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杲认为元气虽然来源于先天,但又依赖于后天水谷之气的不断补充,才能保持元气的不断充盛。他反复强调脾胃之气与元气的关系。他说,人身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或来源于先天父母,或来源于后天水谷。而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唯一来源即后天的脾胃。如果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时可以得到补充;如果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补充,会渐渐衰退。因此,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人的健康,生机的活跃,生命的健壮,主要是正气充足的原因。保护正气,必须重视脾胃之气的升发作用。只要元气充足,则百病不生,而元气虚损,多因脾胃之气不能升发而致。
李杲在脾胃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诸方面,形成了个人独成一家的系统理论。由于学说源于实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备受后世名医推崇,如明代名医张景岳极其推崇李杲,并在其理论基础上加以发挥,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朱震亨,元代金华人,早年学习理学,后改行学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罗知悌见他为人善良,学医心诚,便将刘完素、张从正、李杲诸家之学都传给了他。朱震亨接受金元诸家之说,结合个人见解和临床经验,加以发挥,提出人身之中“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治愈了好多痼疾,成为一代名医。四方求医者、求学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朱震亨医德高尚,总是有求必应,致使贴身仆人深受其苦,怨声不绝,有的竟坚持不住了,而他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说:“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说罢,端坐而逝。
朱丹溪认为郁是很多疾病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他将人身郁证分为六种: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火郁、食郁。其中,又以气郁最为关键,可用气功治之。
李时珍,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卒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3年),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著有中医药经典《本草纲目》。
李时珍随父亲学医,肯于钻研,不仅精通药理,而且医术惊人,救过不少人,因此进了朝廷,当了一名太医。但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无所作为,令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利用太医院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但阅读了大量医书,而且对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也都广泛涉猎,以备著书参考。一年后,他再也不愿同流合污,便借故辞职,走向民间,为百姓治病和重修《本草纲目》去了。
李时珍主张不但要治病,更重要的是防病,也就是治未病。他重视推拿,推拿古称按摩、按跷等,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医疗方法,也是气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按摩疗法仅用于少数疾病的治疗,手法也较少,常用的是按和摩两种手法。后来,随着治疗范围的扩大,手法也相应有了发展。于是,按摩这一名称逐渐被“推拿”所取代,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疗体系。
《黄帝内经》对气功锻炼的方法、理论和治疗效果等内容都有研究。在《素问》的八十一篇中,就有十几篇直接或间接地谈到有关气功方面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气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医疗保健方法了。李时珍细心地研究了这些成果,对气功极为重视,不仅在著作中对气功加以论述,而且也是气功实践家。他在《奇经八脉考》中指出:“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意思是说,在练气功的过程中能够观察到人体的经络。
气功作为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在理论上主要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在创编功法和气功锻炼中也应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精气神等学说作指导;对气功锻炼产生的效应及气功作用机制的认识,也主要以中医理论来阐述。
气功实践不只为医家独有,儒、道、佛、武等各家在各自不同的实践中,分别对气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也构成了气功理论的一部分。气功实践的结果为中医学提供了新的内容,李时珍的伟大之处是目光如炬,独树一帜地对奇经八脉和丹田命门理论做了系统的阐发。
李时珍认为气功强调对意念的运用,是对中医调神理论和情志学说的补充和发展。掌握了气功心身同练的特点,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医“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而气功作用机制的探讨,亦有益于对中医“气化论”、“精气神”理论和脏腑心理相关性等的深入认识。发掘整理气功与药物配合应用,气功针灸、气功按摩等传统治疗方法也可提高疗效、开拓新的治疗途径。
李时珍认为中医养生包括形神共养、协调阴阳、顺应自然、饮食调养、谨慎起居、和调脏腑、通畅经络、节欲保精、益气调息、动静适宜等,其中就包括气功养生。
李时珍说当头昏脑涨时,常吐气、常呼吸,五分钟后就会耳目清明,心情为之一爽。李时珍将气功视为养生保健的好方法。
张景岳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卒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家境富裕。张景岳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史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张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张景岳随父亲到了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誉为“仲景再生”。
有一天,一户姓王的人家有个儿子,刚满一岁,误将一枚钉鞋的圆铁钉吞到喉间,再也吐不出来。恰好张景岳路过这里,断定铁钉已入肠胃,立即设法救人,很快想出了一个治疗方案。他取来活磁石一钱,芒硝二钱,研为细末,然后用熟猪油、蜂蜜调好,让小儿服下。不久,小儿排出一物,大如山芋,药物护其表面,润滑无棱,拨开一看,里面正是孩子误吞下的那枚铁钉。小儿父母感激不已,请教其中奥秘。张景岳解释说:“芒硝、磁石、猪油、蜜糖四味药互有联系,缺一不可。芒硝若没有吸铁的磁石就不能附在铁钉上;磁石若没有善泻的芒硝就不能逐出铁钉;猪油与蜂蜜能润滑肠道,使铁钉易于排出。”小儿父母听完这番话,若有所悟地说:“有道理!难怪中医用药讲究配伍,原来各味药在方剂中起着不同的作用,缺一不可啊。”
张景岳不但精通医学,还重视气功。“中年求复,再振元气”是张景岳关于我国中老年医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他说,人所具有的天然寿命称“天年”,与先天元气有关,人的寿命取决于元气的强弱。但是,很少有人能尽其天年,这与后天是否很好地养生有很大关系。先天虽强,不加呵护,仍可夭折;而先天虽弱,但勤于保养,反会长寿。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我们的祖先对此早有深刻的认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备急千金要方》说:“四十以上,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不治,遂至不救。”人到了40岁时,开始衰老,元气渐虚,精血枯竭,脏腑亏弱。这时,人们必须注意养生,才能延年。因此,张景岳提出了“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卓越思想。他说人至中年,元气由盛渐衰,因而对之更当惜之再惜。但总有人不明此理,整日沉湎酒、色、财、气、功名之中,以至“坐失机宜,变生倏忽”,令元气早衰。为了再振元气,张景岳说:“酒杀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杀可避,吾能不迷也;财杀可避,吾能不贪也;气杀可避,吾能看破不认真也;功名之杀可避,吾能素其形藏也。”张景岳“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卓越思想对气功研究作出了贡献,使好多人得以延年益寿。
张璐是清初名医,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江苏苏州人。他是明朝按察使张少峰之孙,自幼颖悟,研习儒术,兼攻医学。明亡后弃儒从医,隐居洞庭山十余年,专心钻研医术,学习态度非常认真。他自行医六十余年,孜孜不倦。年老后仍认真做学问,故一生著述颇多。著有《伤寒缵论》、《伤寒绪论》、《伤寒兼证析义》、《千金方衍义》、《本经逢原》等,对《伤寒论》极有研究。还仿照王肯堂《证治准绳》的体例,汇集古今方论,附以医案,编成《医归》16卷,后改名为《张氏医通》。张璐主张既要治病,更要防病,而气功是防病的最好方法。
张璐临床经验丰富,其论血证自成系统,颇有见地。他认为血与气异名同类,都由水谷精气化生。气为血之引导,血为气所依归。因此研究血证不能离开人身之气,而应时刻重视气血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逆则血逆,血随气逆,可以致病。张璐注重气,在养生方面能抓住要点。
《张氏医通》综合性医药著作,共16卷。本书“神志门”中详尽描述了练气功时“走火入魔”的原因、表现与药物治疗方法。张璐认为坐功运气时走火与常人有别,因所有方书从未有人就此论述,所以张璐详举治愈之例,撰成此书。
晋朝以后,道教、佛教在中国日益兴盛,把气功神秘化了。本来气功是练气修德的,但宗教化之后,就转为追求成仙成佛,提倡发放外气,以致宗教淹没了气功,气功的名词也消失了。
宋朝开始,很多志士仁人将气功的修炼用到武术上,以便更有效地抵御外族入侵,因而逐渐形成了武术气功。
随着武术气功的兴起,人们慢慢破除了宗教的神学思想。由于求神拜佛得不到神佛的保佑,没有本事照样打败仗,所以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渐渐淡漠了。于是,气功从宗教中分离出来。
随着武术气功的发展,武当派、少林派、峨嵋派、昆仑派、南宫派逐渐形成。
明清以后,练气功已经形成了风气。
清末,少林派著作《少林拳术秘诀》中有专章阐述气功,称《气功阐微》。其中明确指出:“气功之说有二:一养气、一练气。”
民国初年,练气功的人越来越多了。
现在,健身气功已经深入千家万户,并成为中华国宝,开始走向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