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谈论郑苹如，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如果笔下稍一轻薄，不知埋骨何处的郑苹如女士，灵魂就会感到侮辱，那下笔者的文字就会如污水脏污了烈士。也许郊外的野草是有幸的，在暮色到来时，她为烈士掩盖了凄凉，但天色转暗后谁人不起感慨？曾有的美丽与执着，以父亲之邦来对抗母亲之邦的那种奇异的举止，都被岁月覆盖了吗？有意无意的帮忙或帮闲者围绕女士的话题，使人感到中国之大，无聊在蚕食着正义，庸俗和无耻在泛滥。
记得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载：“本朝开国时，江阴城最后降。有女子为兵卒所得，绐之曰：‘吾渴甚！幸取饮，可乎？’兵怜而许之。遂赴江死。时城中积尸满岸，秽不可闻。女子啮指血题诗云：‘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濒死之妇人尚有此种言语，岂苟且残喘之徒比侪焉。
早年在乡间读此事，一直为女子的这种勇毅所赞叹，而验之郑苹如女士，和当下对她的种种坊间的炒作，我们还是三缄其口，闭上那脏乎乎的嘴巴。别以某些人的取舍为取舍，不要让轻薄压倒是非曲直。
用你的手抚摸你的胸口，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和道德的伦理底线。
我私下里一直认为《史记》是散文不可逾越的标尺。“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与屈原并峙而立，一诗一文，而《史记·刺客列传》是这高度之上的花朵，是压卷之笔，嫣然高洁，深情而有力度，它昭示了人类一种异样的美。
“郑苹如刺丁”那一幕往事，弹指７０年了，戛然终歇了丁默村性命的枪弹，也消失了６０年。许多年间，坊间关于这个故事的种种演绎却史不绝书，有高阳、张爱玲的妙笔小说，也有李安的华彩电影，渲染搬演当时种种情景。当然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郑苹如的死。也许人们未必了解那些事件的始末，却不由得因郑苹如那种以自己的美殉身的举止，深受感动兼感慨，生也何速，死也何疾。
从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我们可以看到尘封的历史。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６日致首都高等法院的信函，从那里也可以粗略知道刺丁的轮廓：
为凭藉敌势残害忠良、诉请严予处刑以彰国法事。窃氏先夫郑钺，清末留学东瀛，加入同盟，追随国父及于右任院长，奔走革命有年。
辛亥、癸丑两役，先夫皆躬与其事。民国二十四年授命上海高二法院首席检察官，‘七七事变’猝发，先夫悲愤万状，沪淞沦陷即杜门谢客，而敌伪深知其人望，欲藉以为号召，对之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先夫大义凛然，矢志靡心，亟以雪耻救国谆谆教导子女。子曰海澄，投笔从戎，效力空军，与敌周旋之后竟尔成仁，完成其报国素志，女曰苹如，由上海法政学院毕业，爱国之志胜于须眉，二十六年承嵇希宗介绍，加入中央调查统计局工作，以获取敌伪情报及破坏工作为天职。丁逆默村、李逆士群均在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组织伪特工总部，丁逆担任主任伪职——苹如前肄业民光中学，时丁逆适是校长，苹如借此关系，故得对丁逆虚与委蛇，冀从中获取便利。苹如于二十八年奉中统局密令，饬将丁逆置诸重典，遂与嵇希宗及郑杉等暗中会商，决议由苹如以购皮大衣为由，诱令丁逆同往静安寺路戈登路口西比利亚皮货店，并于附近伏戎以待。苹如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后五时许将丁逆诱到该处，某同志即开枪向之射击，惜乎手术欠精，未能命中，当被遁逸。
丁逆由是痛恨苹如，欲得而甘心焉。卒于是月二十六日将苹如捕去，更有丁逆之妻及其他某某两巨奸之妻亦参与逆谋，极力主张应制（置）苹如死命，苹如遂及于难。小女为国捐躯藉以成名，夫复何憾。而忠骸何在，莫可追录。又苹如被捕时带去三克拉钻石二粒，鹿皮大衣一件，金器三两，图章一枚（大陆银行储章），总计损失两千万左右，并应另行追诉，以维私权。
这里面我们可看到这忠烈的一门，花子夫人（郑华君）作为一个有日本血统的可敬女士，在风雨飘摇的日子，她辛劳抚育的儿子海澄在蓝天上驾机殉国，女儿苹如捐躯，丈夫杜门谢客以度衰年，我们可以从一则故事里看到她的善良和内在承受的压力。“卢沟桥事变”爆发的１９３７年，郑苹如考入上海法政学院。此时，她的两个哥哥正在日本，一个学医，一个学飞行。战事突起，弟兄两人急切回国，日本当局自然不会放行，就将两人软禁起来。花子夫人赶回自己出身的国度日本，帮助兄弟俩偷渡回到祖国。回到上海家中不久，海澄即奔赴汉口受训，后与飞虎队并肩作战，保卫西南和重庆。
郑家兄妹都是在双语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多年以后郑苹如的侄子回忆童年往事：“祖母同我讲汉话，慢慢地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同她自己的子女讲话，就一半日语，一半中文。”中日交战，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一边是父亲的祖国，一边是母亲的祖国。母亲的祖国侵略父亲的祖国。双重背景，直取公义，但是，这个家庭也就有了常人不曾遭遇的矛盾和麻烦。郑苹如的侄子回忆：“有一阵，对面楼房有人用气枪打我们，扔东西砸祖母，嘴里还喊叫着‘小日本！小日本！’那时，中国人真恨日本人。气枪子弹打在祖母的胳膊上，她叮嘱孙子：‘不要出去！他们打我们！’”
我不知道这个老人当时的内心感受，她站在受欺凌的弱者的一边的心是在滴血啊。她这种举止当然不会被自己的民族所原谅，而她舍身帮助的民族又不理解这有着日本血统的老人。但我们从老人的信函中，总觉得可以还原某些东西，“丁逆之妻及其他某某两巨奸之妻亦参与逆谋”，“被捕时带去三克拉钻石二粒”，这在张爱玲小说和李安电影“色戒”里是上海滩麻将桌和六克拉钻戒让麦太太心动的所本。
张爱玲是借烈士的躯体，烈士的钻戒，塞进了自己对胡兰成的爱恨，张爱玲在改写这个故事时，回首前尘往事，难免把自己投影在王佳芝的身上了，因此她笔端流泄“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感情。”
二
沦陷时期的上海，四位太太大白天开着强光灯打麻将。洗牌时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女主人易太太的丈夫是汪伪情报机关首脑；三个女客中，有两个人的丈夫也都在汪伪政府任职。最年轻的“麦太”，闺名王佳芝，名义上是易太太的干女儿，唯独她没戴钻戒，但是她涂得亮汪汪的薄嘴唇娇艳欲滴，一张秀丽的瓜子脸经得起强光的当头照射，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她的胸前丘壑。她跟易太太是两年前在香港认识的。香港陷落后，麦先生的生意停了。王佳芝来上海跑单帮，被易太太留住在她的家里。
身材矮小，有点鼠相的易先生，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觑一个空子向佳芝发出暗号。佳芝即推说有事，告辞。她乘易家的汽车出去，吩咐司机开到一家咖啡馆，打发司机回去。然后她进咖啡馆打个电话，出来，雇三轮车到凯司令咖啡馆停下，进去等人。
她等的是易先生。原来她本是岭南大学的学生。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汪精卫一行人抵达香港后，她和几个男女同学怀着流亡学生的心情，有志报国。遂自发组织起来，做业余特工，定下一条美人计：由一个女生去接近易太太，然后诱惑汪精卫身边的红人易先生，此公好色，设法把他引出来，除掉他。充当香饵的，自然非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王佳芝莫属，可惜鱼儿没有吞钩。
“珍珠港事件”后，海路复通，这群学生转学到上海，与一个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线。那位特工极力鼓励他们继续进行，于是王佳芝与老易又结上关系。今天正是设好了圈套，要在约定地点刺杀易先生。佳芝等了半天，才见一辆木炭汽车开来。一望便知是他的车。她出去，上车。易先生要司机开到福开森路去幽会，佳芝说附近有爿店，她想趁便去修一个耳环。易先生自然不能不奉陪。车于是折回，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对面就是那家凯司令咖啡馆。
走进珠宝店，讲定修配耳环一事之后，易先生主动提出要履行诺言，给佳芝买个钻戒作纪念。印度老板在店堂后身两层楼之间的一个阁楼上接待他们，挑出一个六克拉的粉红钻戒让佳芝试戴。“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佳芝知道，刺客已埋伏好了。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她自问是不是有点爱上老易了。看到他脸上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她突然想：“这个人真是爱我的。”然而太晚了。她低声说：“快走。”他立刻明白，跳下楼梯，夺门而出。汽车“吱”的一声尖叫。“砰！”车门声还是枪声？车开走了。
易先生回来了，即命令封锁，把抓到的人，包括王佳芝统统枪毙。
他又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心里想着王佳芝。“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可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什么情感都不相干了，只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也许在张爱玲看来，国家民族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规则，而生存本身却不能靠道德而活，而是每个具体的人在活。人在具体生活里往往难以尽到道德责任，即使这个人尽力想做到。生活中充满了道德的困境。性、身体、个人欲望让王佳芝战胜了所谓的民族国家。也许在张爱玲看来，生命的感觉应遵循自己的欲望，个人有权利处置自己。然而在民族危亡的时分，这样的为虎作伥，只能是可怜的动物性，这样的伦理支撑是什么？是对汉奸肉体的迷恋，是写出汉奸易先生也有爱的柔软？
张爱玲的小说是惊世骇俗的。她颠覆了黑白、忠奸分明的价值观。张爱玲笔下的汉奸，也不是那么得可恶，长得“苍白清秀”，倒让人觉到了几分楚楚可怜：“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更特异的是，王佳芝的动情，不是能拿到台面的情爱，而是性爱。
“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征服一个男人通过他的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如果王佳芝背叛了她的同志，是由于她纯情的爱，她还可能被人们谅解，但是，她却是因为性的享受而产生情，并殃及了大义，这才是最大的颠覆，才是小说真正的强大张力之所在。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如原始的猎人与猎物。谁是猎人？从表面看易先生是猎人，王佳芝是猎物，但就肉体的释放而言，王佳芝可能是猎人，易先生可能是猎物。
三
张爱玲为何把这个故事写了３０年？这篇小说很多地方欲言又止，遮掩、延宕、吞吞吐吐，像一个老蚕在艰难吐丝。在小说里，性写得隐晦，但是张爱玲仿佛给李安写了导演批语：“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导演完全看见了性爱在这出戏里关键的地位，所有的戏剧矛盾和紧张，其实都源自这里。
李安把女义士转化为辗转汉奸身下的欲女，阴道成了爱的容器。
胡兰成曾这样评说张爱玲：“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又说，“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张爱玲的不悲天悯人是对道德底线的颠覆，但李安在这个故事看出的不是冷酷，而是张爱玲的爱情自传：“我觉得好像是她的自传，就是她对爱情的牵情之作，这是很明显的。”他觉得：“这个故事并不冷酷，反而有一种温暖很打动我。”这种温暖是张爱玲把对胡兰成的爱借王佳芝和易先生的身体，表达出的一种如何到达女性心灵的路途。
李安讲的不是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超越政治立场的爱，而是性的力。两人年龄、知趣、政治和意识形态全然不同，各怀目的走到一起。
由于身体的温暖，由于性，彼此走到对方的心灵深处。
情本是王佳芝的动力。她本来是因为对邝裕民朦朦胧胧的情，才加入邝组织的地下小组的。王佳芝为了宏伟的杀敌目标要初试云雨，本来是希望和邝裕民做，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刻，邝却没有自告奋勇。
王佳芝手脚冰凉，与那个貌不惊人的有嫖妓经验的梁闰生试了。杀敌计划破产，易先生消失了。突发的杀人事件使王佳芝不仅手脚冰凉，心也冰凉了。从香港到上海，四年后再相见，王佳芝还是喜欢邝裕民的。情再次鼓舞她，她同意再次扮演麦太太，就因为这清晰的喜欢邝裕民的情。
性改变了王佳芝，王佳芝要演的是没有情的性，要与易先生真真实实地上床做性。本来她还要扭捏羞涩一番，但是易先生没给她扭捏的机会。易先生的第一次很暴力，很野蛮。王佳芝像小鸡一样被鹰隼一下子抓了过去，易先生在看似野蛮的性行为中显示出雄性的力。王佳芝被征服了，被雄性的力征服了。在纯粹的性的欢娱里，王佳芝冰凉的手脚暖和过来，冰凉的心也暖和过来。当她站在日式娱乐场所给易先生唱“小妹妹似线郎似针，穿在一起不离分”时，一个飞跃已经完成了，他们两个人，在家国都沦亡的时候，在“家乡啊，北望”的时代，身体的交叉让他们彼此感到温暖，感到“患难之交恩爱深”。性爱改变了王佳芝，使她对终于表达了爱情的邝裕民说：“太晚了，你太晚了。”易先生不仅进入了她的身体，也进入了她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