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手下曾有一名方士名叫侯生，颇为嬴政信任。公元前215年，嬴政派他“求仙人不死之药”。侯生虽然知道嬴政非常信任自己，但他始终处于担惊受怕中，自己的那一套只不过是一些骗人的把戏，早晚一天会被嬴政识破。于是在接到嬴政寻药的命令后，侯生与另一位方士卢生两人商议决定逃走。逃走倒是并不打紧，但是两人临逃前还说了很多嬴政不爱听的话，诸如“贪于权势”（喜欢独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不肯授权给百官）、“上不闻过而日骄”（皇上听不进不同意见），并且传遍了整个咸阳城。这就要严办了！因为这是对皇帝进行人身攻击，不是神药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于是嬴政警觉起来，认为这个政治事件一定是代表了一批人。于是，他下令在咸阳的“文学方术士”（颂太平和炼丹药的人）里进行排查，查出了四百六十个“妖言以乱黔首”的人（散布诽谤朝政的言论的人），将他们全部坑杀。
侯生和卢生自知犯了死罪，为了缩小目标，便分头逃亡。卢生一去再无音信，不管外界有什么传说，反正嬴政最终都没有见过他。但侯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是过不惯逃亡的日子，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亲人，还是对四百六十人的死感到内疚？居然壮着胆子又回来了。
嬴政获知侯生回来的消息后，更加气愤，马上下令将侯生捉拿归案，准备痛骂一顿后将其处以车裂之罪。为此，嬴政还做了一番精心的准备，特意选择在四面临街的阿东台上怒斥侯生。因为在这里能够让许多人都看得见、听得着，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嬴政远远地望见侯生被押过来时，便怒不可遏地骂开了：“你这个老贼！居心不良，诽谤主子，如今竟还敢来见我！”周围的侍者都猜测侯生今天无论如何都活不成了。侯生被押到台前，高昂着头说：“臣听说，知死必勇。皇上能听我一些忠言吗？”嬴政：“有话快说！”于是，侯生昂扬顿挫地说道：“为臣的曾听说，大禹曾经专门在门前树立一根‘诽谤木’，以此获知自己的错误。
如今皇上您一味追求奢侈而丧失治国的根本，终日过着淫乱安逸的生活。宫室台阁连缀不绝，珠玉重宝堆积如山，妇女倡优数以万计，钟鼓之乐无休无止……所有自己享用的一切，都是华贵奢靡，数不胜数。然而普通老百姓呢，他们衣不蔽体，缺粮少食，民力枯竭，您这些都看不到吗？一旦别人指责您，您只管恼怒万分，以强权压制臣下，以致为臣的有口也难言，所以我们才逃走。臣等并不吝惜自己的性命，只是惋惜秦国就要灭亡。听说古代的圣明君主，食物只求吃饱，衣服只求保暖，宫室只求能住，车马只求能行，所以上没有看到他们被天所遗弃，下没有看到被百姓抛弃。如今皇上的淫逸程度，是丹朱的一万倍，是夏桀、商纣的一千倍。臣想皇上如果继续这样过下去，只怕秦国必亡无疑了！”
听了侯生的肺腑之言，嬴政感到无比震惊，他沉默了很久都没有说话，之后缓缓地说道：“这些话你为什么不向我说呢？”侯生回答说：“皇上您的心思一直放在‘车马服饰旌旗之物’上面，并且自认有贤才，能够使秦王朝长期兴盛，可是秦国灭亡的征兆其实早就显现出来了。臣等害怕说出来您也不会听，反而自己送死，所以就逃走了。现在为臣肯定要死了，才敢向皇上说这些话。这番话虽然不能阻止秦国的灭亡，但也要让皇上明白秦国是为何灭亡。”嬴政落寞地问道：“秦国灭亡的趋势我还可以扭转过来吗？”侯生回答说：“已经成必然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若皇上想有所改变，您能保证自己做到像尧和禹那样吗？如果不能，改变也没有任何意义。皇上您现在的辅臣大部分都不是良臣，臣恐怕即使作出改变也不能扭转这一趋势了。”嬴政听后虽心里特别不舒服，也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下令将侯生放掉了。
侯生逃走的典故发生在嬴政统治末期，虽然嬴政当时不过四十几岁，尚属英年阶段，但他已经取得了骄人的功绩，目空一切，犹如侯生所说，不太能清醒地正视自己。即便如此，在对待侯生的态度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嬴政善于纳谏的勇气，说明他还不糊涂。尤其是在盛怒之下，在听了侯生一番大逆不道的言辞以后，嬴政居然能不杀他，还将他放走，从嬴政的性格上分析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从他一贯的用人之道来分析可以得知，嬴政一向能在盛怒之下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判断力。
【管理王道】
情绪的控制是一个优秀领导者必须具备的能力，也是领导者具备高情商的标准之一。他们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有良好的情绪。虽然他们也时常愤怒，但总会把一个底线摆在心里，当坏情绪一旦超越那个底线时，他们总是能够及时地将其控制住，不会让不良情绪肆无忌惮地蔓延，影响自己作出正确判断。
取守不同术，创业者守成的得失
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的管理都需要刚柔并济。“立法定制”是制度保障，“文化建设”是贯穿始终的主旨，这些都是守成者必须实施的工作。两者的工作方式完全相反，这对于惯于刚性管理的创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且看创业成功的始皇帝是如何守成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天下初定，这广阔的疆土究竟该如何治理？嬴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西周时期分封诸侯，各管一地，致使最后诸侯各自独立，中央无法控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的教训使嬴政意识到：必须要施行一种统一的制度来管理，建立一种统一的文化。于是，嬴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就是立法定制。
当然，从他个人的角度而言，其行为只是在为他所操纵的国家提供发展的便利，帮助自身成就雄霸天下之大业而已。纵观历史，我们用现在的商业眼光分析可以发现，他其实是在进行一种制度建设，目的是向天下传递秦朝的独特文化，牢固帝国事业的垄断地位。
嬴政首先从统一“皇帝”称号，以维护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威严入手。统一六国后，嬴政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于是将皇和帝并称为“皇帝”，因而称自己为始皇帝，意即从他开始，中国历代君主均称皇帝，他的后世称二世、三世，以致万世，传之无穷。另外，嬴政还推行郡县制，即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万户以上），一是县长（万户以下）。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同时，他还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帮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
其次，秦始皇整理帝国内的标准，统一度量衡和货币，凭此统一的标准来规范各行各业的发展。嬴政统一六国前，货币混乱，统一六国后，嬴政向全国颁布法令，下令全国统一货币。另外，针对秦国原有的币制，嬴政在法规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除了统一货币单位，嬴政为进一步规划帝国里所有行业，采用统一的换算标准来进行计量工作。为此，嬴政颁布诏书，下令全国废除其他六国使用的度量衡制度，统一采用秦国原有的度量衡。嬴政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的制度，消除了秦国各郡县之间严重的不一致状况，减去了流通领域不必要的换算公式，有利于货币在经济领域的流通，便利了经济往来。同时，嬴政通过在自己的帝国里，打造一致的货币和度量衡标准，为其帝国事业的壮大扫清了障碍，为此，秦帝国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
作为一个创业者，立法定制是秦始皇向守成者角色转换迈出的第一步。立法定制的实施统一了标准和法度，为管理活动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他还着手打造自己的企业文化：统一文字，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荀派的儒学和法家刑名之学，以统一思想。在这个环节上，嬴政暴露了他的缺点。
秦始皇三十四年，淳于越在朝议中批判王朝统治，提议师古，分封同姓王以屏藩。始皇“下其议”，反对师古分封，引起朝廷的辩论。李斯认为私学有害于大一统，有损“主势”和“法令出一”应予以禁止。秦皇“可其议”，于是有焚书之事。与此同时，以淳于越、王绾为代表的儒生，希望实现政治仁道化，希望自己的学说能付诸实行。而秦始皇当初重用这些儒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他们能尽力为其集权统治服务，现在他们不仅不维护自己的集权统治，反而嚷嚷着要搞分封，这令秦始皇相当愤怒，于是便有了坑儒的发生。
其实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动机是好的。一向破旧立新、有创新精神的始皇，为了统一思想，对旧势力当然绝不妥协。当时除了秦以外六国各有其思想文化体系，不少六国遗族在统一后利用思想文化体系的差异谋求反对帝国秩序。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实现帝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唯一性，推行新帝国的思想文化，这与任何时期任何统治者的目的都一样。但在方式上则有不妥，而时间上也操之过急。
始皇帝在推行新文化时遇到旧文化的抵制明显显得急躁了些，他急功近利的思想促使他采取打天下时的武力方法解决，强制施行，毫不留情地消灭所有有悖于新文化的事物和对新文化持反对意见的人，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结果新文化是推行了，但不仅没有渗透到民心之中，反而怨声载道，为大秦帝国的覆灭埋下隐患。
攻守不同术。创业者秦始皇的成功之处在于建立了一个体系化的制度，而他的失败则在于用创业的暴力惯性来进行经营管理。因此，一如当前某些短命企业的创业英雄一样，秦始皇也是一个不懂管理的创业型领导。
创业和守成的一大区别就在于企业的规章制度好建立，而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思想渗透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许多由小到大发展做大的企业，在形成一定规模后，都会推行一系列的制度来辅助管理，但在建设自己的企业文化过程中也会遇到类似的阻力，比如有些创业时的老员工对企业文化的不认同，无视企业制度依然我行我素等。此时，千万不要操之过急，而应该采取迂回的办法，让企业文化慢慢渗进他们的思想中。这样，企业文化才能真正地扎根在员工心中。
【管理王道】
对现代企业来说，建立一系列制度，是传递和保障企业文化的一大法宝。但制度的建立仅仅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开始，并不意味着企业文化的完成。企业文化的渗透和创业时期的打拼不同，既不是靠打拼，也不是靠胆识，而是凭借“润物细无声”的耐心。严格的制度是骨，需要刚性推行，而企业文化是魂，需用柔性渗透。刚柔并济，才能避免像始皇帝那样，短暂的辉煌之后庞大帝国的轰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