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田制计亩制度的确立，在元代。元至元十二年即公元1275年，任命横州知州薛文虎领政崇明，两年后朝廷准薛文虎之请升崇明镇为崇明州，改属扬州路。同时奏请获准三年一次田亩丈量，坍削的除去粮赋，涨出来的沙地拨给农民，以流水为界，这就是世传十六字令：三年一丈，坍则除粮，涨则拨民，流水为界。靠着这十六个字，以及地方官吏的照此遵行，崇明岛始有地安人安，这一年，崇明岛上百姓纳税的沙洲田地为七百五十七顷三十六亩有零。
元至元十二年以后到明洪武二十四年，即公元1275年至1391年的一百一十六年间，《崇明县志》中关于田亩的资料不见记载，或者说，这一百多年间的崇明沙洲田地处于不断增加之中，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如：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官、民田地七千二百四十六顷有零。
明正统七十五年，公元1442年，田、荡、涂七千五百七十四顷二十亩二分有零。
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八千三百二十四顷四十四亩。
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七千三百一十三顷九十八亩六分有零。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二顷十七亩七分有零。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田、荡、涂九千二百六十三顷六十六亩五分有零。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因海盗占据山前、永兴、大安、野鹅、联福、新兴六沙，除去六沙田、荡、涂一千九百四十四顷二十六亩七分有零之外，实存九千零六十顷五十四亩八分有零。到康熙二十三年，“海氛既靖”，被夺占之六沙复归崇明岛管治，土地田亩数为一万一千零四顷八十一亩五分有零。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报增田、荡、涂一千九百顷六十一亩一分四厘八毫。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至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县志中有载的1685年、1693年、1698年、1699年、1706年、1710年、1714年，均有数目不等的开始征税的新增田亩，假如县志所载资料无误，可以推断这一段时间崇明岛沙洲的形势稳中有涨。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拨永兴沙、扁担沙、山前沙等十二沙隶通州，计田、荡、涂两千零六十九顷六亩五分有零。县志称，自康熙六十一年以来，崇明与通州争夺沙洲案件“如山积”，后裁定以大安沙、戏台沙为界，界以南属崇明，界以北归通州，于是划拨江沙。崇明实存田、荡、涂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八顷八十一亩二分五厘五毫六丝。
乾隆元年之后，县志中关于崇明沙洲涨、坍的记载变得明细，涨坍似乎更趋频繁。如：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新涨永隆、玉带等沙涂三百五十三顷三十六亩四分，坍没的永兴等沙一千八百九十六顷九十七亩二分七厘三毫。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新涨复兴、太平等沙涂四百七十二顷八十四亩六分，坍没西大阜等沙一千二百零九顷九十九亩六分二厘九毫。
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新涨杨家沙涂四百三十顷三十六亩四分，坍除玉带沙、平安沙等四百一十九顷三亩二分九厘三毫，等等。
从县志记载看，自乾隆元年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的171年间，始终坚持了沙洲田地的“三年一丈”，涨、坍数字纤及分毫，可叹可敬！涨坍的形势是有涨有坍，涨出的新沙大于坍没的旧沙，时间愈是接近清朝之末，涨出的新沙愈多，坍削的旧沙愈少，崇明已经接近完成成为一个大岛的地理过渡，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崇明新涨的沙涂为一千零一顷六十八亩二分一厘八毫，坍没的只是十顷五十三亩六厘七毫六丝六忽。实存田、荡、涂二万九千九百一十七顷二十亩八分六厘六丝七忽五微。到宣统二年的公元1910年，仅仅时隔三年，崇明岛上的田、荡、涂增加至三万零八百四十三顷四十六亩七分六厘五毫七丝四忽五微，三年中增加的沙洲田地数为九百二十六顷。
此时，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一年后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也告结束，虽然孤悬海外，崇明岛却不能隔绝于时代之外。1907年，邑人王清穆创办了崇明第一个轮船公司，往返于崇沪之间。堆积于上海外滩的欧风美雨也在崇明洒落，以“洋”字为先导，洋油、洋火、洋灯、洋布、洋伞……洋洋于岛上直到农户人家，时迁势移，除江流沙洲而外，人间、世风岂有不变者乎？
崇明的田制与内地有别，名称也不一样，比如“苗”，是征粮核计土地面积的名称。粮从何来？由田地而生，崇明的粮税起征于“水涂”——土地尚未露出水面就“望水纳粮”了，但最终崇明的田地是由水涂形成的。三年一次大丈量所包括的内容有：凡是涨出的沙洲应拨为民用，但要增加粮税，是为升粮；凡是坍没的沙洲应从业户名下扣除，同时减粮。丈量时还有新涨滩涂丘形、地势的优劣，然后抓阉分拨，叫“正拨”，也叫“恩拨”。水底下的水涂一亩纳粮五合，待到沙土高出水面长出苇草，叫做草滩，三年再丈时便升为“一升荡”，一亩纳米一升；又三年，草滩茂密时升为“二升荡”；再三年则为“三升荡”，一亩沙地要纳三升米了。沙滩渐渐高涨，芦苇丛生时，以荡租替代赋税，开始筑圩围田，又升为“止田”即“生田”，每亩纳米三升五合一勺。“生田”成为“熟田”即“民田”一亩纳米五升三合五勺。
崇明岛上的农人艰辛跋涉，垦荒劳作，从“望水纳粮”开始，一升一合一勺地交纳赋税，尽到了一个老百姓对国家和政府应尽的责任。仰仗“十六字令”，崇明岛在三百多年中尽管沧桑屡变而田制不变，田亩、人口都有增加，农耕事业也有发展，不能不让后人如我生出无穷的感慨：封建社会中不仅有良策而且有良吏。那些遵循三年一丈之规一丘一丘地丈量田荡的县官，能说不是良吏吗？而“十六字令”为崇明的农人一向视作良策，用现在的话说在涉及田亩、粮税增减、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上，基本做到了公开、公平。可惜，当官的并非都是良吏，而良策的执行越到后来越容易走样，再加上“奸豪欺占”，因而“积弊乃滋”。
“十六字令”良策的被破坏，源自“丘则”之变，“丘则”是一处沙丘、沙洲征税的准则。按旧制，凡是赋税以各丘分等级，即一丘一则而不是一丘内分别高下。时至明朝末年，一丘一则被废，采用“并圈”之法，一丘之中择人升减，减粮一石，勒银七钱，奸胥与刁民勾结，使上上之田纳中下之赋，或田属中等，赋为中上。减税多而不实，粮赋先亏后空，以至贫瘠的、已坍削的沙地要拨升粮税，于是民怨骤起。
乾隆三年即公元1738年，知县许维枚“详定仍复一丘一则之制，勒石永遵”。
许维枚勒石立碑并亲书《厘赋碑记》，略说崇明沙洲荡涂之别，前人立法之明，及“并圈”之弊，文末说：“非尔民布公何以正积弊乎？”中国历史上的碑刻难以计数，或者略记大事，或者歌功颂德，如许维枚为“一丘一则”的厘赋立碑并书碑记，则鲜见矣！
长江入海之际的涛声，是永不止息的感叹吗？
确切地说，崇明岛首先是长江佳构妙想之杰作，经万里奔突入海之际又有了与东海的冲突交融，始有崇明岛。从这个意义上说，崇明岛的历史是长江历史的一部分，由水、沙流动的形态而积淀、凝结，成为沙洲，依然是沧海桑田的古老而新鲜的“读本”，大千世界，无时无刻不在流变的明证。
如是观之，我终于明白：说崇明岛、崇明之沙的时候，怎么能不说长江呢？
长江啊，我首先想到的是你亿万年前的徬徨流水。
大约在距今二亿年前的三叠纪时，古地中海即特提斯海的疆域是如此辽阔，今日之长江流域的西部均在它波涛的覆盖之下，西藏、青海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贵州西部均为古地中海的茫茫海域。四川盆地和湖北西部是古地中海向东突出的一个海湾，这一辽阔的海湾一直延伸到今天长江三峡的中部。是时也，就连今日之长江下游的南半部分也沉浸在海底，唯北部及华北、西北属亚欧古大陆的东部，地势高亢无淹没之虞。
一亿八千万年前，印支造山运动开始，地球要造山了，地球正在造山，地球为什么要造山？也许这一造山运动的过程本身，便是最好的答案。正是在这一次造山运动中，有了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和横断山脉，秦岭也随机突起，长江中下游南半部隆起成陆。古地中海不得不后退，今西藏、青海南部、川西、黔西、桂西不再受制于波涛汹涌，原始云贵高原形成。
地中海的退出，高大山脉的出现，使其时其地的地理环境为之大变，在横断山脉、秦岭和云贵高原之间，形成了断陷盆地、槽状凹地，留下了云梦泽、西昌湖、巴蜀湖、滇池等水域。这些水域也许是水的天性使然，互为串联、呼应，经云南西部的南涧海峡流入古地中海。
这就是古长江的雏形，长江、地球上的一切山山水水皆非瞬息之作，江河是大地的一部分，从出现之初便听命于不可抗拒的地质演变和自然规律，古长江最初的流向与今日之长江恰恰相反：由东向西。
亿万年前的徬徨流水，期待着匪夷所思的新的变化。一亿四千万年前的燕山运动，是又一次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唐古拉山脉形成，青藏高原抬升，抬升或者说崛起必然会带来周边环境的一系列变化，有高山深涧、洼地及裂谷出现，长江中下游的巫山和大别山隆起，古地中海一退再退。到白垩纪时，四川盆地上升，云梦、洞庭盆地下沉，湖北西部的古长江发育，并向四川盆地溯源伸长。到距今三千多万年的喜马拉雅山运动时，青藏高原继续隆起，大有高不可攀之势，云贵高原亦然，整个长江流域普遍间隙抬升，今之金沙江两岸高山突起。与此同时，新的断陷盆地相继出现，在流水的强烈下切作用下，深幽险峻的峡谷开始形成。
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有了初步的轮廓，长江的流向也改变了，原来自北往南的水系在盆地和峡谷归并连通后，也向东流去了。
大地是最初的也是最伟大的因势利导者。
距今三百万年前时，喜马拉雅山意犹不足，再一次强烈隆起，青藏高原及诸多山脉随之抬升，世界屋脊形成。
从中国的地理大势而言，山脉、河流已经各就各位了。
随着长江流域西部的进一步隆起抬升，从湖北伸向四川盆地的古长江溯源侵蚀作用的力度更甚、速度更快，终于切穿巫山造就三峡，接引了四川盆地的一盆大水之后，东西古长江合流贯通，一路东进直奔海洋而去。
今日之长江，在三百万年前便开始由西向东、自高而下奔流入海了。
也因此，我们可以说：既然江河必按其流向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那么，长江入海口的第一粒沙、第一层泥沙的沉淀和集结，应始于三百万年前。
但，长江入海河口在历史阶段曾经是游移不定的。
大约六千年前，在大海汹涌澎湃的进逼之下，长江入海河口退至今天的镇江、扬州一带，河口江面宽阔，流速趋缓，江潮海浪互为托顶之下，大量泥沙因为江水流速放慢及海水中的盐分的凝聚而沉积河口内外，水沙的态势大抵是悬沙沉淤，底沙推移，分秒不息，日积月累，发育了长江三角洲。
长江主泓道南北游动着。
悬沙和底沙还有已经露出水面的沙洲、崇明岛便也在风波浪涛中漂移，在一千多年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漂流沙岛，县治六建五迁：一迁之城北移十五里，在今合兴镇附近；二迁之城在姚刘沙秦家符、今崇明响同镇附近；三迁之城在三沙马家滨，时为明嘉靖八年（公元1569年），二十一年后再迁平洋沙，这是四迁之城了。万历十四年即公元1586年又迁至长沙，即今日之县治所在地。随着泥沙的大量淤积，隔水而望，只有舟楫才可以登岸的各个沙洲互相吸引，彼此靠近。到明朝末年时，已大体形成今日之崇明岛的轮廓。
长沙之城也曾是岌岌乎可危哉的。崇明岛南岸不断坍塌，县城离南岸本有二十公里之遥，到1949年时仅剩半公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修筑环岛大堤，造一千多丁字堤坝，南岸的坍落得以控制。长江挟带的泥沙淤积在崇明岛的西端和东滩，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天然湿地，在这新涨出来的新地上，我看见水和沙从未分离过，那是湿漉漉的土地啊，细小的泥沙如粉末一样在长江水的滋润下舒展，几根小芦苇，几只小蟛蜞羞怯地望着这个世界……
崇明岛土地面积在1954年的实测为六百多平方公里，五十年后已成为一千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依然是长江浩浩荡荡悬沙汹涌而至，我们只能约略地猜想，那随江水而来的悬移之沙是新沙，这新沙中的一部分将要沉积，而如今已坚如磐石般的底沙，则应是老沙了，比我们的祖父与外婆还要老得多的沙，千年之沙、万年之沙、百万年之沙，人称铁板沙。
崇明之沙为崇明岛打上的印记是如此的截然不同：那露出水面的是年轻的，沉积于江底的是古老的。古老的已经不能再古老了，而年轻的却还在不断年轻中。这是作为河口冲积沙岛的崇明岛，与大陆及山地岛屿迥然有别之处。
是谁最早发现了崇明岛呢？一般认为，人类在第四纪时完成了最后的地理大发现，从地球大势来看，此说不谬，但还应加以补充的是：人类地理大发现的过程，并没有在第四纪以后止步不前，尤其是对散布在江海之中的岛屿而言，必须仰仗于意识中的沧海桑田说，行动上的舟船之利，而且要有乘风破浪甚或逆水行舟的勇气和胆略。其实在人们发现东沙、西沙之前，有没有别的小沙洲显露过？然后沉没？无可钩沉了。
崇明岛是人类大规模的地理大发现结束之后，诸多新的发现中的一次于波涛之中的发现。
书上说，沈括是第一个对我国华北平原成因指出沧海桑田之变的人，“所谓大陆者，皆浊流所湮耳”。
更加明确地说“东海变桑田”者，是更早的白居易。
在名为《浪淘沙》的一首诗中，白居易写道：
白浪茫茫与海连，
平沙浩浩四无边，
朝来暮去淘不住，
遂令东海变桑田。
我曾反复地吟诵这四句话，并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诗中所描述的“白浪茫茫与海连”是真实不过的大江入海口的景象，而“平沙浩浩”，则在长江口又非崇明岛莫属了。联想到有唐一代诗人诗歌的活跃与繁华，芒鞋竹杖游走天涯行吟四海者中，有自三峡买舟而下，至扬州、常州一带，一睹长江入海为平沙浩浩所惊讶、感慨，发而为声有“遂令东海变桑田”的千古佳句者，不足为怪也。
能不能这样说，白居易是崇明沙洲可考的最早的发现者、最早的歌颂者？
水流沙流人也流啊……
就在吟哦中，就在对酒当歌时，诗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已经成了波涛汹涌中的地理发现者。无名之时的崇明啊，在白居易的笔下有如此清晰的环境；长江入海处“白浪茫茫与海连”；是一沙或几沙“平沙浩浩四无边”；然后是“淘不住”，“变桑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