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承担繁重本职工作任务的同时，还兼任过国家和省、市多项社会职务，尽心尽责，服务社会。
中国地方志协会第三次年会代表。1985年8月在内蒙古包头市召开，会上当选中国地协理事。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城市志指导组成员。1986年4月在南京成立，颁发聘书。城市志指导组成员由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广州、西安、重庆、武汉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组成，陆天虹任组长，城市志指导组联络处设武汉，我常应邀参加全国城市志研讨活动。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大全》编委。撰写和审修部分稿件。此书编纂耗时五年，介绍了当时国家命名的62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概况，是一部导游指南和大型资料工具书。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研究员。
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五次年会代表。
湖北省方志学会理事。
湖北省经济史研究会副主任。
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中共武汉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1987年12月在汉召开）。
武汉出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武汉地名志》编委。
武汉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
武汉地方志协会会长。
武汉地方志和年鉴学会顾问。
《荆门市志》顾问。
温馨年代家庭生活
家，常居之所，安乐之“窝”，“避风之港”。家之温暖，骨肉之情，天伦之乐，人生至爱，人间至宝。“归心似箭”，“家书抵万金”，生动表达了人们对家之珍爱和眷恋。
我少小离家，长期缺乏家庭亲情。恋了爱，结了婚，成了家，真似久旱逢甘霖，生活增添了斑斓色彩。
1950年元月，武汉市政府调来一位年轻女同志，分到政策研究室，恰巧分到我任组长的工业组。她叫俞哲之，健美大方，举止端庄，写得一手漂亮字，划的表格，填的数据，工工整整，清清爽爽。当时政策研究室干部，多系单身青年人，住昌年里11号市府集体宿舍。我们俩一同上班，一同下班，朝夕相处，形影相随，互有好感，互萌爱意，林荫大道，江滩江堤，留下了我俩的青春足迹。
哲之，曾用名俞善芳，湖北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人，乡下家在汉阳大集，城里家在汉口水塔里2号。父俞朗卿，当过济生钱庄协理，擅长金融业务，是个精明人，厚道人。母方氏，待人和善，勤俭持家。姐姐善云没多读书，弟弟善园上过中学。哲之小学中学都是“尖子生”，当过班长，品学兼优，成绩名列前茅，在同学中颇有威信。后上中华大学，攻读工商管理。解放初上过华中团校，结业后回校建团。我俩相恋后，例假节日，常一同回家，她父母家人对我非常热情，一去就喝碗喷香的鸡汤、排骨汤，使我这个只身在外、举目无亲的人，倍感亲切温暖。
1952年初，我俩结成终身伴侣。那时社会风气朴实，也限于经济条件，婚礼从简，买了点家具，添了点衣被，没有办喜宴，同事朋友相约而来，喝杯清茶，吃点喜糖，道声祝贺，就办了婚事。堪称“花小钱、办大事”。
结婚成家后，先住江岸区车站街庆平里6号楼上，继迁16号楼下，后迁15号楼上。这个里巷住的刘克明、李树文、张嵩行、胡让卿、金端峰，都是我办公厅同事。巷子口的剁馍米粑，巷子近处的回民食堂、卓娅和九和副食品店、天声菜场以及那条天天走过的狭窄小巷……，都留下深刻印象。张家的“瘦个子”、“小胖子”两兄弟，陈家的“扁杮子”、“园杮子”两兄弟，朱家的“小妹”，巷子南头的“凰子”，都是我家伢们小时候的朋友。以后每当路过那里，总要望望那个里巷，勾起往事的联想；有时还进巷子瞧瞧，看那熟悉的环境，看那住过的房子，看那里住的老邻居，倍感亲切。国外子女外孙回汉探亲，都要去庆平里看看，寻找幼时的足迹，重温童年的美好回忆。现在庆平里，巷子里头仍是原貌，巷外周围已被高楼包围。靠中山大道对面的防疫站变成了十几层的金源大厦；靠车站路对面的卓娅、九和副食品店以及整个德兴里、宝华里已荡然无存，一大片林立高楼。黄金地段的庆平里，迟早要拆迁改造，隔不久，也将销声匿迹，只给我们留下逝去的回忆。
我家三子一女，大儿庆平，1952年出生；二儿天华，1953年出生；女儿妮娜，1955年出生；幺儿天翔，1959年出生。家里人丁多了，生得又密，我们夫妻工作忙，又无老人照顾，只得雇保姆。头几年，同时雇过两个保姆，只有王嫂做的时间最长，四个伢都带过。王嫂，黄陂人，年轻丧夫，一个闺女，抗战时日本鬼子兵进村抓“花姑娘”，被逼跳水自尽，孤单一人，来汉谋生。王嫂信佛吃斋，勤劳洁净，忠厚老实。1964年5月一天早晨，突患脑溢血，赶忙雇车送市二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辞世。
王嫂“走”后，家务担子更重了，请过几个保姆，总不顺心。保姆一走，我们又上班，又愁家里，一心挂两头。那年9月，哲之调麻城搞“四清”，还当个组长，白天下地干活，劳累一天，晚上摸黑去队里开会，家里的伢，更令她牵肠挂肚，备受煎熬。
计划经济年代，物资供应紧缺，吃的，穿的，用的，几乎样样凭证供应，定量极少，当家过日子非常艰难。天不亮，赶紧去菜场，菜场里外，一条条“长龙”，稍去晚了，菜场如洗，空篮而归。肉案的肉，水池的鱼，没有肉票鱼票，只能“望梅止渴”。口粮定量很低，且多是糙米，还搭杂粮。三年困难期间，少量大米，让孩子吃，大人啃“窝窝头”。有时发点肉票、鱼票、糖票、豆制品票，尽量省着给孩子们吃。那时人们普遍营养不良，患肝炎浮肿的人很多。哲之就住过肝炎班，稍许补贴点黄豆和食糖。发的布票，只能稍添衣被，三个男孩衣服，大的穿不得了小的穿，旧衣破被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一家几口的毛衣，都是哲之一针一线手工编织，常在灯下，忙到深夜。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娘想方设法，把四个伢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真不知操了多少苦心。
那时，家里住房很挤，住庆平里6号楼上时，最初一间房，不足十平方米；生了庆平，又请了保姆，实在住不下，单位又分了间房，没有卫生间，解手用马桶；搬到16号、15号后，有了卫生间、厨房，但卧室仍只有两间，一家六口，还有保姆，搭铺睡觉是个难题，三个男孩曾共过一张床，有天半夜，绷子压断，轰的一响，虚惊一场。厨房里头搭过铺，中间隔木板，外头烧火，里头住人，生怕起火，煤气中毒，我特在板墙写个“火”字，以示警惕。之后在走道搭了个暗楼，弯着腰上去睡过。楼口转角储藏室，放个小床，也住过人。我还贴上一副对联：“身居斗室，胸怀全球”。直至1990年，迁至袁家墩117号三室两厅，住房条件始有改善。
孩子们的病痛，大人最关心，最忧心。庆平小时候患过脑疾，住同济医院，作过骨髓穿刺，仍难确诊，医生建议上天津或长沙就诊。1956年6月，当时我正忙于人代会材料，抽不出身，哲之身怀有孕，带着庆平上火车，一路颠簸到长沙，一下火车小产，母子两人同时住进了湖南省人民医院，多亏湖南省统计局派人照料，解了急难。在湖南省人民医院稍住数日，又折返武汉，继续治疗。天华有次患病，肠道出血，住进武汉医专附属医院（今市六医院），急需输血。医院缺血浆，我骑自行车赶到铭新街血库，买到血浆，匆匆赶回医院，途中被汽车撞倒，幸车子刹得快，人未受伤，应了急需。天华小时候还患过肺疾，有次去车站路红旗医院就诊，错服了药，幸发现及时，未留后遗症。妮娜小时割过阑尾炎，天翔小时发过烧。只要孩子一病，再忙也赶紧上医院，生怕耽误。
困苦之中，苦中求乐；忧心之日，也有开心之时。下了班，放了学，一家大小，说呀笑呀，唱呀跳呀，心花怒放，其乐融融。上幼儿园接孩子，孩子们喜得直跳。大人下班，孩子们伸着头在窗口望、楼梯口等，有时候跑巷子口接，在机关忙了一天的大人，心里暖呼呼的。大的瓜，切成几块，分着吃，还给孩子们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寓教于生活小事。三年困难期间，我家坪台上搭了个鸡笼，养了“澳洲黑”、“九斤黄”、“来亨”几只洋母鸡，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连鸡蛋都不让乡下人卖；吃自家养鸡生的蛋，格外鲜。有只好斗白公鸡，孩子们常逗着玩，天华特爱，取名“二鸡子”。平时，孩子们多在巷子里头及巷子近处玩，打珠子，打撇撇，玩洋画，看伢伢书，摇“转转糖”。妮娜多同她的小姑娘朋友一起玩耍。傍晚时分，带孩子上滨江公园打羽毛球；假日，带孩子上市府礼堂、影院、剧院，看电影、戏剧，去公园、动物园以及一些景点游玩。夏天，带孩子去江边、东湖、室内游泳池游泳戏水。夏夜，全家人上坪台纳凉，唱儿歌，听故事，望月亮，数星星。几本影集，张张照片，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和孩子们的童影，为家中珍藏。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也给家庭笼罩恐怖阴影。“文革”开始不久，机关瘫痪，机关干部搞“斗、批、改”；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外出“大串联”；社会上扫“四旧”、“挂黑牌”、“戴高帽”，武斗不断升级，街上乱哄哄的。大人怕孩子在家上街不安全，孩子也怕爸爸妈妈在机关挨整。那个日子，真是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文革”时期，机关干部下放干校，青年学生下放农村。我一家六口，分散五个地方。我在蒲圻石人泉，哲之在蒲圻清风公社，天华下放蒲圻黄土塝，同大人也不在一个连队，庆平下放潜江血吸虫重疫区，得上了血吸虫病，天翔在十里铺短期下放。天翔未下放前，姐弟两个留在家里，他们都还小，生活实在为难，做的饭，不是夹生饭，就是糊饭，黑夜弟弟牵着姐姐衣角，悄悄上楼，生怕遇上坏人。偶尔大人请假回家，见了爹娘，高兴得不得了。大人走时，依依难舍，送至车站，躲在角落里，望着大人上车远去。此情此景，令人剜骨刺心。
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后来招工回城。庆平先从潜江招到枣阳县邮局，当乡邮员，后调到蒲圻干校修理厂当车工，再回汉进市无线电研究所；天华招到武汉计量站，后考到市委办公厅当速记员，妮娜因眼近视没有下放，进武汉照相机厂当工人。
我家四个孩子，天资聪敏，领悟力强，学习都不错。他们小时都上市直机关幼儿园，接受良好幼儿教育。庆平小学上市实验学校，初中上省实验中学；天华小学上一元路小学，初中上八中；妮娜小学、初高中都在市实验学校；天翔先上岳飞街小学，后上十六中。恢复高考的1977年，庆平考上中南财经大学信息系，妮娜考上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外语系，天翔考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天华也于次年考上地质大学，作为培养政治教师，送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政治专业。
庆平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调武汉市计委，继任武汉市经济协作委员会副主任，长发集团武汉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武汉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武汉市人大副秘书长、武汉市人大常委、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天华大学毕业后，调武汉市检察院、武汉市人大工作，后任武汉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武汉市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妮娜大学毕业后，考进武汉通信指挥学院当英语教员，后考取留美生，先后在犹他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家政学、社会学、教育心理学，获硕士、博士及高级技术职称，现在犹他州盐湖城从事教育心理咨询工作。天翔武大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继考取公费留美生，就读犹他大学，先攻化学，后攻药学，获得博士学位，做过博士后，曾获犹他大学化学系最高奖——研究大奖。经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先生亲笔函介举荐，天翔曾回国到南京大学工作一年，帮助南大化学系筹建了激光化学实验室。旋返美，先后在犹他大学、肯塔基大学任教授，从事药学研究，并在国际专业杂志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天翔回国去南京大学工作时，报社、电台前往采访，现将中国科技报记者撰写发表的《黄鹤乘风飞金陵》收录留存。
“1987年12月21日，诺贝尔奖得主、世界著名化学家李远哲教授，给原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陈懿教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介绍一位年仅28岁的留美博士向天翔来南京大学工作。李远哲教授在信中写道：
“……我打了电话给向天翔的指导教授W·A·盖勒瑞，我跟他很熟，他称赞向同学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好的学生。他说向天翔不但是他实验室里历来最好的学生，也是犹他大学最近很多年来收到的最好的学生。W·A·盖勒瑞说，跟向天翔一道做研究，学到的可能比教的更多，他说也许有一天向天翔也会有像我一样的成绩，不过我觉得年轻的一代确实要比我走得更远，做得更好。从W·A·盖勒瑞教授的评语中可以看出，向天翔是一位很杰出的人才，该是一位很有希望的人……”
曾有许多中国留美学生慕李远哲大名，或登门拜访，或投书言志，要他写信推荐工作，但都被他拒绝了。这封推荐信，是李教授主动写的第一封推荐中国留学生的荐举信。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向天翔在国外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1959年8月1日，向天翔出生在武汉，爸爸妈妈厚望于他，起名“天翔”。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统考开始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
向天翔的大学生活是在书堆里度过的。在学习中，向天翔对物理、数学的兴趣不亚于化学。他除了学好几门主要的化学课程外，几乎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数学和物理上。他选修了数学专业的实变函数、复变函数、线性代数、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等诸多课程，还学习了数学物理方程、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电动理论力学，并获得很高的学分。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为他以后从事激光化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人生的道路上，向天翔凭着他自己的聪颖和刻苦努力，一步一个成功的脚印。大学毕业后，他考取我国著名化学家、北京大学唐有礼教授的研究生。不久，中美CGP项目在中国首次招收研究生，在全国11所高校80多人的角逐中，他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同年9月，他赴美国犹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向天翔选定70年代蓬勃兴起的激光化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当时，国内在这方面刚刚起步，还是块待开垦的处女地。
本来，向天翔是投师国际著名化学家E·Eyring教授的，可惜他在向天翔抵美前不久就去世了。因此，改从曾因红外激光诱导光化学而斐声学坛的美国著名化学家W·A·盖勒瑞教授为师。
犹他大学毗邻风光秀美的大盐湖，那里的湖光山色每年都吸引世界许多名人到此观光，郊外群山中的滑雪圣地更是令人神往。可是这些向天翔都无暇光顾，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对科学的追求中了。1983年7月，向天翔通过博士资格笔试，半年后又通过博士资格口试。他只用了三年半时间，就获得哲学博士。
1985年5月，他荣获犹他大学化学系最高奖——研究大奖。
向天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探讨了自由基的态选择性化学反应及分子传能机理，利用激光诱导荧光和化学飞渡谱研究了分子在分子束中的光离解及驰豫过程，发展建立了一套分子束激光系统，设计建造了多种电子及光学测量系统，受到许多专家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