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后主建兴六年，诸葛亮为实现统一大业，发动了一场北伐曹魏的战争。曹魏帝曹睿命令司马懿率领大军前来迎战，诸葛亮料定司马懿必然要先取战略要地街亭。街亭是进出汉中的咽喉，为了保住这一战略要地，诸葛亮决定选将把守。 据《三国演义》记载，诸葛亮一向十分赏识马谡将军，可以说马谡是他手下足智多谋的年轻战将之一。诸葛亮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派马谡前去把守，并委派两位最好的谋士辅佐他，确保他不出意外，能够速战速决。临行前，诸葛亮再三吩咐马谡：“街亭虽小，关系重大。如果失掉街亭，我军必败。”并具体指示让他“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谨慎小心，不得有误”。
但令人遗憾的是，年轻气盛的马谡到了街亭后，不按诸葛亮的指令依山傍水部署兵力，却骄傲轻敌，自作主张地想将大军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
当时，马谡手下的一名副将提出：“街亭一无水源，二无粮道，若魏军围困街亭，切断水源，断绝粮道，蜀军则不战自溃。请主将遵令履法，依山傍水，巧布精兵。”马谡不但没有听副将的劝阻，反而盛气凌人地说：“我马谡一向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还得请教于我，而你区区一个副将生长戎旅、手不能书，知道什么作战之策啊？”接着又洋洋自得地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兵家常识。我将大军部署在街亭山上，使之绝无反顾，这正是兵家制胜的秘诀所在。”于是不听副将劝阻，固执地屯兵于山上。副将见马谡屡次不听劝阻，只能干着急。
果不其然，魏将司马懿听到马谡把军队部署在街亭山上的消息后，立即从山下切断了马谡的粮水补给，将马谡的军队围困于山上。蜀军望见魏军严整雄壮的阵势，十分恐惧。马谡多次催军冲锋，都被杀回。蜀军因为无水缺食，人心大乱，有些兵士甚至打开寨门，下山降魏，马谡禁止不住。司马懿又令人沿山放火，蜀军顿时乱作一团，马谡知道无法守住营寨，只得率领残兵杀下山去逃命。街亭失守，致使诸葛亮的全盘作战计划功亏一篑，不得已退回汉中。
马谡落魄回朝后，诸葛亮下令将其处死。朝中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将军求诸葛亮免马谡一死：“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杀掉一位有才能的战将是极大的损失，况且马谡将军曾为朝中立下汗马功劳，请您看在往日大家一同共事的情分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听罢，诸葛亮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不管怎么说，马谡也是个难得的人才，他以往的确干得非常出色。然而在激烈的战斗中，不论是谁犯了错误都要受到处分，纪律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哪！况且今日免马谡一死，明日必将失去众人之心，那么统一天下的宏愿也就难以实现了。想到此，诸葛亮决心已定，他说：“法令务必遵守，为了维护军中的纪律，我必须无情一些。”
最终，诸葛亮一边挥泪一边斩下了马谡的首级。
在管理中，人们往往只会顾及感情因素而使事情往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试想，如果诸葛亮这一次不斩马谡，那么，下一次也许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情况，到时候所失去的，就不仅仅是马谡一人和街亭一处，而是整个蜀国了。
在现代管理中，类似这种不讲情面、“大义灭亲”的事也比比皆是。
奥康集团在发展初期，还没有脱离家族企业的模式，许多业务都是由负责人王振滔的亲戚来负责的。其中有个亲戚专门负责给奥康提供鞋盒，他不是自己生产，而是在外面找了一家印刷厂，让别人做。结果由于这位亲戚没有把好质量关，做出的鞋盒同一批在颜色、质量方面都不一样。这直接影响了顾客的信赖度，他们一看到鞋盒就说：“鞋盒质量那么差，估计鞋子的质量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振滔发现这个问题后很生气，其实为了照顾那个亲戚，他每只鞋盒给的价钱比别人高了一毛多钱，可亲戚居然还做出了这样的鞋盒。他立刻将那个亲戚找来，勒令他马上将剩下的那些鞋盒销毁，这也意味着亲戚一下子要损失二三万元钱。
这些亲戚着急了，见王振滔毫不松口，便马上回去搬来了“救兵”：让自己的父母来说情。可王振滔丝毫不给面子，他说 “如果这次我姑息了他，那么下次他还会犯同样的错误。这次两三万的损失，哪怕由我出都行，但一定要给他个教训。”
亲戚看还是说不通，就跑到他母亲那里，大吵大闹了一通。尽管母亲苦口婆心地讲了一番道理，可王振滔丝毫不让步，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
就这样，王振滔在初期就树立了一切凭质量说话的无情制度，他认为，企业家必须为组织目标负责，在企业的目标面前，必须学会“大义灭亲”。
【管理王道】
无论是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还是王振滔的“大义灭亲”，都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方式——无情管理。所谓无情管理，就是按规章制度严格管理，不讲情面。意思就是说，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唯制度最大，唯制度最高，唯制度最铁。无情管理是一种具有公正公平精神的管理方式，它既能够使组织的规章制度得到有效的维护，又能够使领导者获得大家的信服，从而万众一心，共谋组织的长远发展。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的无奈：强执行力领导人的悲哀
诸葛亮是蜀汉政权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臣子风范，在他辉煌的一生中，几乎计无不中，谋无不成，近乎神。但这些辉煌都难掩他在管理上的缺憾，作为蜀国后期的主要决策者，他偏重执行的管理却成了他的羁绊。
综观诸葛亮一生，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偏重的是执行管理，这和他谨慎的本性是分不开的。因为谨慎，唯恐决策的实施出现偏差，所以才会在最后的落实阶段盯得紧紧的。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为蜀汉丞相，工作勤勤恳恳，“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以至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人世。失街亭事后，他在上后主的《自贬疏》中道：“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自此，生性谨慎的诸葛亮更是谨小慎微，不但对于授权相当谨慎，而且经常越级监督执行，甚至亲力亲为，唯恐出错。要知道，他是一国丞相，日理万机，如果事事亲力亲为，不累死才怪！所以当司马懿听到诸葛亮这种工作狂的状况时，当时就对中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果不其然，不多久，诸葛亮就因劳累致死。
诸葛亮偏重执行的管理，甚至越级亲抓执行，直接阻碍了他对中级管理人才的培育和选拔，这也是导致蜀汉后期人才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培养人才是领导的重要职责，因为无论领导者将来晋升或退位，总是需要人才接替，且培养人才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聪明的领导，追求事业上的成功，除依靠自己的才智之外，更重要的是借助别人的力量。培养人才，对于被培养者而言是一种激励；培养人才有利于加强下属的参与管理，将烦琐的小工作交给下属完成，领导可抽出更多时间从事组织的战略及策略研究。蜀汉初期，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勉强算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人才队伍，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又有魏延、王平等人，但这些人都有其缺憾：关羽骄矜自大、张飞脾气暴躁、魏延难以驾驭、马谡性情轻狂，他们一次次给西蜀带来致命的打击。诸葛亮说：“此病不在兵寡，在主将！”所以，诸葛亮只得让关羽守华容、荆州，让马谡守街亭，让刘封、孟达守上庸。而这些人连连违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政策。最后诸葛亮指定降将姜维为帅，也只因朝中无能人不得已而为之，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诸葛亮非常清楚蜀汉人才状况，他也就只能亲自揽下大批事务，殊不知，这种方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直接导致了蜀国后继乏人。
同时，虽然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董允、杨洪等人，但受他谨慎本性的影响，这些人也都以谨慎著称，甚至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只会因循“诸葛亮之成规”，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
对人才培育和锻炼不佳还可以从他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琢磨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领受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簿”，应该说这种战术确实是知人善用，但也体现了诸葛亮的审慎思维，他完全安排好一切，下属直接执行即可，没有发挥的余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诸葛亮做得不是高层管理者的工作，而是一个基层管理者的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客观上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葛亮的绝对依赖和诸葛亮的劳累，还使得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没有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
现代社会，领导工作千头万绪，极为繁杂，如果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会应接不暇，难免事与愿违，所以领导必须学会正确授权。授权一方面可以把自己从繁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把精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务上；另一方面，也是对人才的极大锻炼，是培育人才的必经之路。而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后，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也不会出现后继乏人的现象。
【管理王道】
威廉·昂肯在他的《管理时间：谁背着猴子》一文中指出：大部分管理者几乎从未意识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下属问题上。他用 “背上的猴子”设喻，形象地来解释“下属占用的时间”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是“猴子跳在背上”的理论，我们可以用这一理论来阐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执行中的问题。
有些执行力强的领导者，他们或是因为对下属不信任，或是难以忍受下属的低效率，以至于越俎代庖，自己忙得要死要活，下属却悠闲地喝着茶、聊着天。这就是所谓的“猴子跳回背上”的理论。这样的领导不仅会累死，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因此，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重要的是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的能力，他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主要职责所在，别让下属的“猴子”跳到你的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