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生
前 言
读书是读书人最大的快乐。但是于读书的路途上，经过了漫长的曲折甚至苦难与悲惨之后，读书，还是读书人最大的快乐吗？是，是的，正因为这快乐来得如此的不易，读书才越发地成为了读书人最大的快乐与幸福！在中国鲁西南山区的一个叫做泗水的小县城里，就有这样一个世代教书又世代读书的汤姓人家，正用百年的风雨，将读书的快乐与幸福、辛酸与痛苦打磨得厚重而又鲜亮。
当大事件、大关节被忽略、涂抹得模糊不清的时候，我愿意将这个山乡间普通人家、也是先后出过二十一位教师的教师世家的世纪书缘写出，好为我们失真的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佐证。
汤克孝的《鲁迅全集》
一九九四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坐落在乡野间的泗水县城，被一位叫汤克孝的教师的泪水打湿了。
已经五十一岁的汤克孝是抱着《鲁迅全集》哭的。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痛快淋漓地哭过了，既然有懂事的夜色掩起一个男子汉的羞涩，那就放开心怀地哭吧。怎能不哭呢？今夜他终于又把鲁迅接回家了，这久违了三十年的父亲一样的鲁迅啊，与他紧紧相拥着热腾腾的心就贴在一处了！
他是上午在县新华书店发现的。只这一套，十六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米黄色的树纹封面上赫然印着《鲁迅全集》四个黑字。他的心立时就燃起来了，漂亮的眼睛里爆着奇异的光彩。他不知道定价540元，他只知道这套书非买不可。他已语无伦次，求着售货员：“这书好，别在外边摆了，我去弄钱。”
一本一本地抚摸，又一本一本地码好在枕头边。让腮轻轻地偎着，再让泪水洇透了枕头。“先生，先生，您是听见了我三十年的呼唤才赶来的吧？”汤克孝哽咽着诉告着。
温柔的夜溯着他的忧伤，走进安徽合肥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已经相当地冷了。合肥市逍遥津公园西头古旧书店门口，正踯躅着合肥工业大学一个叫汤克孝的二年级学子。他怀里紧紧抱着的蓝布包袱里，是一部十卷本硬盒套封精装的《鲁迅全集》。这是教英语的父亲汤秋溪，省吃俭用于一九五八年买的。汤克孝清楚地记得，热爱鲁迅的父亲是穿着一件已经麻花、有着十几个窟窿的汗衫买来这部书的。一九六二年，汤克孝就是在全国性的饥饿还没过去的时候，背着这套《鲁迅全集》走进了这所大学。那是怎样的意气风发又底气十足啊！
对于一个高分子有机物合成专业的学子来说，肺结核真的让他走投无路了。必须退学。退学时已经一贫如洗，只有可以吃一顿煮地瓜的两毛钱和陪伴了自己多少个日日夜夜的《鲁迅全集》。没有路费就回不了家，病也会病死；没有钱吃饭，饿也会饿死。他一本一本地抚摸着，再一本一本地翻看，有着钢刷一样头发的鲁迅正瞧着他，不要说没有责怪他，似乎还在慈祥地催他。走投无路的学子，到底还是包好《鲁迅全集》，艰难地来到了这个门头很小的合肥古旧书店门口。每次走近门口，怀里的包袱反而抱得更紧了。抱紧了，再走开；走开了，又踅转来；踅转来，再次将怀中的包袱抱紧。从早上徘徊到了中午，绝望的学子终于将沉如灌铅的腿迈进这家古旧书店的门槛。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那块牌子上黄底子中的“古旧书店”四个绿字，还记得那个好心的工作人员惋惜的话：“真是好书，卖了，太可惜了，我们有规定，没法给你原价，就减一块，给你二十四块钱吧。”
他人生第一次尝到了巨大的痛苦，那种失去自己所爱的痛苦，一种绝望的痛苦。饥饿时，他不痛苦，因为他有好书读；大病降临，他也不痛苦，因为他有好书读。而今，好书却去了。贫困，疾病，饥饿，失学，都无所谓、全忘记了，手中攥着一小卷纸币的学子，只让一种无依无靠、空空荡荡的感觉笼罩着。灵魂空了，心腔空了，一天滴水未进、几近麻木的学子，揣着刻骨的悲痛与思念坐上了归程的夜车。
三十年间，从学子到老师，汤克孝那从未间断的思念也从幼树长成参天的乔木了。当他亲耳听到那个被打成右派的音乐教师，在乡村的夜里拉着二胡曲《病中吟》而让忧伤在田野萦回的时候，当他亲眼看到“革命”干部，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四类分子”的媳妇、闺女的时候，当他和他的家人与全中国的百姓一起经历着风风雨雨的时候，他总是想念鲁迅，想念鲁迅的“俯首”与“横眉”。老父亲在他最后瘫痪的两年里，目光最爱流连的，就是家中曾经存放过《鲁迅全集》的地方。先生，你知道吗？我和父亲一样是那样地喜欢你的《纪念刘和珍君》，委屈时，寒冷中，我总会默默地思念你那对于无助的弱者、对于青年、对于百姓的宽厚仁慈的心怀。
今夜，分别了三十年的《鲁迅全集》终于回来了。先生，你还记得那个在合肥古旧书店门前徘徊复徘徊的青年吗？他的病已经好了，他那布满着沧桑的胸膛里，正因为你的哺育而爬满了真理的常青藤。就让他在你的胸前哭个痛快吧。看，浩瀚的书海，也因为这位读书人的泪水而感动得波涛汹涌。
书被兵掠走了
书被兵掠走时，最难过的是爷爷汤庆元。
汤克孝的爷爷教了一辈子书，置下的家业就是几箱子书。他不能不伤心。爷爷的爷爷汤怀箴，也是教了一辈子的书，最终也是攒下了几箱子书。儿子精通英文，当了教师也是积攒书，积攒的书里不少还是原版英文书籍。
书籍的味道一旦被真正尝过，那就再也难以拒绝了。爱书，攒书，读书，教书。书籍，是汤家的传家宝又是汤家的命根子，代代相传如流过这山区的泗河。
当一个民族都在饱受战争之苦的时候，一个平民百姓家中的几箱书是无法安生的。兵燹之灾，几次“光顾”这些书籍。损失最为惨重的，当是四十年代那支国民党的部队开进泗水县城的时候。
当时还小的汤克孝，永远也忘不了部队到来之前的那个晚上的情形。爷爷领着父亲、三叔，在床前挖好了坑，坑里铺上一张大油布，再放进一个大大的黑漆木箱，而后便是从几个书箱里挑选最为珍贵的书籍。是爷爷与父亲挑，三叔负责将挑好的书籍放入大黑漆箱中。有的书挑出来，又放下，再拿起，犹豫再三还是没有选取。当是还有更好的书要挤进这有限的空间里？墙上是大人们巨大的影子，乌云一样地凝重。落在大人们的脸上的，是比墙上的影子还要阴沉的昏黄而又混浊的灯光。偶尔有一句两句的交谈，也仿佛害怕惊动了心爱的书籍似的，简短而又压抑。塞满了，盖好，锁上，裹严实油布，再埋土，踩紧，最后是撒上一层干土。
兵到了，住下了。爷爷便日夜静静地候着。提心吊胆，还要装做若无其事。但是悬在大家心头的担心到底还是发生了。三天之后的下午，是一个国民党兵用步枪捅条攮地探宝时发现的，只一声咋呼，兵们便涌进屋去。这么沉的箱子，还埋在地下，这些兵们，真的以为要发大财了。等抬出来，拧开锁，掀开，兵们全都泄了气，呆了。爷爷找到军官，求他放书。这个军官看后说：“你这个老先生，把这么好的书埋起来，霉了多可惜！我翻翻就还你。”夜里，部队开拔了。兵走了，书也没影了，包括宋版《汉书》在内的一大批珍贵的书籍，从此永诀。
书没了，书的魂却留在了爷爷和他的儿孙们的心里头。日伪时期，敌人曾以杀头相威胁，要爱书的爷爷到伪县政府任职。但是爱书的爷爷宁死不从，他领着儿孙、带着心爱的书，躲到深山里务农，一住就是八年。
汤家的爷爷和他的儿孙们早已品透了书籍的味道。书籍可以让哪怕处于穷乡僻壤的人获得任意驰骋的辽阔的天地，书籍可以让一文不名的人拥有取之不尽的宝藏，书籍还可以让卑微渺小的人具备高贵与力量。书籍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岳，人类借此方可以冲破局限，有了目追八极、俯瞰过去与未来的深邃而又透彻的眼光。书籍还是天底下最为忠贞而又知心的情人，将人类的情感与精神酿造得新鲜澄澈而又恣肆汪洋。当然，书籍更是打开人类自由之门的钥匙，让愚昧远去，让枷锁脱落，让庸俗败逃，从而引领着人类走向真正的解放。
相依为命
作为汤家长子长孙的汤克孝，更是亲手将汤家与书的缘分结得更加地深长了。分别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的两件事，则可以说明，这种缘分已经到了书与人相依为命的地步。
七十年代，是个疯狂的年代，也是个无书的年代。爱书如命的汤克孝却在这样的时代里，留下了四十多本世界名著的手抄本。克雷洛夫、高尔斯华绥、列斯科夫、肖洛霍夫等，他都手抄过。其中18万字的《克雷洛夫寓言》，就是他花费了15个夜晚抄就的。这四十多本笔记簿，真是五花八门，有的皮上印着“革命日记”，有的印着红日与红梅，有的印着韶山，有的印着延河。
在“文革”之中的中国大地上，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翻着这四十多本手抄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月。这书，这人，就是种子吧？只要这人、这书、这人与书的缘分不断，人类的文明进步也就不应绝望的了。
比抄书更为让人动容的是汤克孝的买书。
1960年，正在山东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的汤克孝，曾经一次买下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机器岛》、《神秘岛》、《海底两万里》等一批书。买书的这二十几元钱，简直就是汤克孝用命换来的。他太喜爱这些书了，用命换也干。
为了省下紧紧巴巴的菜金，他会在夜里潜进学院饲养场“偷”吃马草。是马草，不是马料，马料还有掺着的粮食。汤克孝说马草中要算地瓜秧梗好吃。饿急了，还会捡食伙房扔掉的咸带鱼头。鱼头煞白，还生着蛆，那也往嘴里填，有时嘴会被带鱼头上的牙扎得呼呼淌血。星期天不上课，就可以不用吃饭了，拿本书，在千佛山上一待就是一天。实在饿得狠了，就在山上寻摸着吃野菜，吃草根。回到学校，那种浑身是土、唇绿舌紫的样子，常要吓得女生抱头捂眼。为了攒够买这些书的钱，他真是就要饿死了，但是汤克孝的心上有一个热热的愿望，正茂盛而又顽强地生长着：买书。
省了菜金还要省路费。寒假了，没钱坐车就只好步行。腊月天里，饿了，讨口饭吃；渴了，找口水喝；晚了，就在野外裹上自己背着的被子囫囵一夜。为了问路，一路上他喊过二百多次“大爷”“大娘”。苦着，冷着，饿着，病着，都没啥，汤克孝心里头的快乐又亮又多。因为背着的包袱里，有着自己新购的心爱的书哇。赶到家里是个中午，母亲心疼坏了，跑了两家才借来一个菜窝窝塞在儿子的手里。到家了，可以将生命托付的书与给了自己生命的母亲就在身边，啃着窝窝的孩子，泪就扑簌簌掉了下来。怕母亲看见，又低下头。
汤家的两位女性
因为有了母亲程贵玲，汤家才保存好了那么多的好书；因为有了妻子刘登菊，汤家才增加了那么多的好书；因为有了母亲和妻子，汤家的书也才格外享受到了一份女性才有的爱护与体贴，汤氏书缘也就平添了许多的动人与美丽。
布套的《昭明文选》有几册破了，经过了母亲的手，就都完好如初了，那蓝底暗花的封套，十几本排在一起，甚至连缝补的痕迹都难寻。
1958年，不仅“大跃进”、“大食堂”，还是连天的大雨。家里的房子因为要腾给公社办食堂，不得不搬家。搬好的房子因为漏雨要坍还要再搬。父亲在外教学，克孝在外读书，就母亲拉扯着年幼的妹妹与两个弟弟，接二连三经过了四次搬迁，才算在一位三奶奶的厨房里安顿下来。多少正用的家什，因大雨和房子窄巴都丢弃了，可是家里的书却一本没少、一本没湿没潮地妥善保存住了。那是母亲找来了四个一米多高的合头瓮——泗水柘沟出产的隔水防潮有盖的大瓮，将家里所有的书都放置得安安妥妥。母亲对放假回家的儿子说：“反正也没粮食了，盛书吧。你们都念书，丢什么也不能丢书啊！”四十五年过去了，年过六十的汤克孝的心头，依然存留着当时手扶合头瓮时的暖洋洋的感觉。
同是教师的妻子，是因爱丈夫而爱书的吧？丈夫穿着补丁衣裳在集市上卖菜时，她爱她的丈夫，并珍惜着丈夫的书。丈夫背着粪箕子下坡拾粪时，她爱她的丈夫，并想方设法为丈夫腾出看书的时间。多年的民办教师转正了，她就从自己转正补发的1000元工资里拿出980元，一次就给丈夫抱来一套13卷本的《汉语大词典》。那套16卷本的《鲁迅全集》，也是她慷慨地掏出了580元为丈夫抱回的。那满布在全家的书籍，不是大大地得益于她的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吗？
那是1977年吧？“文革”后在全县第一个上公开课的丈夫，晚上备课时发现有些资料还放在山区中的岳父家。妻子二话没说，拔腿就走了。那可是五十里的只能步行的山路啊！第二天一早，妻子进家了，背上就背着丈夫需要的书籍。这个肩膀，曾经为了多挣工分撑持一个家的生计，而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再割上比自己个子还要大的一捆青草。这个从山区农村出来的女性，有着朴实而又美丽的人性。早年，她曾经为了四十几个没处上学的孩子能有个上课的去处，而推迟婚期，让出自己的三间新房。
这个平凡的女性有一段述说丈夫深夜读书的话，感人至深：“原来家里没有电灯，一盏油灯、一摞书、一支钢笔陪着他。夏天一把把地擦汗，冬天就把脚放进桌下的麦秸篓子里取暖。他那瘦弱的身影，专注的神情，不时的轻声的咳嗽，是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形象。我躺在床上搂着孩子看着他，想到这就是我的男人，我相依为命的丈夫，我孩子的爸爸，我怎么能睡得着？这时我就悄悄地起来给他煮个鸡蛋、抓把花生米。”
爷爷领着烧书
烧书的日子降临了。
这是公元1966年的年底，中国山东泗水县县城的一个小小的院子里。82岁的爷爷汤庆元把大门闩严，便领着23岁的孙子汤克孝开始焚烧家藏的书籍。“烧了干净，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政治包袱了”，还戴着右派帽子的爷爷冷静地说。得赶紧烧，烧晚了他怕就烧着了自己的儿孙。
用书烧锅做饭，用书烧鏊子摊煎饼。不做饭了也不能停止烧，那就添上一锅水，用书烧没人喝的开水。烧一锅开水，倒掉，再烧，还是用书。烧得太多了，有纸灰飞起。飞起的纸灰也会让爷爷心惊，赶紧让孙子拿起扫帚将纸灰拍住。一天，两天，整整烧了八天。
父亲的外文书，烧吧。木版的《石头记》、《汉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烧吧。外国名著，烧吧。几代人积攒的书画，烧吧。曾经藏在家中牛栏墙中的《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元白诗选》等一批书，也拿出来烧吧。孙子汤克孝抱着那部十七卷本的《胡适文存》，怎么也不舍得烧。那也是精通英文的父亲喜爱的书，本来藏在一口合头瓮中的地瓜干子底下的。面对儿子和孙子恳求的目光，爷爷将手中的拄棍顿得“咚咚”响、不留一丝余地地命令着：“烧，烧了干净！”那就留下四卷本的《汤显祖集》吧，他可是本家哪。不，不行，越是本家越得快烧。
这八天是汤家一百年来最痛苦的日子。母亲因为烧书和红卫兵的剿书而得心脏病，受到一次次惊吓最终停止了呼吸，父亲也因为痛失爱书心悲如焚而重病染身。
但是最为痛苦的，当是爷爷了。这是真正的、巨大而又带点绝望的痛苦。这是自杀式的惨痛。只有爷爷那颗苍老的心才能称量这痛苦的分量。
年初，他还腰不弯，背不驼，能够背起满满一粪箕子土利索地行走。望着血红的火舌把一页页、一本本的书（有些是他的爷爷传下来的）舔成灰烬，只几天，爷爷就一下子衰老了。这架在日寇、国民党重压下都挺得笔直的腰，终于深深地驼下去了。腰弯得厉害，咳得厉害，只有靠拐杖支撑着才能站住一会儿，而且很快就病倒了。
1958年秋天，爷爷汤庆元因为提了两只鸡去看望一个可怜的右派而被补划为右派，工资从每月86元降为26元。被划为右派的当天，真有死的味，他在泗河滩上，整整转了一夜。
但是今天，这个坎儿他是过不去了。病倒了的夜里，他把孙子汤克孝叫到床前，让他把床头木箱子最下边的那层纸板掀开。纸板下，整整齐齐放着的，竟是家人谁也不知的老人的文稿——《读史札记》《教书断想》《泗水县教育史话》。不知在他的《读史札记》里，可否有关于秦始皇焚书和希特勒焚书的论述？这个年轻时就抱定教育救国的爱国者，还是用那句话吩咐孙子：“烧吧，烧了干净。”孙子岂能忍心？他原想用报纸代替，谁知在堂屋东间躺着的爷爷正歪着头，监督着。血红的火舌又起了，多年的心血立刻化为灰烬。第二天，这位爱书买书教书了一辈子的读书人，终于在烧干净了家藏书籍之后，去世了。
也许没谁会注意到当年发生在鲁西南偏远山区的这点焚书之火，因为在“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那个年代，这只是中华大地上燎原大火中的一个小小的火星。
后 记
就是从汤庆元老先生的错划右派被改正的1978年算起，也是三十二个年头又过去了。汤家的读书人更多了，汤家的藏书也更富更丰了。不要说当年被烧被剿的“老朋友”，早已被他们以新版本的形式“请”回了家。有些精品书籍，他们甚至可以一次买上两套，一套摆架上，一套锁橱中。这个默然于山区里的教师之家的百年书缘，立刻就簇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那个叫汤克孝的老师该已六十八九了吧？费了周折，打去电话，还是那个儒雅的声音，还是离不开的关于书的话题。他说他六月初又重新读了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死地》和《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还是读得心里热乎乎的。就是他所在的这个泗水县，有着作为泗水与大运河源头的泉水之林，正是这些不朽不涸的泉水，让孔子发出着“逝者如斯”的浩叹。隐藏于乡野间的汤克孝们的心灵，不就是这样的泉水吗？有这样的泉水在，就会有青草、树木和一季一季的庄稼，任何专制的大火，也无法让世间变成野蛮的沙漠。
修改于2010年6月末
（《泗水文学艺术》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