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从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登上政治舞台，创业守成皆善，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促使他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网罗了大批人才为他效力，像著名的秦府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在他的用人思想指导下，出现了“房谋杜断”、犯颜直谏的魏征等著名的人力资源案例。
李世民的人才思想在现代仍具有丰富的意义。他在重才、选才、用才、激才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创造了人才济济、能人辈出的大唐盛世，而且也为现代人才管理提供了很高的思想价值。作为现代管理者应当借鉴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发展创新，形成最优化的人才管理体制。
士庶并举，才能为准绳
唯才是用，谁有本事就用谁，这是唐太宗用人的根本原则，也正是凭借着这一原则，唐太宗获得了许多贤能之才，为自己治理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慧。
大唐帝国这一宏伟大业的实际开创者唐太宗，不但以他高瞻远瞩的高超谋略打下了唐室江山，留下了“浅水原大战”、“虎牢关大战”等经典战例，而且他在治国、用人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创了流芳百世的“贞观盛世”。这巨大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他卓越的用人策略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若没有唐太宗的善于用人就不会有大唐几百年的帝业，就不会出现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那么，唐太宗的用人方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君王一向采取从士族地主里选拔人才的方针，甚至一度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项弊政。对此，唐太宗力求整顿前朝在用人上的过失，匡正为得，把眼光转向更广大的范围，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例如，他在当政时不但非常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还曾物色起用有才能的庶族人士马周。
贞观三年，唐太宗鼓励百官上书直言政事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于是请家客马周代替自己写奏折二十多条。常何上奏后，这二十多条意见中竟然每一条都十分符合唐太宗的心意。对此，唐太宗感到很惊讶，认为其中必有蹊跷，因为常何乃是一介武夫，不通文墨，什么时候竟然修得如此远见卓识。于是追问常何原因，常何据实相告，唐太宗感到马周的确是一个贤能之才，随即宣旨召见他。当马周迟迟未到时，唐太宗又“四度遣使催促”，显示了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布衣人是何等的重视。在与马周见面交谈后，唐太宗十分高兴和满意，马上授予其门下省的官职，最后又将其调为中书令。
马周的发家史很传奇，他既没有裙带关系可以供自己攀附，又没有资荫关系可供自己借用，全靠着唐太宗的一颗求贤心切的心，才有了马周的高官爵位。如果不是唐太宗自任伯乐，慧眼识英才，像马周这等人才就有可能淹没于人群中了。 国家君王从官中选官，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但能够把网罗人才的视野从高高在上的贵族转向民间的老百姓的君王则为数不多，唐太宗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方面，唐太宗不以人的身份背景、地位尊卑为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唐太宗还十分懂得唯能者用的用人原则，提倡谁有本事就用谁。
一次，唐太宗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先宣读自己事先写好的名单，并说：“若谁有意见，请尽管向我提出来。”
唐太宗的叔叔李神通自认为为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自己又是皇帝的叔叔，在众大臣中，应该是自己的功劳最大。但他一听到自己排在后面，心里就极为不服气，对唐太宗说：“当初，是我首先起兵响应您，跟随您东征西杀，为您夺得皇位立下了大功。可您今天怎么好像把我的功劳全都忘记了似的，竟然将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的后面！与我们这些在战场上誓死为国家拼杀的人相比，他们有什么功劳可言？不过就是舞文弄墨、乱写乱画罢了！”
唐太宗笑了，说：“叔叔您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帮助我，可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呢！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了天下，论功劳，理应排在您的前面啊。您虽然是我的至亲，可是我不能徇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那样的话对其他大臣来说就太不公平了！” 听皇帝这么一说，李神通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儿，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有升官的，难免会有一些怨言。”
对此，唐太宗说：“国家之所以设立官职，为的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才，替老百姓办事。在这上面，绝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能的，就要升官赐爵；旧人没有才能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够处理好呢？”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有才能又曾立过大功，唐太宗就任他为当朝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就劝唐太宗不要给哥哥那么高的官职。
“你这样想有些不对。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做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最后，唐太宗还是坚持让长孙无忌做了宰相。
以才能为准绳，谁有本事就用谁，这是唐太宗用人的根本原则，也正是凭借着这一原则，唐太宗获得了许多贤能之才，为自己治理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慧。
长虹电器的用人之道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公司的管理层中，既有引进的外脑，又有从技术工人等普通岗位上一步步走过来的老员工。例如，某部副厂长李军是刚实行招聘制的第一年进入公司的，在生产一线一干就是13年。在一线的工作时期，他能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真正视厂如家，边工作边学习，利用平时积累的大量的实际操作经验，大胆创新，受到了企业的重视，不断提拔并培养他成为管理人才。
这种唯才是举的人才策略保证了企业的的活力和竞争力，是公司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管理王道】
唐太宗这几件事办得非常好，值得后世领导者借鉴。他用人，就用有才干、品德好的，不管那人跟自己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其实，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企业领导者也应当有这方面的意识，以才择人，而非以人择人，或凭借其他的一些外部条件择人。只有这样才能够选择到真正令自己满意的人才，而不会空抱怨人才匮乏、人才难求了。
推心待士，用人不疑
一个善于用人的领导者，不仅不会轻易怀疑别人，而且能以巧妙的处理方式，显示自己用人不疑的气度，消除可能产生的离心力，使得“疑人”不自疑。古代很多君王便是通此道的高手，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中之一。
在用人上，除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之外，唐太宗还有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意思是说，身为一名国家君王，如果想要做到自如地“驱驾英才”，就必须做到对人才推心置腹，不怀疑他们，或对他们怀有戒备之心。唐太宗鉴于前朝隋文帝用人“多疑”的弊病，深感“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的教训，遂采取了对人才“洞然不疑”的做法。
高祖武德三年，唐太宗收降刘武周的将领尉迟敬德不久，尉迟敬德手下的两个将领就叛逃了。有官吏据此认为，尉迟敬德必定也会造反，于是没有向唐太宗请示，就将尉迟敬德囚禁于大牢中，并力劝唐太宗赶快将他杀掉。但是，唐太宗非但没有杀掉尉迟敬德，反而把他放了，并且召其进入自己的卧室，温语相慰，使之放宽心，临分别的时候还送给了他一批金银珠宝。尉迟敬德被唐太宗的这种坦诚之心深深感动，发誓“以身图报”。后来，他果然为唐太宗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至在唐太宗与王世充的斗争险境中救了唐太宗一命。
唐朝初期，政治清明，不存在朋党之争，但也偶尔会有一些小人利用唐太宗推行“广开言路”政策的机会，故意诽谤君子，馋害贤臣。为了不使这些小人得逞，唐太宗决定采取法律措施，对诽谤、诬陷者均“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觊觎房、杜的宰相之位，遂上奏书“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但唐太宗十分了解房、杜两人的忠诚和才能，识破了陈师合的弹劾是“妄事毁谤”。于是对陈师合给予法律制裁，“流放到岭外”，从而使真正的贤士良才安心任事，充分发挥他们治国的才华。
由于唐太宗用人不疑，推诚以任，有不少突厥降将愿意肝脑涂地为其所用。契芬何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契芬何力原是突厥一个可汗的孙子，贞观六年，他同母亲一同归属唐朝，唐太宗把他安置在甘、凉二州一带。后来，契芬何力同大将李大亮等攻打吐谷浑，建立了赫赫功勋。薛万均歪曲事实真相告契芬何力意欲谋反，契芬何力回朝后马上向唐太宗说明了真实情况，唐太宗反而对他更加信任，还把临挑公主许配给了他。
有一年，契芬何力到凉州探亲时，他的部下一致劝他归降薛延陀，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在部下的胁迫下，他割耳自誓，坚贞不屈，外界误传他已经叛唐，但唐太宗自始至终都对他非常信任。从此以后，契芬何力对唐王朝越发忠诚，唐太宗弥留之际，他还请求杀身殉葬，唐太宗坚决不许，他才作罢。
【管理王道】
古人云：“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用人不疑，这是领导者使用人才必须注意的原则。唐太宗曾说：“但有君疑于臣，则不能上达，欲求尽忠虑，何以得哉？”把这句话推而广之，用人者疑被用者，对他办事不放心、不放手，就不能充分发挥被用者的作用。历史上无数事实也证明，在“知人”的基础上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方能成就大事。
集生杀大权于一身的唐太宗，深知如果为君者昏庸，随便施疑，则容易被那些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之徒所迷惑，就会使忠臣含冤受害，使国家失去人才，国家也就无法长治久安。所以，他一贯采取推心待士、用人不疑的方针，为国家收揽了大批贤能之才。这种用人之道应该被当今的现代领导者所重视。
善观人之优劣：优势互补，组建完美团队
唐太宗时期之所以会出现人才数量上的高峰，关键是有唐太宗这个大“伯乐”识得千里马。而“伯乐”唐太宗的人才观是：人心难测，人才更是拥有千百种性情，在这种情况下，有效识人、驭人、组建优势组合的团队结构才是领导者用人成功的关键。
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争霸天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精英汇集的大时代；而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初期，各路群雄同样争霸，却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另一个人才辈出的时期。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生逢乱世总是精英汇聚，又为什么天下英才都愿为唐太宗所用？其实关键在于，唐太宗懂得观人之长、察人之短，把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其优势组合，发挥团队最大效益的道理。
唐太宗登基伊始，整个朝廷结构都处于初建与调整之中，如何才能把众多贤能之才分别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以组成一个最合理、最有效的组织结构呢？唐太宗为此曾寝食难安。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他最终作出了如下安排：
魏征这个人好凡事与人争辩一番，常把谏诤之事放于心中，根据这一特点，唐太宗就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其具体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至于房玄龄，他做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孜孜不倦，知道了就会立刻去办。根据这一特点，唐太宗就任命他为中书令，其具体职责是掌管国家的军令、政令，阐明帝事；入宫禀告皇帝，出宫侍奉皇帝，管理万邦，处理百事，辅佐天子而执大政。这些职责正契合房玄龄“孜孜不倦”的特性。李靖是个文才武略兼备之才，外出能带兵，入朝能为相，于是唐太宗就任用他为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其具体职责是掌管全国的刑法和徒隶、勾覆、关禁的政令，这些地都有利于李靖才能的发挥。由此，魏征、房玄龄、李靖三人共同主持朝政，相互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共同构建起了唐王朝的上层组织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