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爱伦·坡
她像是盼望着什么似的，又像是担心着什么似的。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窗外在下着大雪，这是今年冬季的第一场喜雪，大雪覆盖了窗外荒寂的大草原。妇人隔着窗户痴痴地向外望去，但她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单身孤影投在锃亮的窗玻璃上。
此时，她感到非常孤独和害怕，而且这份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她丈夫常常出远门，一去就是好几天，只留下她一个人守在家里。但是这次的情况有点不同，现在她已确知自己怀孕了。她有点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件喜事告诉丈夫。做丈夫的是一位边区的税务员，他很早以前就对工作产生了厌烦的情绪。如果知道她已有了身孕，一定不会再出远门的，但她却不愿意让他为自己而焦灼。
她回想起几小时前的一个插曲：他站在这个窗台前，双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膀上。告诉她，他把一大包税款拿回了家，放到一个饼干箱里，藏到厨房的地板底下。
“为什么呢？”
小两口把自己的那一点微薄的存款，存在老远的一家农村银行里，现在那家银行就要倒闭了，他只好赶快去取回他们的钱。然而他却不敢随身带着公款跑那么远，所以把那包钱藏在家里了。
“我不在家你千万别离开屋子，”他临走时说，“你得答应，不让任何人进房子，无论说什么都不能让人进来。”
“我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保证不让任何人进屋子。”她说。
到现在为止，丈夫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天色已昏沉下来，夜幕降临了。大雪和黑暗笼罩着孤寂的木屋。
妇人突然听到了声音。风吹门窗的声音虽然像有人想偷偷地进来，可是她能分辨得出，这绝对不是风声，她听到的是一阵敲门声。声音很低，但很急促。她把脸紧贴着窗户边，只见有一个人靠在前门。
她连忙从壁炉边取下了丈夫的手枪。不幸的是，这是一枝没有用的手枪，好的那一枝和火药筒都让丈夫给带走了。她只好拿着空枪壮胆，快步走到大门边。
“是谁在外边？”她战战兢兢地问道。
“我是一名士兵，受了伤，迷了路，实在走不动了，请你做件好事，让我进去吧。”
“我丈夫吩咐我，他不在家谁也不让进来。”年轻的妇人实实在在地告诉他。
“那么，你就忍心看着我死在你家门口吗？”
又过了一会儿，士兵又恳求说：“你打开门看看，就知道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丈夫是不会饶恕我的……”她一边哭诉着，一边开门让他进来了。
这个伤兵步履踉跄，的确已筋疲力尽，似乎就要垮了。他高个子，面庞苍白而粗糙，右手臂上包扎着绷带，浑身落满雪花。妇人让他坐到火炉边她丈夫的椅子上，然后替他洗伤口，换绷带，又把准备自己吃的晚餐拿给他吃。最后，她在后房里用地毯为他铺了一张床。他往床上一倒，似乎马上就睡着了。
这个伤兵是真睡着了还是假的？是在骗她，等她去睡觉？妇人在自己卧室里走来走去，心里忐忑不安，预感着似乎要出什么危险。
深夜里，万籁俱寂，只有炉火劈劈啪啪地低声作响。
忽然传来一阵非常低的声音，比老鼠偷啃东西时发出的声音还要轻，很显然，是有人在鬼鬼祟祟地干什么。但这到底是哪儿来的声音呢？难道是隔壁房里的那个男人？想到这，她拿起灯，轻轻地走到狭窄的通道，侧耳静听。伤兵的呼吸声音很响，难道是故意装的？她把门推开，走进后房，俯身去看那伤兵，只见他睡得很甜。她走出这个房间，立刻又听到了那个声音。这次她完全可以肯定声音的源头了：有人在撬前门的锁。妇人立刻从工具箱里拿出丈夫的一把折式洋刀，然后又轻轻地返回到伤兵床边，推醒他。他哼了一声，睁开了眼睛。
“嘘，快听！”她低声地说，“有人要偷偷进屋来，你来帮我一个忙！”
“谁要偷偷进来呢？”他疲惫不堪地说，“这又没有什么东西可偷。”
“有的，有很多钱，藏在厨房的地板底下。”天啊，这件事怎么可以告诉他呢？她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
“既然这样，你拿我的手枪，我右手伤了，拿不了枪，你把刀给我。”
妇人有点拿不定主意。这时又传来前门被撬的声音。她立刻把刀递给伤兵，自己拿起了他的手枪。
“我们靠近门边站着，”士兵说，“你来对付第一个进来的小偷，门一开你就开枪，枪里有六发子弹，一定要打到他倒下动不了为止。我拿着刀，在你后边应付第二个进来的人。”
两个人在门旁站好位置后，妇人把灯吹灭了。顿时，屋子里一片漆黑。撬锁的声音也戛然而止，但接着又传来了扳扭东西的声音。门锁被打掉了，门开了，借着白雪衬托，她看到了那个身影。于是她扣动扳机，枪响了，那人倒下了，但马上又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妇人又开了一枪，那人这才慢慢地倒下。脸碰着墙脚，再也没有动弹。
伤兵俯着身子，咒骂了一声，然后叫道：“原来只有一个人！好枪法呵，太太！”
接着，他把小偷的尸体翻过身来仰天躺着，这才发现这个小偷还蒙着一个面罩。伤兵把面罩揭开，妇人也凑近去看。
“认识这个人吗？”伤兵问。
“从没见过！”她说。
这时的妇人比任何时候都有勇气，她盯着死者的脸，看着这个来抢劫她的人——她的丈夫！
吉米每个星期六都要为凯洛琳小姐送去一支红玫瑰，吉米感到很不解。多年以后，吉米重回花店，问及此事，令他惊讶的是，送花的不是抛弃凯洛琳的潘尼曼先生，而是他的太太克丽丝汀·潘尼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