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中对孩子进行教育，既要尽早开始，又要从严要求。“严是爱，宠是害”，这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对孩子进行严格的教育其实也是爱孩子的一种方式，对孩子严格是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而宠爱孩子往往会耽误孩子的前程。
以严为爱，就是要对孩子严格要求，严加管教，促使其奋发图强，使孩子有一个美好的前途，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这是对孩子的爱。反过来，对孩子娇生惯养，百依百顺，任其所为，这就是所谓的溺爱。过分的宠爱孩子就是对孩子的爱变了质，并不是真正的爱孩子，溺爱孩子的结果往往是葬送了孩子的未来。
“溺”有过分和淹没的意思。过分地宠爱娇惯子女，就等于淹没子女。对此，古人有许多至理名言。《三字经》上讲：“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荀子说：“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导之以道而勿强。”这里的“面”即“湎”，就是对子女不能溺爱。颜之推讲得更具体。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反奖。”这些话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说父母对子女既要慈爱，又要威严，不能因疼爱而放松教育。如果在衣食住行方面都一味顺着孩子，如该制止的不制止，应批评的不批评，必养成大恶。看起来是爱，实际上是害。
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纵观历史，凡是被过分宠爱的孩子，十之八九是不能成器的。《左传·哀公六年》上提到“孺子牛”的故事，说的是齐景公十分宠爱他的小儿子荼，成天守在儿子旁边，拣最好的食物给他吃，挑最好的衣服给他穿，生怕风吹着，人吓着。为了讨荼的欢心，齐景公双手撑地，装成一头牛，口里叼着绳子，让儿子拉着他满地爬。突然荼被绊了一跤，猛地一牵动绳子，把当“牛”的父亲的牙齿拉掉了好几颗。荼在父亲的百般娇纵下，什么本事也没有，光会吃喝玩乐。齐景公临死前，准备立荼为太子，继承王位。可是大臣们都不同意，荼的几个哥哥更是耿耿于怀。等齐景公一死，大臣便串通荼的哥哥阳生发动了政变，把齐景公的这个宝贝儿子给杀掉了。
在历史上，类似这样因宠子而招致失败、酿成悲剧的事例不少。三国时的荆州牧刘表，有两个儿子，一个成天疑虑猜忌，只求保身之道，无心习文练武，成为无能之徒；一个自恃有宠，专横跋扈，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成为草包饭桶。刘表死后，刘琮继承他的职位，曹操率兵一到，立即举州投降。他正如曹操所嘲讽的那样：“如同豚犬耳！”和刘表父子同一时代的袁绍也吃了“宠子”的亏。袁绍当时在北方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一霸，占据着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之地，实力雄厚。可是官渡之战中，却以十万大军败在仅仅有两万人马的曹操之手。袁绍大败，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和战略上的错误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溺爱儿子达到了不顾大局、贻误军机的程度。官渡之战前夕，正当曹操积极进行对袁作战的准备时，在徐州突然发生了刘备联袁反曹的事件。曹操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便只留少部分军队驻守官渡，自己亲率大军东进，攻打刘备。这时袁绍手下的谋士们建议袁绍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乘机袭击曹操后方，可袁绍却因为自己的爱子正在生病，留在家里守候，不肯出兵，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眼睁睁看着曹操打败刘备后重返官渡。儿子的病虽然好了，可良好的战机却白白失掉了。官渡之战失败后，袁绍仍有一定的实力，如果袁军内部同心协力的话，还可以和曹操相抗衡，等待时机反攻。可悲的是，袁绍集团不是将帅争兵夺权，就是父子兄弟之间各自树党，相互倾轧。袁绍的异母弟袁术“与绍有隙……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其根源也是由于袁绍过分宠信小儿子袁尚。本来按照封建制度的惯例，应立长子为嗣，接替职位，可袁绍却听从他的后妻刘氏的话，打算废长立幼，让大儿子袁谭和二儿子袁熙领兵驻守外地，把袁尚留在身边，百依百顺地宠爱着。袁绍一死，袁尚自立为主，袁谭不服气，兄弟为争位大动干戈，后来发展到袁谭向曹操投降，借兵对付袁尚。曹操借此机会，利用袁氏兄弟的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把袁谭、袁尚一个一个地消灭了。
历史上一些在政治舞台上很有影响和声誉的人物，在家庭教育方面，却是个失败者。原因主要是对子女过分宠信和溺爱。过分地宠爱孩子，最终使孩子走上错误的道路。明代中期名臣杨士奇，才能卓越，名噪朝野。史官们称他“玉质金相，通达国体”，“保身济主，有大雅之明哲号”。可他的儿子杨稷，却是个恶贯满盈的花花太岁，最后被依法处斩。杨稷走上犯罪之路，与杨士奇的宠爱有直接关系。杨稷小时候，娇生惯养，长大之后，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欺压百姓，草菅人命。不但受害的老百姓接连告状，就连朝廷中的一些官员也实在看不下去了。有的将情况上报给身为少傅的杨士奇，请他对儿子严加管教。可杨士奇舐犊情深，总不相信别人的话，反而把那些官员给他的信拿给儿子看。杨稷一看，怒火中烧，反咬一口，说这些官员都是诬陷他。杨士奇相信儿子说的话，并任由他恣意妄为。这样一来，杨稷更加有恃无恐，横行霸道。有人把情况报告给了皇帝，皇帝问杨士奇，他回答说：“我儿子是好的，主要是他手下的人教他干坏事。”并且还一味袒护。直到杨稷发展到残害“人命已数十，恶不可言”时，“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杨士奇也因此积忧成疾，卧床不起。史书评论说，杨士奇本来是个位高权重，很有本事的人，可是“晚间溺爱其子，莫知其恶，最为败德事”。
宠爱子女的父母，总想着孩子长大了会“知恩图报”“待父母以孝敬”。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对孩子小时候不从严管教，教其走正路，长大以后往往出“逆子”。对孩子从小溺爱，子女长大以后不但不会对父母知恩图报，还有可能会对父母长辈不敬、不孝、不仁、不义。历史上“杀父弑君”一类的事，不少都是小时候受到娇生惯养的贵族公子少爷干的。北宋宣和年间的权臣蔡京，对他的儿子蔡攸十分宠爱并一味放纵。蔡攸长大后凭借老子的权势，当了开封府的官，深得宋徽宗的赏识。他为与自己的父亲在皇帝面前争宠，竟自立门户，明争暗斗。一天蔡攸回到家，见蔡京正与客人谈话，便过去握住他父亲的手像诊脉一样，问道：“大人，你的脉势舒缓，身体是不是有病？该退职养老了吧！”蔡京回答道：“我没有病，你别急！”蔡攸走后，来客问：“刚才你儿子这样做是什么意思？”蔡京气愤地回答道：“你哪里知道，他是想让我早点退休回家呢。”之后，父子俩只要有机会，就都在皇帝面前说对方的坏话，互相拆台，被世人嘲笑为一对父子冤家。
“严是爱，宠是害”，凡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一般都对子女有个正确的态度和严格的家庭教育。但是对孩子严格并不等于要打孩子，对孩子实行体罚。我们虽不赞成对孩子娇惯溺爱，但也不提倡实行“棍棒政策”。爱要爱得在理，严要严得有方。不但我们现在不提倡体罚孩子，就在古代，也有的父母意识到不应该对孩子实行“棍棒政策”。那么古人有没有在这一方面堪称典范的呢？清朝的郑板桥算得上是一个。
郑板桥是清朝时期人，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的县令，又是书画家、文学家。他52岁才得一子，应该说是“富贵人家”的宝贝疙瘩了。可是郑板桥对这个宝贝儿子并不娇惯，他另有一番“爱子之道”。这可以从他在潍县做知县时给家弟的两封信中看出来：“吾五十二岁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人。凡鱼餐果饼，宜均分散给他，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另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举进士得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夫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在另一封家书中，郑板桥用耳闻目睹的事实，阐明了为什么在溺爱中成长的富贵人家的子弟，大都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立学有成者，多处于附从贫贱之家”，这一“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的道理，进而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妄自尊大，而要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人。
从郑板桥的这两封家书中不难看出，郑板桥的爱子之道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目的明确，把教子“明理做个好人”放在第一位，培养孩子从小要有热爱劳动人民、同情劳动人民的品质，而把“读书中举进士做官”看成小事。这一点是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难以做到的。二是严而有方，针对富贵人家子弟一般轻浮贪玩，看不起劳动人民、有盲目的优越感等通病，具体地给孩子们指出为什么对别人家的儿女不能凌虐的道理，怎样正确地对待家中佣人儿女、同学、老师及贫家的儿女。这样一来，就把严格要求和耐心说服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既不同于溺爱，又不同于压服似的严教。这种爱子之道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当父母的仿效和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