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民歌》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858年（咸丰八年），曾国藩在江西建昌营中亲自编写了一首《爱民歌》。其歌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当时湘军与太平军相战甚酣，曾国藩写《爱民歌》的目的，就是以此约束、教育湘军官兵，加强纪律性，以赢得民心、提升作战能力。今人在谈到太平天国的失败时，往往喜欢强调地主阶级的残忍本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却忽略了双方军队的差异，尤其是曾国藩所带领出来的湘军的可取之处。
清朝中叶，政府腐败加剧，自然灾害频繁，兼之地方起义不断，老百姓饱受其苦。当时民间流行这么一句话：“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谁来都是纪律败坏，百姓遭殃，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太平天国虽说有其可怜、可感的地方，但其实跟土匪流寇没有多大差别，一样烧杀劫掠、到处裹胁，可悲又可恨。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湘军的军纪抓起，改善官军形象、提高战斗力的。练兵时，曾国藩更是“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较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为了使大字不识一个的士兵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东西，他把它们编成了歌谣，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爱民歌》之外，还有《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等。正是凭着这样的方式，湘军越打越大、越挫越勇，终于推翻了太平天国。抛却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不谈，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治军方面的确是个人才！
蒋介石非常钦敬曾国藩，自认是曾氏的私淑弟子。毛泽东则在1917年表示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据专家考证，毛泽东后来向曾国藩学习，在革命的实践当中逐渐发展出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一）说话和气；
（二）买卖公平；
（三）借东西要还；
（四）损坏东西要赔；
（五）不打人骂人；
（六）不损坏庄稼；
（七）不调戏妇女；
（八）不虐待俘虏
可以说，这几条规定都很具体、很生活化，但也就是这些有针对性的强制规定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性，赢得了民心，提升了战斗力，为最终的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表示道：“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以至于到了今天，全国各地还在流传着我军纪律好的故事。
1936年3月20日凌晨。驻坝海的红军要起程。当一位战士持火把去喂马时，不慎点着屋角稻草，即刻，火随风势延及茅屋，烧毁民房20多间。红军及时道歉，安抚灾民，还把马驮着的大洋，三五十不等，依据灾情轻重发放，赔偿损失。红军走后，灾民很快盖起新房，搬入新居。此情此景，令人永世难忘。“天还很不明，火烧坝海营，红军要起身，赔了一驮银。”这首至今流传在当地的民谣，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感人的故事。
遵义县新民镇汇民村青山寨村民组，有一座最引人注目的“红军坟”。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后有一支小部队来到了青山寨，其中的3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70余年来，这3位无名的红军烈士静静守候在青山寨村口，无言地见证着这个小山村的变迁。
87岁的村民邓少华说，当年红军来到青山寨时自己已经16岁，来的红军人数并不多，只有几百人，在寨子里宿营一晚后，第二天就赶往附近的团溪去了。他自豪地说，当晚一些红军还住在自己的叔叔家，自己还给红军煮过饭。
邓少华回忆说，红军不乱拿群众的东西，无论走到哪户人家，任凭怎么劝也不肯吃农民的东西。红军来后，立即在寨子里的祠堂开会，宣传革命政策，并打开地主的仓库，将粮食分给穷苦的农民。青山寨宿营的那晚，红军把地主家的仓库打开分粮后，将地主家的肥猪也拉来杀了和农民一起分吃。当得知有一头猪是佃户的时，立即用两斗谷子赔偿了这家佃户。“红军确实是爱护穷苦人的队伍！”70余年前的往事让邓少华感慨不已。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可能是宣传队和播种机，才可能带领全国人民一起取得革命的胜利。
其实早在我国春秋末期，孙武就在其《孙子兵法》一书中指出战争中比较致命的六种情况，“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即双方所处态势相当，却以一击十，导致士兵望风而逃的；士卒强悍而将吏懦弱的；将吏强悍而士卒懦弱的；部将怨怒，不服从指挥，遇敌擅自交战，导致全军崩散的；将领不能严格约束部队，部下不守法纪，行阵混乱的；将帅不能准确地判断敌情，却以少击众，以弱击强，行阵又无精锐的前锋。其实这些都是纪律不够严明所导致的结果，“将之过也”，“败之道也”。后人览此，不可不察！
张瑞敏：不准在车间大小便！
同样是被迫走入现代化进程的东亚国家，晚清的军队为何打不过日本这个蕞尔小国？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历史学家唐德刚先后谈到了这么一个故事：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海军的力量比起日本来，差不多是倍上加倍，中国兵舰曾气势昂昂地开到日本去示威。当时日本人气在心里。有一个横须贺钲宁府参谋长叫东乡平八郎的，劝大家忍耐一下，他说，中国海军不足怕，不久就可以把这口气争过来的。人家问他何以见得，他回答说，中国兵船的大炮上晒着裤子，纪律如此，士气可知，虽有一二名将，何能为力？
这个日本参谋长眼光果然独到，而陶行知也对此评价道：“兵船的大炮上晒裤子，这就反映着主帅糊涂，将士放恣，全军紊乱。甲午战争日本所以胜、中国所以败，这并不冤枉。”
纪律不严，国家必败——这便是血和泪的教训！
张瑞敏刚到青岛电冰箱总厂（也就是后来的海尔）的时候，公司除了产品充满缺陷之外，员工的纪律性也很差，以至于他要出台个“不准在车间大小便”的规定！这个规定在今天看来或许已经显得有些可笑，但它却也折射出海尔当年的荒唐与艰辛。庆幸的是，海尔咬紧牙关挺过来了。如今，纪律已经融入海尔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为一种企业文化。海尔的员工很少有迟到的，有的员工未能赶上班车，便会毫不犹豫地“打的”赶去。这被员工看得很平常，因为如不及时赶到，便是违反了纪律。
海尔在兼并其他公司之后，也是凭借着强大的纪律约束保证了扩张的胜利成果，并征服了人心。在张瑞敏看来，由众多大公司集合起来的集团运作，需要一种有纪律的计划和行动，以便统一面对市场，实现卓越经营。员工要有集体荣誉感，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而且是心悦诚服的服从。这些最终都是靠严明的纪律来实现的。
现在空调总公司一位干部这样回忆他的心路历程：
1991年12月20日那天，海尔集团成立大会在黄海饭店召开，我是同厂里的其他代表一起走进会场的。说实话，当时心里就很不痛快，不少人都认为我们厂好歹也是一个拥有800多人的公司，心里自然有些情绪。同时来到会场的还有冷柜厂的员工代表。但是在听完张总裁讲话后，心里多少有些踏实了。当时，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冰箱厂的部分代表也来到了会场，他们身穿有“青岛海尔”字样的工作服，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就像军人开会。这景象，我们从没见过，当时就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针对企业管理松散的状况，厂里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管理措施，抓现场的、抓纪律的、抓管理的……
公司悄悄地发生着变化。1992年工厂就开始扭亏为盈，当年销售收入突破亿元大关，全厂为之欢呼。在效益面前，许多爱发牢骚的人，开始埋下头来实干。“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用户满意就是我们的工作标准”和质量“精细化、零缺陷”等诸多海尔理念已开始在员工心中扎根。
如果当时的空调厂任其发展下去，人心涣散，兵无战心，毫无市场意识，对空调行业的爆炸式发展充耳不闻，那很快就要被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所淘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真是这样，我们厂恐怕早就不存在了，我们员工也得有一部分成为下岗工人，一月“享受”120元的工资。空调厂原先的一些“邻居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还是用数字来说话。1996年1至11月份空调厂产量超过35万台，而加入海尔以前年产量最高不过5000台，整整是原来的70多倍。员工收入也翻了10倍。产品质量自从纳入OEC管理模式，一举通过国际ISO9001认证，产品出口海外。
这简直像一场梦，空调厂从原来的20多亩地，一下子跨入了中国家电最大的成片开发生产基地——海尔园，人员素质也完全改变，整个空调厂来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公司。这便是纪律的神奇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