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湖北诗歌概观
从区域的角度拉出一条湖北诗歌的发展线索，并尽可能地从题材的地方性和语言等方面发现一些当代诗坛的“湖北元素”，殊为不易，但却是题中之意。
同当代中国诗坛一样，当代湖北诗歌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一体化时代（1949—1976）
1949年秋，中国新文学开始进入了它的当代阶段，即社会主义文学阶段。这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共产党从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阵地上和经济上把文艺纳入了全方位、一体化的领导。自此，像体育、商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文艺作为一条“战线”、作家作为一支“队伍”出现在当代中国社会。自此，同人社团和刊物停止了活动，也不复出现新的同人性质文学团体，只剩下以地域区域命名的文学组织和期刊、出版社。一体化时代的文艺，共性大于个性、全国性统领地方性。文艺的地方色彩被淡化，即便是对文学地方性、民族性的挖掘，其指归也在于对整体意识形态的赞美上，它只作为意识形态的要素而存活，构成宏大叙事的不同手法和特色。
通过讴歌斗争历史和当下建设来颂扬政党、政府、人民，是十七年文学的主旋律，是新老诗人的共同主题。叙写旧社会的苦难与斗争，用以歌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所以赞歌必然包含着战歌。战歌是面向过去岁月的赞歌，但它同时又确证着现在。因此，歌颂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创造性劳动、歌颂建设者、新的英雄主义、歌颂保卫和平的新战争、歌颂民族团结和新边疆，也与战歌一脉相承。
20世纪50年代的诗歌创作，相比40年代跨度极大，主旋律由以往的压抑、沉重转为轻快、欢畅。诗人由缠绵于个人的抒情而转变为大我的放歌。在诗人笔下，中国不再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不再是“寒冷封锁着”的土地，人民不再是忍辱负重的“老马”，呈现出一片欢乐景象。郭沫若大抒“新华颂”，何其芳盛赞“我们最伟大节日”，艾青纵情“欢呼”，胡风宣告“时间开始了”，一个不知名青年作者写的《歌唱祖国》风行全国。这是一个红色赞歌的年代，胜利者喜洋洋的歌声响彻云霄。历经屈辱、战乱的国家，终于迎来了和平，诗人们齐声高唱。作家的歌颂是真诚的由衷的，而且也出现了一些优秀之作。在现实生活题材尤其是农村题材方面，不少作家也付出了辛勤的努力。阮章竞的“草原钢城”、李季的石油诗、邵燕祥的汽车城、闻捷的边疆情歌、郭小川的战士抒情，都是50年代诗坛的标志性符号。
然而，由于左倾思想不断升温，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识较片面，当时也存在着重思想内容忽视诗的艺术美质、重大我而弃小我的模式化倾向。风格单一，诗味越来越淡。豪言壮语多、标语口号多，粉饰现实简化矛盾之作也愈来愈多。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最高领导者力图繁荣文艺的一次努力，但由于得不到法律和制度上的保证，第二年的反右，实际上也就是反掉了这个方针。而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更像一出闹剧。60年代初期，左的倾向日益严重，不断地限制，限制过头又在不断地调整。文坛处于紧张的摇摆状态，批判斗争多、运动改造多、艺术探索被压制，个人崇拜倾向更加突出，豪言壮语、标语口号式的粉饰现实之作更严重。坚实的艺术创造少，精品更近于无。
由于十七年诗人所歌颂的时代的左的错误，而他们不可能从整体上超越当时的时代认识水平，因此这些作品的历史含量和艺术含量在今天已经变得很淡很淡了。长期以来，过分强调文学的认识教育功能、宣传战斗作用，对创作方法、题材主题、写作技巧、乃至人物设置等方面有很多的限制，所以那时候的作品，哪怕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更多是“时代的”、“集体的”，而非“人类的”、“个人的”。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群体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没有表现出独到的对于人和社会的认知，也难视之为出色的审美创造。
以之观照当时的湖北诗坛，同全国诗坛一样，其“队伍”的构成，也是由新老两代诗人组成。“队伍”这个提法本身，也带有战争的硝烟味，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分支。其诗篇的内容构成，也是赞歌和战歌的大合唱。50年代初期，原武汉地区的诗人郑思、伍禾、曾卓、绿原等，同从解放区来的诗人李季、骆文、李冰、莎蕻、吴烟痕等汇合在一起，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荣。一批中青年诗人瞿钢、洪洋等也走上诗坛。
老一辈诗人中，从红色根据地培养的诗人骆文和以“现代派”起步的徐迟很有代表性。30年代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40年代在延安入党的骆文，1949年以后一直在武汉工作。出版过诗集《一颗红心为革命》，《革命故乡的山歌》，主编过《长江文艺》和《长江》文学丛刊。还写作了一些歌词、散文、戏剧研究论文等。1981年出版的诗集《露水草》，展现了作者从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诗歌创作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迟两次到朝鲜战场，4次去鞍钢，6次到长江大桥工地，诗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和《共和国的歌》，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论文集《诗与生活》等，是他50年代的创作收获；1957年至1960年的四年间，他担任《诗刊》副主编。1960年定居武汉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他的报告文学，也带有浓郁的诗化色彩。
共和国颂歌也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湖北诗坛主调。绿原在武汉解放的第二天就发表抒情组诗《江南春早》，胡天风为新中国歌唱的第一声就是《我们的旗》，贺捷创作了武汉第一部歌唱新中国的诗集《祖国，我响应您庄严的号召》。李季的叙事长诗《菊花石》，骆文的《镰刀的故事》，李冰的《赵巧儿》、《刘胡兰》，乔林的《白兰花》，莎蕻的《紫竹河上的姑娘》、《村庄夜晚》，洪洋的《海洋之歌》，吴烟痕的《山歌》，瞿钢的《望你多把勋章戴》，江柳的《傅贵赞》等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品。
1955年，因“胡风事件”的影响，一批诗人受到株连，蒙冤退出诗坛。1957年的“反右”斗争又使部分诗人被迫搁笔。但50年代，又一代诗人在成长，创作了一些佳作。如武汉大学学生韦其麟的民间传说叙事诗《百鸟衣》，武汉部队汪承栋的《从五指山到天山》等。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虽然浮夸风影响诗坛，一时诗歌作品数以万计，但也有黄声孝、管用和、张永枚等一批新人和新作出现。1960年以来，在一些大型企业和部队中出现了一批业余诗人，如刘不朽、王维洲、蒋育德、叶圣华、张良火、郑定友、何鸿等，分别在《诗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长江文艺》等著名刊物上发表诗作或出版诗集。
从武汉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湖北诗歌的主要作品还有：绿原的《拥抱》、《从一九四九年算起》（诗集），胡天风的《冬青树枝》、《西安二题》，曾卓的《英雄的祖国、英雄的人民》、《英雄颂歌》，黎白地的《不眠之夜》、《致马雅可夫斯基》，白桦的《鹰群》、《孔雀》（长诗），李冰的《红灯笼》（诗集），骆文的《一颗红心为革命》（诗集），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莎蕻的《红旗·红马·红缨枪》（诗集）、《延安散吟》，吴烟痕的《峡谷灯火》、《黄河诗抄》（均为诗集），瞿钢的《洪湖曲》（诗集）和长诗《铜锣颂》，管用和的《送粮》、《欢乐的农村》（诗集）、与刘不朽合集的《山寨水乡集》，郑定友的《别让我的枪生锈》、《哨兵》、《洪湖船》，洪洋的《欢呼吧，扬子江》、《歌声满宇宙》，黄声孝的《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蔡其矫的《雾中汉水》、《川江号子》、《船家姑娘》，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之一、之二两章），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组诗），羊翚的《骑着毛驴去看毛主席》。
文革10年的浩劫，是50年代以来极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革文化的命的同时也大革文学的命，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再加上八个样板戏，就是10亿中国人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的全部精神食粮。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山呼海啸的大批判诗歌，湖北诗坛亦是死水一潭，成绩平平。
著名老诗人、40年代“七月诗派”成员曾卓，1970年创作了一首后来成为他一生中最有名的诗《悬崖边的树》。身处危境中的树坚挺不屈的形象是诗人自己亦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心境、人格的写照。同年的《海的向往》也曲折地表达了隐忍的向往。这些诗在新时期初拨乱反正的政治热潮文学热潮中发表，影响很大。
文革前就十分活跃的乡土诗人管用和、刘不朽等在此期亦有不少诗作。虽然在极左年代诗歌和诗人言行受限，但他们“根红苗正”的出身在那个唯出身论的时期尚受保护。管用和发表了《公社人》、《春的声音》、《江汉平原风雷激荡》等诗。1976年，他的短诗集《公社大地》出版。刘不朽发表有《公社春》、《送战书》、《高山大寨田》、《女拖拉机手》、《战地黄花》等诗。如诗篇、诗集名所示，带有鲜明的文革“战歌”、“红歌”印记。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也有一些老诗人有诗作问世，如郑定友的《高山新屋》《野营短歌》和叙事长诗《铁牛传》，黄声孝的《劈风斩浪拖林海》，《毛主席给我一支笔》、《十大东风送春来》，李华章的《千里公路铺金辉》，张雅歌的《起飞线上》（诗集）等。
还值得提到的是，一批在新时期初期十分活跃的青年诗人此期开始了试笔阶段。胡发云、高伐林、董宏量、李道林、张良火、雷子明、谢克强、熊召政、刘益善、赵国泰等，当时或为工人、或为军人、或为大学生，满怀激情、热爱诗歌，倾心于分行的抒写。虽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而有“个人化写作”的自觉意识，却也得到了一定的诗歌写作训练。当文革结束并开始揭示伤痕、反思极左时，这些“从旧营垒中来，反戈一击”者审视文革、揭露黑暗的诗作自有一种特别的力量。
（二）新时期（1977—1989）
1976年秋中国政治的大转变，尤其是1978年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文学迎来了她的复苏和繁荣。1979年底，第四次文代会上，用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提法取代了支配当代文学几十年的文艺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极大地焕发了作家的创作活力。新时期文学的复苏，首先是向五四新文学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传统的复苏。一时间，文学成了民众情绪和时代精神的发泄场。新时期文学的思潮演变，明显与社会政治文化的演变相关。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诗歌界则是伤痕诗、归来诗和朦胧诗），应和着时代的政治主题。到了80年代中期，先锋派小说、文化寻根派以及稍后的实验诗潮和新写实小说，是文学更多的向文学自身复归。从文学对社会的传播与接受角度而言，可以说80年代初中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岁月，作家迭出、风格各异、佳作不断，在社会上广有影响。
湖北是新时期中短篇小说的重镇之一，佳作迭出，名家众多。湖北的报告文学创作更是在新时期初期独占鳌头、引领全国。新时期湖北诗歌创作也有很多已载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册的华美篇章，如白桦、熊召政、叶文福等的政治抒情诗，刘益善、饶庆年等的乡土田园诗，王家新等的先锋探索诗。
新时期湖北诗坛空前繁荣。从诗人阵营来看，“归来者”如徐迟、曾卓、骆文、胡天风、管用和、刘不朽、洪源、郑定友等；新崛起的诗人，以乡土为主要题材的作者有饶庆年、谷未黄、王新民，以校园为主要题材的作者有王家新、高伐林，以都市为主要题材的作者有董宏量、李道林、王建渐、张良火等。
跟新时期全国诗坛同步，湖北此期的诗歌创作大致有两个发展阶段。一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阶段，以政治抒情诗为主流。诗人大致为两类：“归来的诗人”和新锐诗人。前者以曾卓、绿原、徐迟等为代表。他们在建国前就扬名诗坛，在十七年间亦有佳作，在极左路线打压下挨批停笔，在新时期平反昭雪。这些历经沧桑、饱受磨难的诗人，焕发了诗情，写下了一些反思历史审视现实的佳构。曾卓以“老水手”自况，为被“一阵奇异的风”吹进炼狱的灵魂们创造了一株“悬崖边的树”，“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种顽强、坚毅的品格，成为一代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和穆熙《我失掉的》更是对受难人生的总结和思考：“我失掉的／不仅是浓密的黑发／不仅是洁白的牙齿上珐琅／不仅是奔流着热血的青春／不仅是欢畅的笑和哭泣的权利／我所失去的／远比这一切更为宝贵／那就是应该用大字来写的‘人’——像一个人一样的生活并获得它的价值。”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人生岁月，从痛苦的记忆中升华出对人生的思考，发人深思，令人回味。
新锐诗人指的是成长于文革动乱时期的青年一辈。他们欣喜于国家由阶级斗争为纲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变化，又目睹了建设初期的种种问题。怀着严肃的责任心和正义的激情，对现实质疑、发难。火光四射、锋芒尽露，义正词严、激昂慷慨。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批判的锋芒直指革命成功后领导层中的个别人脱离群众、自私自利的现象。“有不平我就有歌声”，对生活中的负面因素和政治中的愚昧现象，叶文福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显露出强硬、刚烈的批判精神与干预意识。叶文福的政治抒情诗尖锐而深刻。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在强烈控诉“四人帮”罪行的同时，催人警醒地表现着要求人民民主和时代进步的强烈愿望，热切地呼喊“思想要解放一点”这种对“开放、改革”的期盼和呼唤，对改革前景的坚信和展望，显示出诗人以情说理、以理传情的特点。熊召政写于1980年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也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用对比的手法，将老区人民过去对革命的贡献和而今革命成功后的贫困加以对照。诗人希望共和国的大厦永远挺立，烈士纪念碑不会蒙尘。
随着80年代初对文革的政治清算和拨乱反正初步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热潮涌现，新时期湖北诗歌进入了其多样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全面开花阶段。老中青三代同堂、阵容强盛。老诗人宝刀不老，像曾卓、骆文、胡天风、绿藜等；中青年诗人雄风不减，如管用和、刘不朽、熊召政、刘益善、王老黑、王维洲、李道林、郑定友、谢克强、董宏量、胡发云、洪源、雷子明等；本时期崛起的年轻诗人，如陈应松、王家新、王新民、南野、马竹、赵国泰、徐鲁、黄金辉、谷未黄、王建渐、曾静平、华姿、胡鸿等。80年代中后期，湖北有一批创新意识强烈但写作时断时续的年轻一辈，如黑丰、高柳、梁乐、许震宏、潘能军、唐跃生、胡晓光、钱省、沉河、剑男、黄斌、曾园、江雪、向武华等。
由于不同的取材范围和艺术个性，本时期湖北诗坛形成了个性鲜明、各有成就的诗人群：管用和、刘不朽、刘益善、饶庆年、郭良原、梁必文构成的乡土诗人群，钢铁诗人董宏量、王维洲，铁道诗人谢克强、桥梁诗人张良火等人形成的工矿诗人群，张雅歌、雷子明、钟永华为代表的军旅诗人群，王家新、黄金辉、马竹等组成的校园诗人群，还有江全章、董宏猷、徐鲁等人组成的儿童诗人群，这些星光灿烂的诗人群落的出现，是本时期湖北诗歌多样发展的有力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