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长伍能光，长征途中当过号兵，解放初任财政局局长，时任税务局局长叫张先进，一个征税，一个收钱，“张罗先进货，五月定能光”，就是“五反”中私营工商业者中流传的怨言。他长期管财贸，柴米油盐，购销储运，事事操心。他工作细致，手中掌握许多一手资料，下面干部汇报，稍有不实，他当即纠正，算得上是个熟悉业务的领导干部。
副市长谢滋群，老红军，管政法，颇具军人风度，仪表庄重，讲话干脆，处事果断，对分管的战线，抓得紧，抓得实，既抓业务建设，又抓思想作风建设，尤重干部队伍建设，注重提高政法队伍素质。在他和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的两个秘书谢培栋、孙德华都成为担任要职的领导干部。
副市长王克文，革命战争年代长期管财务，解放初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人称“铁算盘”。他思维敏捷，并有文化功底，许多难点的重要文稿，经他审阅，大笔一挥，一锤定音。他分管过财贸、计划、基建、工业，都领导有方，卓有建树，称得上是个通才、干才。
副市长易吉光，管民政，在任时间不长，“三反”中因纪凯夫事件被捕入狱，从此湮没无闻。
副市长邓垦，邓小平亲弟，“文革”前从重庆调武汉，身体健壮，善言谈，会书法，分管文教，“文革”中因其特殊身份，屡遭批斗，下放干校，当炊事员。其妻丁华，市外办副主任，也下乡插队。当时我与邓垦同一连队，特腾出一间棚屋，供丁华来干校看邓垦时夫妻暂居。
我服务过的市长，还有李先念、王任重、宋侃夫。他们几位在任时间不长，接触较少。李先念讲话诙谐、通俗、干脆、严厉。有次作“五反”动员报告，他举了些典型，痛斥不法厂商粗制滥造，以劣充优，牟取暴利。记得举了袜子的例子，“啊啊！袜子一上脚，就捅了个大洞，五个脚趾都冒出来了！”形象生动，印象深刻。有次作绿化动员报告，他举起拳头，厉声大叫：“谁砍我的树，我砍他的头！”，虽是夸张之词，但表明了政府严禁乱砍乱伐树木、保护绿化的决心。王任重聪明精明，口才干才皆上乘，出口成章，笔下生花，不愧人称“山东才子”。宋侃夫先任市长，后任市委书记，听过他很多报告，语言朴实，内容实在，重点要求反复强调，涉及思想教育、干部作风问题，更是语重心长，不厌其烦，谆谆告诫，循循善诱，颇有忠厚长者风范。
我服务时间最长、接触最多的市长是刘惠农。刘是老红军，贺龙部下，长期做军队政治工作，颇富政工经验。他是正市长，管全面，但他最关注的是民生，他讲的话，他开的会，他批的文，最多的是民生问题。困难时期，武汉还有多少存粮，多少煤炭，多少在园蔬菜，多少存栏生猪……他经常过问检查。下去调查，他多是看商店，查库存物资；看菜场，查供应情况；看工地，查工程进度质量；看农村，查作物长势；看农场、林场、畜牧场、养殖场，查农林及副食品生产。他还微服私访，直接下到基层，直接接触群众，了解民情社情，给人以亲民市长的形象。
武汉市政府第一任秘书长赵飞克，大胖子，大知识分子，性格外向，潇洒浪漫。解放初期，武汉系直辖市，规定每月向政务院作一次综合汇报，重要紧急情况，及时汇报。政策研究室指定我汇总起草，每篇汇报材料最后送赵审定，他常叫我去他住处，查询情况，斟酌文稿，然后签发上报。他还带我去码头、纱厂、既济水电公司实地调查，撰写过《武汉码头》、《武汉纺织》两篇专题调查，经他审阅后送《大刚报》发表。市府第一任副秘书长刘宏，也是大胖子，大知识分子。武汉解放第二天，他随张平化、吴德峯及秘书警卫员数人，分乘两辆吉普进城接管。赵、刘二位在汉时间不长，后调至西南工作。
“三反”中因纪凯夫事件，武汉市委、市政府改组，王克文由省调市，任市府秘书长，我常向他汇报工作，送审文稿。他讲话办事，都很务实，作指示，提要求，做结论，具体明确；送审的文稿，改的快，批的快；他学风文风严谨朴实，简洁精炼，无空洞说教，无华丽辞藻。“三反”“五反”中，他兼任过武汉市人民法庭庭长，我任记录员，送审的案件文稿，他仔细审阅，务求准确。
继王克文任秘书长的是张海峰，张作风细致，重视机关内部管理，注重抓机关制度建设，要求机关科室明确分工，各司其事，各负其责。其时我任秘书科科长，根据他的指示，专门召开过市府的文书工作会议、档案工作会议，他亲自主持作报告，提要求；并要我编写了《机关文书工作手册》，从收发、承办、送审、签发、归档，每个环节都有规范要求，经他批示，印成单行本，下发市府系统各单位。
我服务时间最长、接触最多的秘书长是张雪涛，他的行事作风特点是协助市长抓大事要事，抓市长之间的情况沟通和工作协调，机关内部事务放手由办公厅主任处理。他同我谈事最多的，是研究重要会议的安排，重要文稿的草拟，以及市长交办事项的办理与落实。当时市府的重要活动、重大部署，多由我作新闻报道，每篇稿子都经他审阅后送媒体发布，有时还要我代为起草社论和短评。他关心干部的成长，曾两次找我谈话，一次说调我上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一次说调我去裕华纱厂任厂长，挂职锻炼，均因工作离不开而作罢。雪涛曾调西安任副市长，后又调回武汉任副市长，其时我已在武汉市交通局工作，他曾几次要我回市府工作，交通局不愿放，我也犹豫未表态，但对他的关怀厚爱，仍心存感激。
武汉市政府第一任秘书厅主任是蹇先任，贺龙前妻，人称“蹇大姐”。解放初期，市府新旧交替，千头万绪，工作繁杂，机关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随处可见到她匆匆忙碌的身影。蹇在任时间不长，后调任市教育局局长。继任办公厅主任余正清，中共早期党员，资格很老，连市长都尊称他“余老”。大概长期做秘密工作，警惕性特高，非常重视机关安全，对门卫、传达、值班、保密都制订规则，从严执行。他要求干部谨言慎行，守口如瓶。在他下面工作，得小心翼翼，不可粗心大意。继余任办公厅主任的是吕绰亭，吕当过枣阳县县长，有点“县太爷”作风，胆量大，口气大，有时连上级也敢当面顶撞。他在任时间较长，为市府机关建设做过不少实事。我共过事的办公厅副主任，还有边征民、方汝民、李彬、王千弓。边的妻子孙常英，系我在政策研究室任资料组组长时的组员，并同住昌年里市府职工宿舍，常去他们家串门聊天，后边调法院任副院长，还请我去他家作客叙旧。方汝民在市干校一大队一连当指导员，我是连队干事，同室共寝，同桌共餐，彼此相互照应。李彬、王千弓与我共事多年，接触更多。他们几位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私交好友。
当年市政府的领导人中间，还有几位党外民主人士，任副市长的，有潘正道、陈金畬、唐星、唐午园、孙耀华、华煜卿；任副秘书长的有李伯刚、夏石农；任办公厅副主任的有黎少岑。他们解放前都与中共有过合作关系，为人民民主事业作过贡献，有一定才华和声望。几位党外副市长都分工管一条战线，或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有职有权，并且都很负责，作风特别谦逊。李伯刚待人接物，彬彬有礼，颇结人缘。夏石农轻言细语，待人和气，审阅文稿非常仔细。黎少岑博学多识，文笔流畅，对武汉历史颇有研究，著有《武汉今昔》一书。在武汉市府委员中，也有多位党外人士，还有党外人士任行政要职，如宋瑞贤任过公用局局长，吴耕阳任过房地局局长，孙家齐任过卫生局副局长。那时的人民政府，还有点“共和”色彩，像个“联合政府”的模式。
我追忆的这些武汉市政府领导人，而今多已作古，但他们的亲民形象，他们的优秀人品，他们的朴实作风，他们的敬业精神，仍深印脑海，记忆犹新。虽只是零星片断的回忆，但表达了我内心深深的缅怀与崇敬；并且衷心祝愿健在的老领导、老同事颐养天年，健康长寿。他们是新武汉的开拓者、奠基人，他们在武汉解放初期阶段创造的业绩，作出的贡献，将永载武汉史册。
历次政治运动，办公厅还搞得比较稳，也伤害过一些同志。“三反”运动中，办公厅关过好多“老虎”，有财会人员、车队队长、中层干部，搞“逼供信”，捆绑吊打，昼夜审讯；最终结论并无一只“老虎”。肃反运动中，有个年轻女干部，只因其父当过国民党县长而受审，还公布过她的所谓反动日记。若干年后得知其父当县长时，掩护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该县新编地方志记载了其父有功于革命的事迹。有个当过国民党青年军的大学生干部，以“历史反革命”被捕，送去劳改；直至老年，始得平反。据平反前调查，其依据只是一份假检举材料。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也有同志因言论问题受到批判，而所谓言论问题，全是真言实情。
在办公厅那些年，同事之间，私交往来不多。那时工作特忙，八小时工作之外的时间，包括例假节日，开会加班是常事，个人业余活动空间极小。那时政治气氛紧张，运动一个接一个，少些交往，少些麻烦。当年私下交往较多的同事，有李彬、王沂、张川泉、谭成章、刘锦、何廷栋等人。李彬早年参加革命，做过战地记者，颇有才华，待人热情，平易近人。王沂忠厚直率，人缘较好，曾任江岸区委组织部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川泉是刘惠农市长秘书，工作面广，他安排得有条不紊，曾任区卫生局党委书记、区政协副主席。谭成章是办“红白喜事”的能手，年轻时饭量大，长得胖，都叫他“谭胖子”。刘锦思维敏捷，心直口快，反“右倾”时曾因直言受过错误批判。谭、刘后到市人大工作，先任处长，后任巡视员。何廷栋性情随和，喜下棋、钓鱼，贪睡，都喊他“迷糊”。其实，他并不迷糊，在市审计局期间，评上高级审计师，还出了审计专著。当年，老何家居宝华里三号，我同李彬、王沂、张川泉等常去他家聊天，玩玩不带彩的麻将。张嵩行是我办公厅同事，又是庆平里邻居，他调广州工作后，多次来武汉，都来我家叙旧。
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长达十年之久，比八年抗战时期还长。八年抗日是外敌入侵，全民抗战，同仇敌忾，大大激励了国民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十年“文革”则是内墙点火，全面内战，同室操戈，严重摧毁了人性，践踏了民主，扼杀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流毒至深，影响至大。
“文革”初期，市里派出一批工作组，主要到文教单位，我被派到市卫生学校。工作组进卫校时，校内贴满大字报，有些大字报贴到了“对象”家里。工作组分头下去了解情况，侧重了解学校领导人及教职员的情况，耐心做疏导工作，强调重调查，重事实，要文斗，不要武斗。通过看大字报，查阅档案，开座谈会，个别交谈，得出总的印象：卫校情况并不复杂。学校一把手（校长兼总支书记）胡基远，学生出生，历史单纯，副校长是专业干部，学校领导人都不像“走资派”。大字报打红叉的“右派”，是公开的“历史问题”，被称作“死老虎”。大字报打红叉的“反动学术权威”黄道基、周妙龄（女），是早年留英归国的护理学专家，卫校的教学台柱，确是权威，但不反动。至于其他老师多是中青年专业知识分子。工作组依据实际情况，严格把握政策界限，没有乱点名，没有乱批斗。不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撤出卫校。
我在市政府办公厅算个中层干部，不属冲击对象，但也被贴过大字报。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向顺立替剥削阶级说话”，说我在私房调查中，替私房主说话，宣扬“剥削有功”。实际情况是：有段时间在来信来访中，私房纠纷较多，经刘惠农市长指示，由市府办公厅、市建委、市房地局、江汉区政府抽调干部十余人，组成私房调查组，指定我牵头，去江汉区自治街做调查，历时月余，基本摸清了私房纠纷情况。当时出租的私房，多为简易房屋，房主与房客多为劳动群众，私房纠纷多为一般民事纠纷。据此情况，调查组起草了调查报告，经市府秘书长召集有关单位开会研究，最后经刘惠农市长审批，转发了调查报告。就调查内容而言，不涉及阶级矛盾；就调查工作而言，市长指示，集体调查，市长签发，市府行文，完全是组织行为。所谓“替剥削阶级说话”，纯属无限上纲。另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向顺立何许人也”。说我靠“后台”罗贡华上武汉大学，更为荒唐。罗贡华，荆门人，国民党中央委员，我也是荆门人，知其大名。但我1945年在重庆报考武大时，还与罗未曾谋面，罗也更不知我向顺立这个穷学生。大学招生，公开报名，公开发榜，有档可查，哪有“后台”可言。直到1947年夏，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荆门同乡李昌伦约我及另几位荆门同乡，去汉口黄石路金城银行楼上罗宅看望过罗贡华，礼节性拜访，仅这一次，一面之识。所谓“何许人也”，纯属捕风捉影。
“文革”中，武汉7.20事件震惊中外。当时，武汉群众组织分两大派，一派是“百万雄师”，人数最多；一派是“三钢三新”，“造”劲最大。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不断升级。1976年7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来汉，表态支持“三钢三新”，激起“百万雄师”及广大军民愤慨。7月20日开始连续三天，武汉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声讨王力。在此紧张形势下，中央责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进京，实是软禁，接受审查批斗。中央文革在北京召开万人大会，声援武汉“造反派”；并由中央下文，宣布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事件。“百万雄师”顷刻瓦解，很多人被关押、被抄家、戴高帽、挂黑牌，一批接一批游街示众，大小“走资派”、大小“坏头头”，连续批斗，弯着腰，架“飞机”，遭受毒打，整个武汉陷入“红色恐怖”之中。我曾带孩子参加过7.20游行，女儿妮娜还在市府门前马路上画过几个大“猪”（讽刺钢工总头头朱鸿霞）。那时，惶恐不安，生怕大祸临头。办公厅开大会时，造反派头头叫嚣：“我们胜利了，武汉来了‘大翻个’”，市府机关的“走资派”、“坏头目”，全部关起来，日夜批斗。刘惠农市长的家被抄了好多次。刘钦云副秘书长烟瘾很大，揪斗他时，惊惶之中，拿了香烟，未带“红宝书”，一到会场，责令他跪毛主席像前“请罪”。参加批斗会拳打脚踢，吼声连天，点到谁谁上台。坐在台下，也是心惊肉跳。曾在市府机关“支左”的市人武部副政委崔执中，揪到市府礼堂批斗，打得死去活来，站不起来，爬着回去。办公厅造反派还在市府食堂办了个“十七年黑线”展览，责令当事人“现身说法”，被称为“活人展览”。
政府机构瘫痪后，市里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简称“抓办”）。我调到“抓办”工作，先在汉口沿江大道汉口饭店办公，后受冲击，迁往江汉饭店，又被冲至市委机关大楼。7.20事件后，再度被冲垮。市里集中“抓办人员”，办“伪抓办人员学习班”，开班那天，为这个“伪字”，引起公愤，大家严词责问：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负责组织全市生产和人民生活，有何问题，把它视同汪伪政权，是恶毒侮蔑，不去掉“伪”字，不作检查，不参加学习班。主持办班的人，理屈词穷，只得请示，说用词不妥，大家才勉强坐下来，混了几天学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