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振木采诗
《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包括公元前11世纪（或更早）至公元前6世纪，即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作品。它产生的地区，东临渤海，西至六盘山，北起滹沱河，南到江汉流域，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的大部。
这些上下五百年、纵横数千里的作品是怎样搜集、汇总成册的呢？先秦典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古代有采诗说。
汉代的历史学家提出关于周代时有“采诗”制度的说法。班固《汉书·食货志》记述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就是说，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集居的人群散到田间去劳作，这时就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敲着木铎（以木为舌的铃）在路上巡游，把民间传唱的歌谣采集起来，然后献给朝廷的乐官太师（乐官之长），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让天子“足不出户而知天下”。另外，同书《艺文志》中还记述说，古代设置采诗官采集诗歌，目的是出于“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代记载“采诗”之说的还见于何休的《公羊传》注：“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注疏》卷十六）关于“采诗”和“采诗”的目的，与班固《汉书》记载大致相同，惟说“采诗”者是男女年老无子的人，而不是“行人”，或者方式不止一种。这些虽然出于汉代人的记述，可能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在古代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由官府来主持采诗工作，靠一己之力来完成这样一部时代绵长、地域广阔的诗集采集工作，恐怕是不可能的。
至于当时统治者采诗的目的，即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广收这些民间诗歌？除了要考察人民的动向，了解施政的得失，以利于他们的统治以外，大约还有搜集乐章的需要。我们知道，周王朝是很重视所谓“礼乐”的。按照当时制度，举凡在一切祭祖、朝会、征伐、狩猎、宴庆等场合，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在举行各类仪式、礼节的时候，就要配合演奏乐章。所以，当时朝廷，专门设有乐宫“太师”等，乐宫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编制和教演各种乐曲，供上述各个场合使用。可以想见，当时乐官们在编制乐章时，除了自己创制以外，一定还要利用或参考许多民间唱词和乐调，这样收集流传的一些民间乐歌作品，也会是他们经常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当然，这是指《诗经》中的那些流传于各地的民谣俗曲说的。
（二）献诗
《诗经》中还有很多颂诗和贵族文人所作的政治讽谏诗，是如何得来的呢？即通过所谓“献诗”的渠道，而汇聚到当时朝廷中来的。
献诗说认为古代天子为了考查时政，命诸侯百官献诗。宋朱熹在《诗集传·〈国风〉注》中认为“风”诗是诸侯采来作为贡物献给天子，天子得到后就拿给受乐官看，通过这些诗来考察民风的好坏，以此来了解政治的得失。采诗与献诗，目的是一致的。根据《国语·周语》记载，周王朝是有让公卿列士即贵族官员和文人献诗的制度。所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替（盲艺人）献曲，史（史官）献书”，我们从《诗经》中的一些作品看，“献诗”的事也是确实存在的。如《大雅·民劳》：“王（指周厉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小雅·节南山》：“家父（周幽王时大夫）作诵，以究王讻。”《大雅·崧高》：“吉甫（即尹吉甫，周宣王时大臣）作诵，其诗孔硕”等，说明公卿列士献讽谏诗或歌颂诗的事是存在的。
（三）孔子删诗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升格为国定经典。全书共有诗歌三百零五篇，由“风”“雅”和“颂”三个部分组成，编排井然有序。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整理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删诗说。
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于是，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主张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一千八百多，一国献一诗，也有一千八百多篇，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一二十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的，根本不止三千。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三千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第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删诗相吻合的。
持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的理由。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8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而乐主要指乐曲。再说孔子返鲁时已经69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不过五十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有三百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不能硬扣一二条死材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会有很大帮助的。
（四）太师编纂
在周代，诗的用途很广，除了典礼、娱乐和讽谏等用诗以外，它还经常用在外交场合，用来“赋诗言志”，即作为表达情意、美化辞令的工具。所以《周礼·春官》中又有“大师教六诗”（按《周礼》书中所指即风、赋、比、兴、雅、颂。故“教六诗”，即可以理解为全面讲授《诗经》的意思。另外《毛诗序》又称“六诗”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以乐语教国子”的说法，这就是说，乐官太师在当时还有用诗歌（“乐语”即诗）教国子（贵族子弟）的任务。《诗三百篇》，也可能正是乐官太师为了教授国子而选订的课本。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某种特殊场合，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五）流传
《诗经》在其产生的同时，就广泛被应用于政治生活中，成为兴、观、群、怨的工具，曾使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发展到一种极优美、雅致的时代。
战国之时，《诗》亦在孟子、荀子等儒家典籍中被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具有崇高地位。
先秦古籍，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楚汉相争的战火之后，散失很多。但《诗经》由于是口头讽诵的诗，因此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汉代传习《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即后世所谓的“四家诗”。《鲁诗》是因鲁人申培而得名的，传者为汉初鲁人申培，文帝时立为博士。《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传者为汉初齐人辕固，景帝时立为博士。《韩诗》出于燕人韩婴。传者为汉初燕人韩婴，文帝时立为博士。《毛诗》是由其传授者毛公而得名的。传者为秦汉时鲁人毛亨及汉初赵人毛苌，平帝时曾一度被立为学官。
其中，鲁、齐、韩三家被称“三家诗”。前三家在西汉时代即已立于“学官”，就是由朝廷立为正式学习的科目，《毛诗》出现得较晚，东汉时方立于学官。但《毛诗》一派却后来居上，影响颇大。《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诗便逐渐衰落，他们所传授的本子也亡佚了。“三家诗”亡佚的情况，大致是这样：“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三国魏，“韩诗”亡于宋。现在我们读到的《诗经》，就是《毛诗》，即汉代毛公讲解和留传下来的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