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办公厅人员“一锅端”,到武汉近郊南湖李家桥,搞“斗批改”。大队连队都派有军代表。大队长是办公厅公务(即勤杂)班班长,连长是办公厅青年造反干部,排长班长多是勤杂工人。有个班长曾得意地说:我这个大老粗,现在要管十多个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连队的日常活动,主要是读“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我们连队由办公厅、政法办、街道委等单位组成,“走资派”多,未“解放”时,限制人身自由,连家都不能回。我曾写过一张小字报,大意是,这多领导,批了斗了,作了检讨,又不能定性,快点“解放”出来抓工作,莫在“水里泡”。其实,“泡在水里”的何止是领导,大批干部都“泡”在那里,虚度青春年华,浪费宝贵时光,该是多大损失,多大伤痛,内心无比苦闷彷徨。那时,我常独自一人,夜深人静,徘徊田间,冥思苦想,这场“文革”,国家遭难,人民遭殃,究竟所为何来,路在何方?有天晚上,恍惚之中,跌到田埂沟下,左腿髌骨骨折,回家治病养伤。
在我养病期间,中央下达9.27指示,宣布武汉地区“北、决、扬”为地下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所谓“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扬子江评论》三个组织简称。他们打着造反旗号,煽动极“左”思潮,鼓吹暴力革命。得知这一消息,兴奋不已。在我坚持下,不顾伤痛,用担架抬上车,回连队参加贯彻9.27指示大会,痛斥“北、决、扬”罪行。贯彻9.27指示后,武汉又来了个“大翻个”,好多造反派头头,又成挨整挨批的对象。我在连队贯彻9.27指示大会上的控诉,以及日后调我去东西湖办“北、决、扬”学习班,并不以怨报怨,并不把批判矛头指向一般造反派和一般造反派头头,而是指向“极左”,指向“文革”暴行。“文化大革命”就像“烤烧饼”,翻过来,翻过去,今天整一批,明天又整另一批。平心而论,“文革”之中,保守派也好,造反派也好,都受蒙蔽,都是受害者。而所有“走资派”,都是高层权力斗争的“替罪羊”,所有“文革”中的冤魂,都是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斗批改”结束后,办公厅人员又“一锅端”到蒲圻,上“五七”干校。我在家养伤,直到整党时,才去干校,参加整党学习,办理党员登记。当时干校一再动员,要求学员把家搬到干校,走一辈子“五七”道路。连队多次找我谈话,并有人去庆平里看过我的住房。我坚持不搬,对动员的人说:走一辈子“五七”道路可以,但上一辈子“五七”干校,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在干校一年多,我基本上是打“临工”,最初在石人泉连队当干事,继调黄土磅大队部搞专案,调东西湖走马岭农场办“北、决、扬”学习班,调赵李桥干校指挥部替市革委会草拟一份重要文稿,调汉口青少年宫负责筹办“五七”展览,又调回市干校指挥部起草干校党代会工作报告,连续作战,心力交困。起草干校党代会工作报告时,先看了几天材料,拟了个报告提纲,然后由我口述,许素文(原市委宋侃夫书记秘书,会速记)笔录,待工作报告定稿,我已体力不支,病倒床上,经干校负责人特准,送我回汉在家养病休息了一段时间。回干校不几天,便正式通知我回武汉重新分配工作。
从干校回武汉后,派到武汉柴油机厂市委驻厂宣传队。其时,柴油机是市里重点攻关项目。我去厂后,重点抓铸造车间。这个车间,多是重活、累活、脏活,劳动强度大,铸造质量直接关系柴油机质量,是当时厂里难啃的“腊肉骨头”。我下车间后,通过参加劳动,走访工人家庭,得知工人对干部意见很大:干部坐办公室多,下班很早,会开得多,开得长,干部讲话讲得长,不大解决问题,关心工人也不够。经与车间支部研究,决定从整顿干部作风入手,要求少开会,开短会,多下班组,关心工人生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合理调整劳动组织,开展劳动竞赛,严格质量检验。果然有效,干部作风转变,工人积极性高涨,锻铸质量渐有起色。
在武汉柴油机厂蹲点期间,1970年9月一天,突接通知,按规定级别范围去武汉剧场听“重要传达”,得知林彪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大吃一惊,当时保密,会后不讨论。我暗自思量,林彪乃共和国元帅,素以善战著称;解放战争期间,指挥千军万马,从东北打到海南,所向披靡,战功显赫。“文革”之中,已是副统率,亦步亦趋,跟得最紧,“亲密战友”,并已写进九大党章,党的最高领袖位置,指日可待,垂手可得,为何迫不及待篡党叛国,难以理解。“文革”年代是个极不正常的年代,党的生活不正常,社会生活不正常,国家生活不正常,好些事情,难以想象。
1972年初,调武汉市交通邮政管理局(由交通、公用、邮政三局合建),先在局政工组,继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后任党委副书记,仍兼党办主任。党委书记孙华秋管全盘,党委日常工作由我具体负责。孙华秋,河南永城人,为人清廉正直,作风深入朴实,熟悉交通业务,指标数据记得烂熟,人称“业务精”。他下去搞调查,实地考察,实问实答。常年着旧衣布鞋,机关食堂用餐,下基层时,不许替他单独备餐,两个馍馍,一盘菜,半碗清汤,便打发过去,从不滥用手中一点权,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真是个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党委办公室秘书先后有朱逸群、彭善玲、徐和甫、徐玉澍,李宏形管档案,兼搞群众来信来访,张素琼管机要文件和印章,彭杏云、宫玉芬搞打字文印,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关系融洽。党委组织部部长吴辉均、宣传部部长胡泉发、纪委书记谭兴琴、工会主席刘广学都是“老交通”,情况熟悉,工作负责,办事稳妥。团委书记涂勇点子多,干劲大,青年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长期做过秘书工作的人,习惯于自己动手,遇事亲躬。党委的会议,同办公室同志一起策划,准备有关材料。党委的文件多由我起草,或由我口授,秘书笔录,或由秘书起草,我亲自审修。对党委各部门及工会、团委的工作,多是同他们共同研究,能定的当场定,不能定的,提出要求,再作研究。重大问题,及时向党委书记汇报,或提请党委会议审定。党委的决定,会后及时下去,了解贯彻情况,督促落实。我很少在办公室闲坐,为了熟悉交通业务,也经常到局里各个行政部门,看一看,问一问,特别注意了解运输生产和安全保卫方面的情况,这对指导党务工作大有帮助。局里或公司召开的会议,凡要我出面讲话,都事前了解情况,认真思考,从不让秘书或其他人代笔,只是拟个讲话提纲,临场发挥。凡非正式工作报告,从不照本宣科,讲话力求紧扣主题,联系实际,阐明观点,简明扼要。
在交通局期间,我大部分时间下基层,常到各个公司,跑遍了装卸站、运输站、车站、码头、货场及车辆船舶修造厂,并到几个基层单位蹲过点。各公司所有领导成员,各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我能直呼其名,并大概了解其个性特征、业务能力及工作基本状况。下基层不能走马观花,要深入实际,倾听各种意见,了解真实情况,掌握一手材料;特别要注意听取基层对领导机关的意见,改进领导工作。下基层,不应只谈工作,还应谈思想,坦诚相见。好多事情,好多矛盾,思想通了,一通百通。装卸公司有个领导干部,群众反映他气量小,架子大,怕负责。我上门找他谈心,对他说:“当个好领导,个子要小(不摆架子),肚子要大(能听意见),肩膀要硬(敢负责任)。”他领悟得快,当即表态:“向书记,你讲得对,真像我呀,我一定改正。”水运公司有的领导之间一度不团结,我专门找他们一起下河上船,了解水上作业情况,倾听工人意见,座谈会上我深情地说,公司领导也是驾船出身,“船头吵架,船尾说话”,要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公司领导当场握手言和,表示一定团结共事,搞好工作。
交通战线点多面广,且多是室外作业、露天作业,工作十分辛苦而又十分重要。交通运输涉及千家万户,在计划经济年代,武汉交通运输部门承担到外地运粮、运菜、运柴、运煤的繁重任务,为支持生产和保障人民生活做过重大贡献。同时计划经济也妨碍了交通事业的发展。当时运输市场实行“三统”(统一货源、统一调度、统一票据),专业运输与社会运输之间争货源、争码头,常起纠纷。由于运力不足,调度不灵,货场物资常有堵塞,不是运不进,就是运不出。由于货源短缺,营运收入状况不佳,企业经营严重困难,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职工福利差,有的企业长期亏损,靠政府补贴维持。这些问题当年虽已察觉,虽感困扰,但受整个政策环境制约而无法解决。
在交通局期间,我重视培养青年干部。局党办秘书彭善玲,工作积极,也肯学习,承担党委日常具体工作任务,党委的会议由她通知、记录并了解会后贯彻情况。党委的文件多由我口述,她笔录,或由她起草,我审修,并常一同下基层做调查,经过帮助指导和实际锻炼,有很大进步提高,现任市交委副主任。局团委书记涂勇,热情高,干劲大,工作出色,我不仅在团的工作上给予指导和支持,并在他入党、提职、上大学进修、下基层锻炼等方面,做了大量思想教育和疏通工作。之后,他升任市交委主任,继调市里工作,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交通局局长赵零是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年轻妇女干部,作风朴实,工作扎实,善于团结同志,刚到局里,还有些胆怯,有时将讲话稿送我过目,我给予热情鼓励。在调市委机关工作前,市委组织部张大钧部长曾专门到市志办找我了解情况。赵零赴任前,也专门到市志办找我谈心,觉得由行政转搞党务,怕难胜任,我同样给予热情鼓励。之后,她参加市委领导班子,继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我还兼任过局党校校长,副校长宋濂旭,四川乐山人,上过武大,也是校友,我常去同他一起研究党校课程;开学结业,我都参加并讲话,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给党校学员做专题讲课和辅导报告。当年在交通局,有好多同事,不仅是工作上的战友,而且是私交好友,其中有局机关的同志,有各公司的领导,还有基层干部,他们都喜欢找我谈工作,谈心事,谈家事,还热情地请我去他们家里玩,但不是把我当客人,而是当做贴心的友人。
年事渐高,我萌生了个念头,想离开机关,搞点研究工作。市里管交通的林岩同志找我面谈,望我留下。我谈了自己的心愿:“早几年,迟几年,迟早都要上西天,惜寸阴,莫等闲,干点实事留人间。”见我言之有理,去意坚决,市委同意了我的请求。1984年4月,调到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简称市志办)任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市人大副秘书长陆天虹兼主任,市志办日常工作由我负责主持,共事的志办领导,先有朱文尭,后有吴益光。天虹思想开明,作风民主,他任城市志指导组组长时,我又是组员,在修志指导工作中,具有相同观点,相处非常融洽。王汗吾是市志办修志骨干,又是城市志指导组联络员,是天虹和我的得力助手。市志办党组成员黄道忠、叶圣华,秘书室主任先是黄道忠,后是蔡守礼,总编室主任吴晓明,资料室主任杭世锐,年鉴编辑部主任程冠年,《武汉春秋》编辑部主任叶圣华。工作人员和特约编撰共三十余人,文化水平较高,阅历丰富,有的还有某些学术专长。
我以往看过一点旧志,但如何修志,还是个新课题。好在我久居武汉,又在政府机关工作多年,对武汉的历史特别是武汉新中国成立后的演变,多少有些了解。当时,全市修志机构已经建立,修志队伍近四百余人。只要争取各方支持,发挥集体智慧,自己刻苦实践学习,对搞好修志还是满怀信心。我也清醒的认识,武汉是个特大城市,历史内涵丰富,修志上下限一百四十多年,门类齐全,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人物等方方面面,是个庞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志属信史,传世之作,任务重,要求高,责任大,要审慎行事,不可丝毫掉以轻心。
市志办的业务,我概括为“主体两翼”,或称长线产品,短线产品。主体即长线产品,就是出志书。两翼即短线产品,就是办年鉴,办刊物(《武汉志通讯》和《武汉春秋》)。市志办日常行政事务,放手让部门承办,督促检查;我以主要精力抓修志编纂业务,兼顾年鉴和刊物编辑工作。在修志编撰阶段,同编纂人员一道,深入修志单位,研究篇目,评议志稿,并及时总结经验,指导修志实践,伏案审稿。每部志稿,件件史实,句句文字,张张表格,都得细心审阅,慎之又慎。
我把修志工作概括为“三苦”,艰苦、辛苦、清苦。修志之难,易于理解;修志之苦,非经实践,难有体验。修志无权,只我求人,无人求我。为征集史料,跑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走访知情人,四处奔波;浩若烟海的史料,征集之后,还要筛选,甄别考证,真是“沙里淘金”。一部志稿,要经过试写评议,反复修订篇目,反复修改内容,反复斟酌文字,还要经过层层审查把关。修志靠吃“皇粮”,经费有限,福利待遇、工作条件差,修志人员多系借调,因调出修志而牺牲个人利益者,大有人在。全市四百多位修志人员,在这个“三苦”岗位上,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经过十余年辛勤努力,完成了武汉首届编修新方志的艰巨任务。
修志乃千秋大业,重要而艰巨的事业。编纂像武汉这样特大城市的地方志,工程更大,难度更大,责任更重。武汉编修新方志,从1980年开始,全地区(包括中央和省属在汉单位)陆续建立修志机构,调集修志人员,开展修志工作。我调市志办后,实际主持市志办日常工作,实际负责编纂业务,承担编修武汉市志这副重担。经过征集史料、设计篇目、编写初稿,1987年转入总篡阶段。总纂是成志前的最后关口,任务极重,难度极大。武汉市市长、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黎智找我恳谈:“顺立呀,武汉修志就要开始总纂,修志成败,在此一举,如何确保志书质量,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非常担心,经慎重考虑,并经市委决定,由我任市志总纂,你任专职副总纂,实际负责总纂工作。”方志是大型史料书,又是传世之作,终审把关要求极其严格。武汉大学出版社牛社长特找我商量:“你是专职副总纂,又是武大校友,为了严格把好志书质量关,想请你担任我社特约编审,负责志稿终审。”重任在肩,责无旁贷,鼓起勇气,迎难而上,兢兢业业,夜以继日,伏案审稿。经数年艰苦奋战,审定市志、县志、厂志26部、年鉴26部,共2400万字,书目列下:
武汉市志分志:金融志、财政志、税务志、工业志、农业志、交邮志、商业志、文化志、教育志、卫生志、体育志、科学志、政法志、民政志、政党志、政权志、外事志、军事志、大事记。
武汉郊县志:汉阳县志、武昌县志、黄陂县志、新洲县志。
武汉年鉴:武汉经济年鉴、武汉年鉴(1986-1995)
应武钢之聘,担任《武钢志》特约编审,多次去武钢具体辅导,并终审志稿。《武钢志》出版后,人民日报头版报导,誉为“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厂矿志”。
《咸丰县志》初稿完成后,该县志办负责人专程送稿来汉,请我审定。
宜昌市初办年鉴时,邀请我去宜昌,介绍武汉办年鉴经验,讲授年鉴编纂知识,并与宜昌市政府、宜昌市志办负责人一起商讨年鉴编纂事宜,最后将《宜昌年鉴》(1989)稿送来武汉,请我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