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克全一句话不说，走到床边，蹲下地去，左手抓起孙氏的脚，右手抬起剪刀，“咔嚓”几下，把孙氏脚上紧裹着的布带子全部剪断，剪完左脚，再剪右脚。剪完之后，他将脚带子搅成一团，猛力摔到门角处。然后，“噗、噗！”两口吹灭那对红烛。他抱起孙氏，不容违抗地说：“封建社会的三寸金莲，叫它滚远些去！”
孙氏偎在何克全怀里，筛糠似的哆嗦着说：“你吓死我了……”
何克全用剪刀剪断的是裹脚的带子，却没有剪断父亲给他做主与孙氏的婚姻。
而孙氏在何克全的拥抱中认定，从这个晚上开始，自己的一生已经铁定跟了何克全。
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对这位美丽纯洁的贫家女子来说，什么是前途，什么是命运，她没有能力预测；换成何克全，同样也无法预测。孙氏只能认定眼前所发生的事，丈夫接受自己，就是人生的最大幸运啊！
五、壮志凌云
一九二五年的六月，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当年二月，上海二十二家日本纱厂的工人联合罢工，抗议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工人。这次罢工，在中共中央组织的罢工委员会的指挥下，赢得了胜利。当工人们按劳资双方的协议复工后，日本资本家却违约开除工人和克扣工人工资，于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带领工人进行说理斗争的棉衣七厂的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工人数十名。中共上海地委当晚即派李立三深入工厂，指挥行动，定于三十日组织学生和工人到租界里举行更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也于五月二十六日通电，表示“拟设法予以援助”。
没想到，当五月三十日上午学生在租界内声援工人时，被英国巡捕拘捕了一百多人。下午，被激怒的万名群众走上南京路，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面对群众突然开枪，致使十多名工人、学生被打死，受伤者不计其数。于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在大上海掀起，随之席卷全国。
萍乡原本就是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李立三锋芒初露的大舞台，此时的萍乡人民怎能袖手旁观？
“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受难同胞！”
“向帝国主义讨回血债！”
“工商联合，一致对敌！”
“抵制日货！”
“反对奸商！”
…………
一场抵制日货、抗议奸商的活动，如火如荼在萍乡城区进行着。
萍乡中学学生冲锋在前，积极声援反帝运动，声援从安源走出去的工运领袖李立三。
一九一四年以前，安源煤矿用的是德国资金和德国技术人员。之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资金和技术人员全部回国。早已觊觎安源煤矿的日本乘虚而入，将开矿技术和资金收支把持起来。他们通过长江水道和萍（乡）株（洲）铁路，将日本货源源不断运进萍乡。
这天，设在萍乡西门的火车站站满了学生。这些学生以何克全、张国庶、钟邦武、贺庆仁为首。他们戴着“萍中学生会”袖章，手拉手，肩并肩，将一列列开往安源的火车拦下，将那些写有日、英文的货物全部掀下火车。
何克全站在车站前货场的桌子上，向围观的市民大声宣传抵制日货的重要意义。
何克全没有因为带头砸教育局被开除学籍，他受到了罗运磷等人的重点保护。
何克全说：“同胞们、乡亲们，北京在行动，天津在行动，汉口在行动，长沙在行动，南京在行动，全国六百多个城市都在行动，都在抵制日货！中华民族这个时候不觉醒，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觉醒？中华儿女这个时候不作斗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作斗争？萍乡无论男女老少，无论阶级高下，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向帝国主义发起猛烈进攻！……”
在何克全的身后，那些从火车上、货仓里搜出来的日本货和英国货，摞成一堆堆，被浇上煤油，被大火吞噬着。那团团烈焰腾空而起，像一面面撕裂的赤色大旗，哗哗作响。在赤色火焰的衬托下，何克全演讲中的一字一句是那样的激昂和愤慨。
何克全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爆发后，萍乡又开始了抵货运动，学生会也成立了，当时我也参加学生会的工作，没收仇货，每天都到车站上去检查仇货，并组织宣传队……”
在这场反帝运动中，何克全激情四溢，心潮逐浪，思想得到了升华，意志得到了锻炼。
面对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运动，他开始思考中学毕业后的去路。在填报志愿时，同学们个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主苍茫大地沉浮，非我辈莫属”的气概。有的同学主张考北京大学，有的同学主张考上海交通大学，有的同学主张考广州黄埔军校……
在同学们的争论中，何克全悄悄离开教室，来到教学楼旁边寂静的大樟树下，面对两里远的萍乡城，作冷静的思考。
他知道，自己别说去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名校就读，就是能不能继续上学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问题。今年春天，祖父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人世。为祖父办完丧事后，何克全向父亲索取住校的伙食费，准备返校读书。
父亲面对他，什么话也不说，把他带到厨房里，带到正在转动着的石磨旁边，让他看着石磨和石磨边的人。
石磨被母亲金氏和妻子孙氏推动着，正在“嗡嗡”地作着一圈又一圈的旋转。磨扇上放着米糠和薯丝。米糠伴着薯丝，被母亲精瘦的手一点一点地拨进漏孔里，通过上下磨扇的磨碾，变成粉末，再从四周的缝隙中小瀑布般地流下来。何家败落了，已经沦为贫农。家人和村里绝大多数人一样，过上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唉，糠菜半年粮，什么时候能吃一顿饱饭啊！”“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什么时候能穿一身不打补丁的衣裳啊！”……在乡下，何克全听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些。
何秋美说：“看到了吗？这个月，我们全家吃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你好意思要伙食费去学校读书？看看你媳妇的肚子，孩子就要出生了，你得为怎样当好一个爹想一想了。”
望着妻子隆起的腹部，望着妻子蜡黄的面孔，何克全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转过身去，走进自己的卧房，抓起梳妆台上那只花瓶，恨恨地砸向台上的镜子。“咣”的一声，镜子全碎了，玻璃散落一地。
他恨镜子中的他，恨他为什么这么早就结婚。
听到镜碎的响声，母亲慌忙跑进卧室，见地上被打碎的镜片和玻璃，指着何克全的头低声喝问：“为什么拿你媳妇的陪嫁品出气？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
孙氏也随母亲走进卧室，在母亲训斥何克全的时候，她赶紧打开陪嫁的箱子，哆哆嗦嗦地从中搜出一包东西，走到何克全面前，将那东西塞进他的手里。
何克全很是不解地接过东西，在孙氏眼色的示意下，打开一看，一股暖流顿时扩向全身。原来，这是五块银元，是妻子娘家人打发给她的出嫁私房钱。人们都知道，这私房钱是女人嫁到男人家的救急钱，不到万不得已，女人是不能动它的。何克全望着妻子，眼睛湿润了。
孙氏没说一句话，拿来扫帚和灰斗，把击碎了的花瓶和镜子，一一扫进灰斗中。
母亲指着孙氏，流着眼泪冲着何克全说：“看看你的媳妇吧，你好意思吗？遇到不能上学的困难，就摔东打西，这东西不是钱买回来的？”
孙氏说：“妈，男人想有出息，就得读书。您别说他了，让他走吧。为忙爷爷的后事，他已经在家耽误好几天功课了。”
听到母亲的训斥，看到妻子拿出的私房钱，何克全真正感到自己愧对家庭和妻子。他暗自发誓，等自己将来事业成就之后，一定好好报答父母和妻子。
其实何克全哪能不知道，只有丰厚的土地才能长出参天大树，只有肥沃的田野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名校出人才的概率，那是要比普通学校大得多啊！他何尝不想去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大学校！可家里这种状况能有选择的余地吗？
就在这时，眼前突然飞出一只云雀，云雀从荆棘里冲出，双翅一收一展，直刺湛蓝的天空。也就眨眼工夫，它像一支箭，钻进了白云之中。或许是受了云雀的启示，何克全毅然转身，走进教室，拿起毛笔，在墨砚中醮上墨汁，在报考学校的选择栏里，端端正正写上：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后来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汉大学。
当时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费比较低，国家对读师范类学校的学生给予生活补贴。
六、心系武汉
一九二五年九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资助下，占领了东江大片地区，并向七月一日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发起进攻，使得广州城一片白色恐怖。
九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苏联罗加觉夫将军为顾问，率领三万大军，发起第二次东征。东征军十一月初收复潮州、汕头。陈炯明逃往香港，其军队在福建遭全歼。国共的成功合作，使得数十年散沙一般的广东全境得到统一。广东的统一，使国民革命军北伐具备了物质基础和军事势力。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革命势力迅速扩大到了长江流域。
武汉，作为长江与汉江的交汇点和京广铁路的纵贯处，是中国中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革命精英汇集的大都会，更是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开展得最为活跃的地方。工人运动在武汉的汹涌澎湃，使大学校园放不下平静的课桌。这期间，一九二五年秋季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何克全，在后来的自传中说：“当时就不喜欢上课，而喜欢看《语丝》、《莽原》，有时也看《向导》……”武汉大都会所拥有的大量书刊，满足了何克全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书刊的阅读，加速了何克全知识的丰富和思想的激进。与此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展的革命活动十分活跃。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全国汹涌澎湃地展开，农民运动在长江流域波澜壮阔地推进，这给何克全以极大的精神感召和鼓舞。何克全认为，这种时候，青年如不投身火热的斗争生活，而坐在教室里死读诗书，将会被时代唾弃。因此，何克全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革命活动。在对盘踞武汉、极端仇恨武汉革命运动、屡次利用租界制造事端的英帝国主义斗争中，他带领同学，英勇地参加了“反英大集会”，参加了“对英经济绝交、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收回租界”的大游行、大示威。并且他以手中的笔墨，在校园的黑板上、校刊上，在全国最受青年欢迎的杂志上，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檄文。他担任校刊的主编，组织编印了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文稿。
山雨欲来风满楼。
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在北京逝世后，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率先跳出来反共。
对于戴季陶的反共言论，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萧楚女等先后发表文章，给予坚决驳斥。
借广州黄埔军校起家的蒋介石，在江浙财团的支持下，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委，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的总监，与汪精卫并列成为军政领袖。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调动军队，扣留了中山舰，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扣押了黄埔陆军学校和第一军里中共党员五十多人，并在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这样一来，担任国民党政府部长的共产党员被全部停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丧失了地位，蒋介石趁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随着蒋介石反革命阴谋步步得逞，种种反动逆流向着摇摇欲坠的国共合作最后的堤坝汹涌扑来。
何克全在回忆中记述：“一九二六年上半年，湖北首脑、原北洋三省巡阅使肖耀南就来了个反赤运动，把许多当时左倾的杂志全都禁止。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揭露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登在北平出版的鲁迅办的最后一期《莽原》上，用的名字是未名。当时高等师范也办了一个校刊，我也写了几篇文艺作品登在上面。”何克全所说的那篇以“未名”笔名发表的文章，其实是写给鲁迅的。革命文艺旗手鲁迅接到这封信后，将它作为书信体文章，以特别醒目的标题，郑重刊载在《莽原》上，文章的名字就叫“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这篇文章以辛辣的笔调和讽刺的意味写道：“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上和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样，一切尽有，可也有一二十种；而办学者虽说不上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上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购买《莽原》。主任将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评议，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因为主任敌不过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我喜欢看《莽原》，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怕他们取消订购。‘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书的本子，就要被塾师（也就是当时‘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至打手心一样。……”这篇文章对武汉以及全国反抗反动派禁止宣传社会主义的行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给青年学生以很好的启迪。
一天，为蒋介石国家主义摇旗呐喊的陈启天，来到武昌中华大学，给武汉高校的师生演讲。何克全和部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同学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集合学生队伍，来到会场。当陈启天讲到必须无条件拥护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时，何克全和部分同学冲上讲台，掀翻演讲台，扯下欢迎陈启天的横幅。学生们在何克全的组织指挥下，推的推，扯的扯，将陈启天轰出了会场。
肖耀南闻讯大怒，指挥军队包围会场，命令抓捕学生。
何克全见状，果断指挥同学四散撤离，同时自己也机智地甩脱了官兵的抓捕。
这事发生后，部分同学被军队羁押。何克全又策划了一场营救被捕同学的行动。由于营救行动声势很大，肖耀南在社会舆论的高压下，不得不放出全部被捕学生。
与肖耀南斗争胜利后的一天，广东同学徐祥沐，邀请何克全到武汉名胜龟山游玩。
龟山古时叫翼际山，山不高，形状圆圆的。从高处往下看，就像一只石鼋趴在长江与汉江之间。过去的翼际山演变成今天的龟山，与江汉两水的长期冲刷击打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可以改变一切物体的形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