。后来，大庆油田开发战役一打响，他就带着一二○五钻井队直奔大庆。在广阔的黑土地上，工人们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吃住都很困难。可是王进喜头一句话就问：“井位设在哪里？”钻机来了，没有吊车，他就带着钻井队30多个棒小伙绳拉杠撬，硬是把这60多吨的大家伙矗立在荒原上。开钻没有水，他又亲自挂帅把200多吨水灌下去，使大庆的第一口油井终于喷出了高高的油柱。为了早出油，多出油，苦活、难活、危险活，王进喜总是头一个上。打第二口油井时，他腿上有伤，于是就成天拄着双拐到井台上指挥。有一次，油田突然发生井喷，钻机上几十斤重的方瓦冲天而起，如不赶快压井，就要井毁人亡，几十米高的井架也将陷入地下。“快往泥浆池里掺水泥！”王进喜一边大喊一边不顾一切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代替搅拌机。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井喷终于被制服，王进喜却连爬出泥浆池的力气都没有了，伤腿也被碱性很重的泥浆腐蚀得脱了一层皮……
王进喜的故事足以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得到一次升华，让每一个中华儿女再一次从民族感情上得到凝聚。从万恶的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因为深深体会过任人宰割的日子，所以对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政策更加感怀。他们认为：既然党和人民不嫌弃咱，让咱当家做主，咱就要当好这个家！于是，个人的荣辱得失就汇到了国家这个大家庭的荣辱中。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从辽阔的东北大平原到山清水秀的江南小镇，全国人民大团结。铁人王进喜因为心中装着国家、时时处处想着国家的荣誉，才锻造出了“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王进喜带领钻井队成功开发出了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依靠“洋油”的历史，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一个人，只有具备顽强拼搏的精神才能迸发出超凡的力量，才能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杀出一条血路；一个人，只有具备“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荣辱观，才能在大敌当头时忘记个人的安危奋不顾身地保全集体的利益。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斯巴达方阵崛起的严酷法则
没有永远的避风港——适合我的留下，不适合的扔掉
“恶劣的环境下，搭建一个温室，让幼苗无所顾忌地成长。成长过程中，适合我的留下，不适合的扔掉。”这是柳传志20多年来“冷酷无情”的人事战略。
早年，为了联想的发展，柳传志“三顾茅庐”请倪光南出山，并借助倪光南的知识得到了第一桶金，孕育出了“少年联想”。但是后来，随着联想的壮大，倪光南和柳传志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再加上其他原因，“柳倪恩怨”越积越深，以至于倪光南最后被柳传志“扫地出门”。
接着，柳传志南下香港结识了商人吕谭平，并运用吕谭平的资源和人脉为联想的长远发展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使得联想进入“快速发育期”。那时候，柳传志熟悉内地市场开拓，吕谭平擅长国际市场运作，两个人一拍即合。但是联想做大后，吕谭平管理能力跟不上，使香港联想坠入深渊，终被“不念旧好、只顾眼前”的柳传志“钞票换兵权”请出了联想。
然后，联想又培养出了孙宏斌、杨元庆和郭为这一代“娃娃少帅”，并靠这几个“娃娃少帅”敢打敢拼的劲头，一跃成为中国的标杆性企业。但是孙宏斌不安分，想搞“诸侯割据”，称霸联想。柳传志“挽救未果”，最后毫不留情地将他“投入大狱”。而杨元庆、郭为“言听计从”，终于被柳传志扶上战马，开始驰骋联想，柳传志也成为令人尊敬的“教父级”企业家。
2005年12月20日，联想董事会召开全球视频会议，决议通过CEO沃德正式从联想离职，而接替他的将是数小时之前刚刚辞去戴尔全球高级副总裁的阿梅里奥。在联想并购IBM的进程中，沃德在国际化管理上帮助杨元庆顺利度过联想与IBM整合的第一阶段。但是为了满足公司下一阶段战略发展的要求，为了能够以更高的要求驱动利益的增长，杨元庆“说服”沃德“让出”了CEO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