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的由责与秦时建县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历史是文化的土壤。要了解鄱阳文化，必须先了解鄱阳的历史。
鄱阳有五万年生存史，九千多年文明史，两千多年建县史。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建县，是江西最早建县的县之一。关于江西最早的建县，到目前为止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县说，这是依据陈文华、陈荣华编写的《江西通史》，说“秦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江西地区至少设置了番（音PO）县和艾县两个县级行政机构”。番县指鄱阳，艾县是现在的修水。持两县说的还有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许怀林，他在其所着《江西史稿》说：“春秋后期至战国期间，在分封诸侯国之外，出现了县邑，江西地区有番、艾记载”。另一种是三县说，这是依据魏嵩山、肖华忠编写的《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一书所说：”至秦统一始有政区建置，但文献确切记载仅有番阳、庐陵、南野三县。”庐陵在现在的吉安市，南野在今天的南康市。不管两县说还是三县说，鄱阳都在其中，可见鄱阳是江西建县最早的县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知道，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做了两件给后来影响很大的事。一是议帝号，赢政认为自己功过三皇，德盖五帝，于是自定称号为始皇帝。这种称号的采用，表明了皇权专制主义的成立；二是定制度，确定推行郡县制，从此标志着中集权国家的出现。那么，为什么在秦朝时，鄱阳就被列为了县的建置呢？秦朝立县的具体数字史料并无记载，据现代史学家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一书的推测，秦始皇第一次在全国确定县的建置，“在一千之谱”，总共1000个左右。而鄱阳则在其中，里面必定会有原因，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鄱阳县志》去找答案：“春秋时期，鄱阳的属地范围南接豫章，东接姑蔑，北连鹊岸，东北鸠兹，西南艾，西北灊。”按照现在的地名对照，鄱阳在秦时和此前的管辖范围，南边到了南昌市，东边与浙江衢县相接，北面与安徽铜陵的鹊头镇相连，东北过了安徽芜湖市东，西南边是修水，西北边到了安徽省霍山东北地区。那时的地域范围，照现在的行政区划，不但基本囊括了今天的上饶、景德镇两市的辖区，还包括了安徽池州、芜湖、铜陵、安庆、六安等部分地区。
鄱阳为什么在秦朝以前有人这么大的县域范围呢？春秋战国时，实行的是封建制，即封邦建国。凡封建必封土。鄱阳在秦以前不是叫番邑嘛？邑和县看似是一个一意思，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县虽然在战国时已经产生，到秦朝完全成了一级行政建置。邑不同，它一直是指封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周天子将王畿以外的天下土地分给诸侯建国，诸侯再把国都以外的地域分给卿大夫，卿大夫还可以进一步往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家臣。在这个时期，所谓的国就是城，城外为郊，郊外为野。由此可见番在春秋至少是某位卿大夫的封地，所以称作为番邑。那时，封野的划分主要以氏族聚居点为辐射范围，也就是主要是划地圈人，是大概范围的，不像现在这样准确，精细到哪个村落、哪个山头、哪支水流为哪个地区的管辖范围，并准确计算出土地面积。以吴国为例，当时的吴国只有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那么一点地方。然而，那一带是发达地区，尽管与北方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人口相对集中，比起鄱阳来还是发达得多，鄱阳当时只能算是不发达地区或发展中地区，相当与现在的中部地区。此外，从当时的生活环境看，我们这一带生存条件还比较恶劣，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男人比较缺少。这里顺带说明一点，古代我们这里并不像现在这样四季分明，有点像广东，气候是随着时间而慢慢转变的，尤其是鄱阳湖形成后，对我们的气候变化改变很大。司马迁又说：“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从当时看，鄱阳还是有着一定发展潜力的地方。因为鄱在当时的辐射范围，基本上都是尚未稳定的长江流域的彭蠡泽，这里水网交织，水患频频，气候条件较差，生产力比较落后，按照我们历代县志的记载，为“荒服地”。何谓荒服，就是荒芜也。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西汉。但是在江南地区，鄱阳又是人口相对较多的地方。秦始皇设县时有一个规定，县的人口在万户以上的，行政首长称县令，由朝廷直接任命。县的人口不满万户的设县长，由郡守辟举，再由朝廷任命。吴芮是鄱阳第一位县令，可见番在当时不但设了县，行政首长政治待遇也很高。此外，鄱阳能够成为县的建置，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已经有个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吴芮。
为什么说鄱阳有五万年生存史，九千多年文明史。我的这种说法，主要是以鄱阳在古代，也就是汉以前的县域范围而言的。新中国建立后，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个地区的久远。1962年11月，江西省考古工作队，在乐平涌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打制的旧石器，这些石器距今约5万年左右。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62-64年，江西省考古工作队先后两次在万年仙人洞，发现了距今约1万到9千多年的新石器时期磨制的石器、骨角器、蚌器以及水稻遗存。乐平是在东汉永和中期，公元100年左右建县的。万年更晚，在明朝才设县。此前，他们都属鄱阳的范围。由此可见，鄱阳在距今约五万年的时候就遗留下人类活动的足迹，九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农耕文明。
至于“番”字的出现，大约在夏末商初。据《汉源流史》的作者何光岳先生考证，番字和宋、鲜于、邓等33个姓氏同时以出现的。
中国姓氏的起源，是从人们对自然的图腾崇拜开始的。母氏氏族社会初期，人们认为某种自然现象、某种动物、某种植物，与本氏族有关联，于是把它作为图腾。比如说伏羲氏、女娲氏就以风为姓，而黄帝则自号有熊氏。东汉训诂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番”字的：“兽之足谓之番，从采从田，象其掌”。可见“番”的出现是动物崇拜的结果，后来，姓氏也有依地名的，至于番字是先为姓氏还是先为地名，目前仍是个谜。不过，高家岭镇包丰村委会有个叫番水的村子，保留了古音古字，为什么？这个谜底有待破译。
鄱阳之名的起始
番从古代起就是多音字，有四种读音：fán烦pān潘、bō波、pó婆。作为特定的域名，它也有两音，一是pān潘，一是pó婆。以潘读音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广州的番禺，而以婆读间的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鄱阳，《史记》卷四十《楚世家》：“（楚昭王十二年，公元前504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古代有本叫《正义》的书解释说：“番音婆，《括地志》云：饶州鄱阳县，春秋时为楚东境，秦为番县，属九江郡，汉为鄱阳县也”。再就是古代赵国，现在的河北省，有个番吾县。不过，这个县早已不复存在了。那么，番在什么时候加上左耳的呢？有人说是东汉，对此，我不敢苟同。20世纪90年代，河南温县出土一批圭型石片，其中就有鄱字。据考证这些圭形石片是战国时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505年的盟书。还有《列子》中有则叶公好龙的故事，叶公就是鄱人。既然“鄱”字出在西汉以前，套用的可能性就大了。作为至今仍使用的鄱阳两个字的域名，它的起始尽管有两种说法，一说在西汉，一说是后汉。所以我认为这个域名的出现最迟应该在前汉，甚至更早也就是秦末。为什么？理由有五条：
第一，早在汉武帝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多次出现了番阳二个字。仅《史记·黥布列传》就两次出现“番阳”的域名，全文是这样写的：“以故长沙哀王绐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着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司马迁记述的是秦朝的事，不说鄱阳在秦朝时便已经定名，至少汉武帝时已有番阳名。无非是音同字不同而己。因为文字的变更并不等于域名已经变更。以中华的华字为例，1957年汉字改革前是繁体字的“华”字，1957年汉字改革后，变成了简体字的“华”，字体的变更，能说是起始年代发生了变化？事实上，番与鄱在古代为通假字。先民造字，依形画图，依图想事，到后来又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以阳字为例，甲骨文的阳为，意思是“日上三竿”，起初写成。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对这个作注解说：“易，古阳字，读音是yāng（羊）”。后来，易字使用多了，便以它为音符，加阜，左耳为阳；加土为埸；加提手为扬。而阜字又是高处和向阳的意思，所以阳字表示日头在高处和向阳的地方。番字呢，前面说过，番为多音字，音不同，用法也不同。比方说读烦音时，它是表示次的意思，三番五次；对古代少数民族，称作番邦；用作形容词时读波，白发的番番，所以加上白字。那么作为特定地名，鄱阳的鄱，在秦时就是县，所以用邑，邑字正议有六解；其中有一解为旧时县的别称，番邑就是指番县。由此可见鄱阳的出现是秦汉之际文字，它是文字进化的产物。
第二，说番阳加右左耳为鄱阳是东汉，这是出自《太平寰宇记》，《太平寰宇记》说这是从《汉书》得出的考证，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初的人，既然鄱阳两个字出现在东汉，东汉初的人怎么这么快便在他的着作中出现，而且不止两次？尤其让人奇怪的是，后代学者们认定班固好用古字，那他凭什么对鄱阳两个字情有独钟，尚未等到普及，便认可使用上了呢？
第三，与班固同时期有位训诂学家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肯定地说鄱：为鄱阳，豫章郡，从邑，番声（薄波切）。后来的学者对许慎是非常崇拜的，一致认为他治学严谨，不似《汉书》的作者班固，好用古字。
第四，班固是公元32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生，公元92年东汉和帝永元四年故的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东汉没有统一文字的条件，自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两个皇帝，一个坐了18年皇位，一个坐了15年皇位，这两个皇帝当政时，内部斗争都比较激烈，谁有心思去考虑文字改革。
第五，查考汉字的变化，由篆到隶，始于秦朝，汉魏推广，变邑为右耳，变阜为左耳，是为了便于隶人，也就是文书书写。
此外，在2002年中华书局校订的《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七《江南西道五·饶州·永平监·信州》中的校勘记的第九条说：“汉书地理志云（至）作鄱阳字，按《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作‘鄱阳’，则前汉加邑作鄱，非后汉”，这也再次证明了我的推论，由此可见，“鄱阳”两个字作为县名的出现，至少应该是西汉而不是东汉。
其实，对于“鄱阳”之名的起始时间，是我们后人误会了《太平寰宇记》作者乐史的用意。乐史说番阳加右左耳为鄱阳，不是说鄱阳地名起于东汉，只是强调加右左耳而己。尽管有点画蛇添足，实际上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以致后来人在这两个字上钻牛角尖。比方说，2004年，在恢复鄱阳县名授印揭牌仪式上，鄱阳县的领导说鄱阳得名1900多年，上饶市的领导说鄱阳得名1700多年，为什么相差200年，关键还是误会了乐史而造成的。因为乐史说鄱阳加右左耳在东汉，东汉在公元25年建武元年起至公元220年延康元年止。县领导说1900多年没错，那是东汉初期，市领导说1700多年也没错，他是指东汉末期。错的是谁？是提供资料的人误解了《太平寰宇记》。就域名来说，把鄱阳得名说成在东汉，我认为也是毫无道理的。既然《史记》中出现了鄱阳的地名，鄱阳至少在汉武帝之前，公元前140年就出现了，即使退一步，算是汉武帝期间，也有两千多年，何况《史记》记述的都是秦朝事，所以，我主张在谈鄱阳域名的起始时，可以大胆里地说在秦汉年间。
两汉时期
自秦始皇将鄱阳正式列入县级建置后，从此确定了鄱阳在中国历史上的政区地位，可是进入刘汉王朝之后，鄱阳经过瓜分豆剖，开始了一系列变化，并留下了不少的谜。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创建了大汉王朝，不久，他的眼睛盯紧了秦始皇已经注意到，但并不十分重视的“卑湿江南”之地鄱阳。汉高祖六年，公元201年，朝廷下令割出鄱阳以西稍稍偏北的鄡阳平原设置鄡阳县。鄡阳只存在了220年，它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现在的鄱阳湖中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鄱阳地域面积不断被分割，鄱阳的管辖范围一天天也在缩小。彭泽是那个时候设立的，石城——也就是后来的贵池，东安——也就是后来的乐平、德兴，都是在西汉初期分置而设的。
为什么汉高祖登基不久，便把眼睛盯上了鄱阳呢？之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我个人认为，其中主要的有三点：一是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取消所有封邑，目的是强化皇权，使“溥天下”真正成为皇帝一人直属领土。陈胜、吴广起义后，随着包括项羽在内的旧六国贵族，加入到反秦队伍并夺取了起义军的领导权，分封又成了封建意识的一次满足。刘邦登基后，不得不沿行这一作法。二是作为县级行政，它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划定县的幅员是确定其他层次政区幅员的基础。秦汉时，对县的划定也有一个原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尽管，鄱阳当时在江西是率先建县的地区，但基本上还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但随着它的开发，人口较秦有所增加。此外，我想这与吴芮有某种联系。吴芮是南方反秦的主力军，是诸越（少数民族）拥戴的领袖，是这一带最有号召力、被人誉之为番君的人物。吴芮帮刘邦打败了项羽，并以此而分封为长沙王的，但刘邦却把他的封地分到了临湘，也就是长沙，这个属少数民族的古代三苗地方。相反，吴芮的根据地——鄱阳虽然仍属他的管辖范围豫章所辖，实际上已经是别人的封土。刘邦知道，吴芮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在鄱阳乃至百越，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福建都很有影响，尤其是鄱阳。所以他必须要使吴芮的发祥地一天比一天缩小，而且通过这种手段来考验吴芮。
然而，鄱阳在汉初仍不失为江南的重要政区，所以后来的汉朝皇帝，依旧对他十分重视，在下派官员的时候，总是挑选一些能力强的人。比方说汉武帝时期，就下派了一个叫唐蒙的人担任鄱阳令。是这个唐蒙后来征服了夜郎国，为汉初向西南的扩建奠定了基础，说起夜郎国，大家一定会想起“夜郎自大”的成语，这个成语就源自唐蒙到夜郎之前。夜郎国的国王此前一直觉得自己的国度大，很了不起，后来通过唐蒙等的到来，才使他们大开了眼界，知道天外有天。
鄱阳土地的不断分割，使鄱阳人口也不断流失，到了东汉中期，鄱阳已经失去了大县的资格，不再由朝廷直接任命县令，而是由郡守辟举县长了。所以在我们的府志、县志中又有记载，有鄱阳长王福，实际上这时鄱阳在汉朝廷的折腾下，已经降格降级了。不过，鄱阳这块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人口繁衍快的地方。不多久，人口又不断增加了起来。这样说的依据主要是，鄱北莲山的古汉墓群。历史学家们认为，墓葬遗址是居住聚落的一种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