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礼和一位同乡从国内有名的江苏丹阳眼镜市场批发眼镜贩到内蒙，在包头东河区支起了眼镜摊。不过这只是谋生的权宜之计，一直想赚大钱的陈言礼时刻在寻觅新的致富良机。在与蒙族群众的接触中，陈言礼发现，当地居民有爱吃糕点的习惯，几乎家家都喜欢面包、奶酪，而当地食品厂较少，且制作不够精细，陈言礼便动了办食品厂的念头。
恰巧，锡林郭勒盟的一个部队食品厂对外承包，陈言礼东挪西借甚至不惜高利贷，凑齐资金将食品厂承包下来。为了挖掘市场潜力，陈言礼一方面深入调查当地民众和官兵的口味特点，一方面从南方引进先进的糕点制作技术。每天凌晨四五点钟，陈言礼就已经起来和面、醒面、烘烤、外卖。冬天零下40多度的低温使人呵口气就可结成冰花，寒冷彻骨。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凭着对顾客的优质服务，陈言礼的糕点生意越做越好。第二年底，陈言礼不但还清了所有欠款，还净赚5万元。
由于陈言礼经营有方，在激烈的竞争中，他的食品厂能胜出一筹，效益可观。随着身边同行逐渐增多，效益又都不错，陈言礼萌发了新的念头：既然有这么多人争做糕点，那么卖电烤箱、打蛋机、和面机等食品机械一定畅销。为此，陈言礼果断地退出效益正好的食品厂，南下温州、上海等地和当地食品机械厂取得联系，顺利成立了呼和浩特、通辽、长春三个食品机械销售处。
在竞争中，他逐步发现生产、销售一条龙要比单纯的生产或销售更能赚大钱。为此，他又与人合作在温州老家办起了食品机械厂和包装机械厂。有了自己生产的产品，大大降低了成本，然后陈言礼便开始选择销售市场。最后他选中了东北市场，在东北各大城市的权衡中，他又选中了长春作为总经销处。这不仅因为长春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而且又可作为圆心辐射内蒙、黑龙江、辽宁等省。在长春，他又看中了人流比较集中的火车站，在其附近开办了长春市天池食品包装机械商场。优越的地理位置、低廉的价格、丰富的品种吸引着来自东北各地的客户，每年都以十几万元的利润递增。
浙江人善于动脑筋，相信个人的本事，所以，你经常看到手艺高超的浙江师傅，但你却很少看到可怜巴巴的浙江乞丐。面对生存，浙江人敢打敢拼，事无巨细，都力求做好。这种吃苦耐劳、精明能干的品性，使浙江人在各个行业中都是好手。
7.勤奋进取，稳操胜券
相信命运的人，命运会故意捉弄你；与命运抗争的人，才能出人头地。面对他人的成功，我们不能仅仅感叹这是幸运、机遇，而要看到成功背后的拼搏进取。
郑裕彤，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今顺德市)一个贫寒的家庭。幼时一家人仅靠父亲开小店勉强糊口。因与父亲挚友周至元的女儿指腹为婚，1940年，15岁的郑裕彤到周至元开的“周大福”金铺去当伙计。三年后，在周至元的主持下，郑裕彤果真与周家的掌上明珠周翠英结为连理。
周老板相信，郑裕彤必定会出人头地。郑裕彤在生意场上逐渐变得老练成熟。1946年，2l岁的郑裕彤到香港设立了“周大福分行”。他跑遍了全港各家金银珠宝行，集各家之所长用于领导分行的经营，使分行生意十分看好。但郑裕彤并不满足，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商场上‘守业’就等于‘败业’，要在不断创新中前进才能图谋发展”。到了50年代中期，郑裕彤已经掌控着周大福珠宝行的全部账务。1956年，周至元将全部经营权交给了郑裕彤。因此，他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他一改原有的资本结构模式，邀集同事，组建“周太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这也是香港金饰珠宝业最早的有限公司机构。
当时在香港，金铺比比皆是，竞争十分激烈。那时，黄金成色一律为九九金，而郑裕彤却大胆投入资金，首创制造了九九九九金，率先开创了金饰制造的新工艺，同时也领导了消费领域的新潮流，此项壮举为“周大福”今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郑裕彤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市场，短短几年，“周大福”分行便已增至11家。每逢星期日，郑裕彤便召集所有的分行经理开会，共同研究如何开展业务。所以，郑裕彤每周7天的工作日都排得满满的，从未有过休息日。有人说他是靠运气发的财。郑裕彤却说：“香港是个充满无限机遇和挑战的地方，机遇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面对挑战是每一个人都回避不了的，关键在你如何去辨识，有无足够的心理准备。”
当郑裕彤将“周大福”推上一个新台阶后，他又开始向新的领域进军了。
郑裕彤具有极强的驾驭市场的能力。在香港，郑裕彤享有“珠宝大王”的美称，而这还不仅仅指他的金饰，更有后来使他进入世界珠宝之林的钻石业。郑裕彤十分关注国际珠宝饰品的流行款式，他在观察中发现，许多极有身份的西方女士，喜欢佩戴钻石饰品，黄金饰品已不被她们所器重，得出此结论后，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了钻石业。到70年代，郑裕彤已成为香港最大的钻石进口商，每年的钻石进口量约占全港的30％。经营珠宝业的成功，使郑裕彤成为香港声名显赫的人物。国外的报纸形容珠宝大王的产业，说他的庞大商业王国，是由光芒四射的珠宝钻石堆砌而成的。然而，当人们还把他看作一个珠宝商的时候，郑裕彤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另一个陌生行业——房地产。
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房地产刚刚起步，看好并敢于投资房地产的商人寥寥无几。郑裕彤抢先介入，开始陆续投资跑马地的蓝塘别墅并在铜锣湾三角地兴建香港大厦。60年代中期，香港发生动乱，许多富人纷纷将土地、房产低价抛售，当时具有眼光和魄力乘机收购的人，后来都成了超级富豪。郑裕彤也是这样。到70年代，郑裕彤开始在地产业大展拳脚。首先在尖沙咀兴建香港新世界中心，1982年竣工的这座恢弘的大厦至今仍然是尖沙咀的招牌建筑。这里有几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数千个商业单位，办公楼和豪华住宅，还有两座闻名全球的新世界酒店和丽晶酒店。1986年，他又投资兴建香港会展中心。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在这座会展中心举行，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这座建筑名列亚洲同类建筑之最，并于1998年获选“全球十大最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就在“新世界”在香港声名鹊起的同时，郑裕彤把目光转向了另一片陌生的土地——内地。
1980年，“新世界”投资兴建广州中国大饭店，是新世界在内地投资的第一个项目。那时候，很多港商对内地只是观望，认为风险太大，没有人敢贸然闯进内地房地产市场。郑裕彤却果敢地将100多亿砸向内地，并在后来源源不断追加投资，令众多港商咋舌。直到今天，还有人问郑裕彤：当初为什么这么坚决投资内地？回顾当时的情形，他认为：当时．内地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制度还不是很健全，初来乍到的“新世界”吃了很多亏，如果新世界迟来七八年会更好。
如今，新世界中国地产已完成全国包括17个分布于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区域里主要一、二线城市的战略发展布局，可供发展土地储备达1700万平方米，资产总值约为318亿港元。新世界中国地产正在进行的有37个主要物业项目，总楼面面积达1550万平方米，另外已落成的投资物业组合包括14项出租物业及4间酒店，楼面面积逾110万平方米。新世界中国地产的物业项目涵盖各种类型的住宅社区、服务式公寓、别墅、写字楼、商场、多用途综合大厦、度假村以及酒店等。在内地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功建立起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及沈阳为主的六大地区项目管理中心。
周大福集团旗下的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管理着在香港、内地及世界各地不同性质的业务。除了房地产，所经营的企业涉及汽车、酒店、设施管理、建筑、百货零售、公共交通、电讯、道路网、自来水、电力及金融服务业等十多个行业。
周大福集团是郑裕彤及其家族拥有的一个实力雄厚的私人商业集团，集团总资产值超过50亿美元，所经营的业务遍布全世界，共雇用员工约8万人。集团业务主要由两间公司经营：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专注投资业务；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经营周大福品牌钻石金饰生意。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在香港及国内的珠宝首饰行业里，每年销售额占市场第一位。
郑裕彤先生已经年逾八旬，翻开“周大福”的创业史，每一页都有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足迹，他勤奋进取，所以得以在商场上稳操胜券。郑裕彤创下的业绩，早已传为佳话。就像郑裕彤所说：“一个人的一生，幸运碰上一两次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永远幸运。如果你希望永远幸运，你一定要付出永恒的‘勤’与‘诚’，那幸运才会常伴你左右。”
8．稳扎稳打，求实务实
温州的经营模式被称为“地瓜经济”，以市场为导向，日益细化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合作，使温州民营企业不仅具有“小”的活力，同时形成“大”的实力，从而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和较强的竞争力。这是温州人求真务实精神的真实体现，同时这又得益于温州精神的核心理念。
太原华北服装城的总经理苏德生，是生活在山西人中间的、能够巧妙地把钱从山西人手中“赚走”的一个温州人。此人平素里爱剪一个平头，身高1．59米，走在大街上，毫不起眼，不认识他的人大概会把他当一个打工仔，而认识他的人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却会对他产生由衷的敬佩。苏德生年龄不大，却做了好多年的“老总”。而且，他这个“老总”不是靠继承祖辈遗产起家，而是从一个小木匠做起的。
作为地道的温州人，苏德生家住温州乐清县，祖辈都是农民。他15岁就来到了山西，在山西待了16年，如今已是满口的山西话，不知底细的人根本想不到他是温州人。早年苏德生与叔父及兄弟4人来到山西榆次，先做木匠，为人做南方式的家具。后来叔父兄弟们发现在山西做服装有市场，苏德生也就跟着他们一起做起了服装生意。这是苏氏叔侄们最苦的一段创业史。在榆次，冬天下着大雪，街上没有几个人，可他仍然摆上服装摊子，指望能卖出两条裤子，卖出一条就能赚10元钱。寒风凛冽，苏德生的十个手指都快冻僵了，可他仍不敢收摊。榆次离太原不远，这儿冬天的寒冷是他这个温州人从没经历过的，瘦弱的他裹在一件旧军大衣里守着自己的小摊，与他相伴的是漫天的大雪。
第二年，他离开山西，与兄弟几个分开，到了成都荷花池摆了一年小摊。1985年他重回山西，因为资金小，大城市不敢做，就去了经济条件较差的黎城县。当时的黎城县经济非常落后，几乎没什么个体户，他在县贸易中心租了半个楼开始做买卖。等到后来黎城县做服装买卖的人多了后，他又到长子县去开辟另一个新市场，在长子县一待就是4年。苏氏兄弟几个约定最后在太原汇合，进军大城市。但因实力毕竟有限，当时就在太原朝阳街灵活出摊，也就是在这种“游击战”中，苏氏兄弟的生意越做越大，终于决定立足于太原。
苏德生的转折点在1994年——苏氏兄弟在原太原市安装公司的地盘上盖起了太原市最大的华北服装城。这一举措对于苏氏兄弟来说当然可以说是改地换天，但却是他们在山西从商经历中最难的一段——华北服装城没盖好苏氏兄弟就遭遇了官司，原因是他们在准备盖服装城时，有关部门要求他们必须挂靠一个单位。他们以每年交12万元管理费、另交100万保证金的苛刻条件挂靠了市经委下属的一个公司，但盖华北服装城的所有资金包括手续费等却是苏氏兄弟自筹。在盖了一半时，市经委下属的这家公司又突然变脸，要求分一半产权。苏氏兄弟不服，只好硬着头皮打官司，边打官司边撑持着盖服装城。官司打了一年半，苏氏兄弟觉得一定要保证入城的1000多户经营户按时开业，不然没有了信誉，以后就做不成生意。华北服装城虽然按时开业了，但苏氏兄弟的官司却亏了，一次性把150万元判给了对方。一得一失，历尽艰辛。
苏德生经营的华北服装城，现在几经扩大，仍是太原最大的，有1000多个经营户、2000多名营业员，每年税费要交200多万元，服装城里下岗职工占50％。年过而立的温州人仍不满足——苏德生还想在太原建个最大的鞋城。除此之外，他又敏锐地看到西部大开发所带来的机遇，准备西进秦川，在西安筹建一个更大的服装市场。
谈到当地百姓所谓的“山西的钱都让外地人赚走了”这种说法，年轻的温州客商说：“在机会面前应该说人人平等。相比之下，温州人在生意场上干得比较成功，这并不是说温州人就比别人聪明，关键是能吃苦。像我，从摆地摊做起，到租柜台，从小县城做到省城，可以说，做买卖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苏德生认为：在做生意上温州人与山西人的区别主要在于能不能吃苦。在温州，一个人要是整天晒太阳，啥事也不做，是会被人瞧不起的。有个温州人在太原解放大厦前给人补了7年鞋，赚了40多万——补鞋并不需要多少技术，要的就是吃苦精神。有一段时期内山西人喜欢吃大锅饭，老子退休小子顶替，都不想干个体户，好像做个体户不光彩，现在仍然有人看不起。另外一点不一样的，恐怕是温州人做生意重根基，能做多大生意就做多大，而且总是自己找机会。山西人做生意有点飘，什么好做全跟风，歌城火爆做歌城，桑拿好做做桑拿，保龄球火了又一窝蜂地去做保龄球。这也是懒于思考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