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又叫制艺、制义、时艺、时文（相对于古文而言）、八比文等。它要求文章必须有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总共包括八股，所以称八股文。“股”或“比”，都是对偶的意思。
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不一定要求对仗排偶。但有的考生不自觉地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
明代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更为兴盛，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
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的基本特点，大致为以下几方面：第一，题目一律用《五经》、《四书》中的原文。第二，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第三，体裁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部分组成。
八股文的字数也有限定。明初制度：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
《四书》义一道，300字。清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书写亦有格式。
明清两代，八股文是几乎所有官私学校的必修课。从童试到乡试、会试都要用它。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就难以做官。而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即在于应付科举，此外毫无实用价值。明清时期许多有识之士，均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它最后终于被废弃，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何并称为“三曹”？
“三曹”是汉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并称，他们因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而显赫于世，故后人合称“三曹”。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以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远见，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写出了不少揭露社会矛盾，反映离乱现实，气魄雄伟、慷慨悲壮，被誉为“建安风骨”的诗作，为建安文学奠定了基础。曹丕在诗歌创作上略逊其父和其弟，但其《燕歌行》则是千古言情名作，所着《典论·论文》，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部文学理论专着。曹植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诗以五言为主。前期作品多为贵族公子生活的自状，洋溢着豪迈乐观精神，后期则多为抒写胸中郁积不平之作，充满悲凉凄楚，情调也较沉郁苍凉。
“鲁迅”这一笔名有什么含义？
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号豫山，后号豫才。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使用过100多个笔名，其中“鲁迅”一名用得最多。公元1919年发表《狂人日记》时，鲁迅首次使用该笔名，从此，“鲁迅”就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名字而载入史册。鲁迅先生曾这样解释该笔名的由来：“我所用的笔名也不止一个，‘神飞’、‘唐俟’、‘雪之’、‘风声’、‘自树’、‘索土’、‘会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迅行”含有飞奔疾驰、迅速前进之意，既然“鲁迅”这一笔名是承“迅行”而来，那么其含义也就显而易见。“鲁迅”中的“鲁”有两个含义，一是鲁迅先生的母亲姓鲁，二是古代的周、鲁是同姓之国。
“红学”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清代乾隆朝以后，讲求“经学”的风气日盛，许多学者都埋头研读经书。据传，独有松江人朱昌鼎不肯趋附这种风气，偏喜欢读小说，对《红楼梦》特别精熟。一天，一位朋友来看他，问他为什么不钻研“经学”，他回答说：“我也研究‘经学’，不过我的‘经’比别人的少一横三曲。”（他所说的“经”是繁体“”字）朋友听后，不明白他的意思，他笑着解释说：“‘经’字少一横三曲不是个‘红’字吗，我研究的是‘红学’。”这个笑话竟传开了，此后，人们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
“红学”这一名称的由来自然是带有一些玩笑的成分。但是“红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问，还是由于《红楼梦》是一部有着深刻的思想性、高度娴熟的艺术技巧的鸿篇巨着，为古今中外读者所喜爱和珍视。
“扬州八怪”怪在何处？
清朝时，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当时扬州出现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画家，世称“扬州画派”或“扬州八怪”。那么，“扬州八怪”具体是哪几个书画家呢？他们为何会被冠以“怪”之名呢？
关于“扬州八怪”之说，由来已久。但是具体是指哪八个人，一直众说纷纭。
有人说“八”只是一个约数，是对当时活跃于扬州地区的画风相近的一批书画家的总称。但是现在美术史上一般还是以清末李玉提出的“八怪”为准，这主要是因为他与“八怪”所处的时代相近而又记载最全。他在《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提出“八怪”为汪士慎、郑燮、高翔、金农、李鲜、黄慎、李方膺、罗聘。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
说法也不一。首先是他们艺术风格上的与众不同。“扬州八怪”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八怪之首的郑燮取材多为兰、竹配上怪石。用行草的笔法，多而不乱，少却不疏，秀劲萧爽，充满生机。题款上用独有的“六分半书”和富有深意的诗词，将三者结合成完美的艺术整体，体现了其“趣在法外”、“师其意不在迹象间”的艺术追求。金农用金石碑刻之笔画墨梅，追求一种生拙、奇古之气。如《寄人篱下图》画短篱之下两株寒梅，自开自落，孤芳自赏。
其次是他们在艺术审美上标新立异。明末清初中国画坛被保守泥古之风笼罩，画风纤弱病态，缺乏生气。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扬州八怪”以“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的创新精神出现。
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不死守临摹古法。倡导“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们作画不拘常规，肆意涂写，并以一个“乱”字来表露他们的叛逆精神。金农曾言：“用焦墨竿大叶，叶叶皆乱。”正是由于“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因而别称之为“怪”。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
“扬州八怪”以“怪”名世，是因为他们打破了当时画坛的僵化风气，给中国绘画带来了新的生机。他们绘画作品数量之多，流传之广，无可计量，影响了一大批书画家，如后来的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
谁用“青眼”和“白眼”分别来表示对人的赏识和厌恶？
其实，这“青眼”与“白眼”所涉及的典故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有关。《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讲的是阮籍的母亲逝世后，有不少名士前来吊唁。来客中有个名叫嵇喜的，官位和名气都不小，阮籍却圆瞪着一双白眼看着他。嵇喜见此状况，只好不高兴地走了；等到嵇喜的弟弟嵇康来吊唁时，阮籍马上迎了上去，“青眼有加”。生性旷达桀骜的阮籍常常以眼睛当道具，用“青眼”或“白眼”看人，表达喜恶，完全不委屈自己的感情。他讨厌的人，即使是来向自己表示友好的，也给白眼，但若是自己喜欢的人，就用青眼。
阮籍厌恶嵇喜而喜欢嵇康，原因在于嵇康和他一样，都是直率旷达的性情中人。
后来，人们就用“青眼有加”或者“青睐”来表示对人的赏识或者喜爱，用“白眼”表示对人的厌恶。比如，北宋诗人黄庭坚《登快阁》诗云：“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为美酒横。”鲁迅《哀范君三首》之一：“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其中爱恨好恶之意，亦表露无遗。
史书为何又称为“汗青”？
南宋诗人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中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里的“汗青”，就是史书的意思。史书为何又称为“汗青”呢？这与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在纸张没有普及之前，人们用于书写的主要材料是竹、木简，书写前，要先将竹、木简放在火上烤，去掉水分，这个程序就称为“汗青”。烘干后的竹、木简，既容易书写又不易生虫。后来，人们用书写材料代称书写结果，就用“汗青”来代称史书了。平时人们在将要做完一件事情时，往往说要“杀青”了，这也和古代书写用的竹、木简有关。古代着书，每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草稿往往先写在青竹的表皮上，青竹的表皮比较光滑，需要修改时，很容易将原来的字迹擦掉。待定稿后，再写在加工好的竹、木简上。“杀”字的意思是削、刮，所以后来人们习惯称着作定稿为杀青。
“浓墨宰相”和“淡墨探花”分别指谁？
说到“刘罗锅”（刘墉），一定是家喻户晓，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勤政、廉洁”，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其事迹广为流传。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刘墉除了在政治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外，还是着名的书法家。他与同时代的书法家王文治齐名，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说。
刘墉勤奋好学、师古不泥。其书法擅长行书、小楷，初学董其昌和赵孟，因而珠圆玉润；中年以后受到苏东坡等人书法的影响，形成了雄健堂皇、铿锵挺拔的书法风格；晚年以后，刘墉学习颜真卿，对碑学也多有涉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形成了敦厚宽博、貌丰骨劲、味重神藏的艺术特色。或谓刘墉书“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清稗类钞》之九《刘文清书自成一家》）。刘墉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故人称之为“浓墨宰相”。
王文治，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探花，以书法称名于世。与刘墉、翁方纲、梁同书并称“清四家”。王文治早年受到褚遂良、笪重光、董其昌的影响，再加上其潜心禅理，形成了婉约飘逸、匀净妩媚的风格特征，作字喜用淡墨，以表现其疏朗秀润的神韵，故被世人称为“淡墨探花”。
为什么说“笑不露齿”而不说“笑不露牙”？
现代汉语中“齿”和“牙”同义，但我们经常用的成语，如“笑不露齿”、“唇亡齿寒”、“唇齿相依”等，表示牙齿的意义都用“齿”而不用“牙”。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牙”和“齿”原始意义（即本义）是有明显区别的。“齿”的甲骨文字形作“”，像张口露齿之形。显然，所露之齿是唇后的门牙。所以，齿的本义是“门牙”；而“牙”，《说文》说解为“牡齿也”。牡齿就是大牙，即人们常说的后槽牙。显然，“笑不露齿”、“唇亡齿寒”、“唇齿相依”，指的是门牙，用的是“齿”的本义。
随着语言的发展，“齿”、“牙”组合为并列式合成词“牙齿”，“齿”、“牙”的意义所指逐渐混同，“牙膏”、“牙刷”、“拔牙”、“镶牙”以及“健齿”、“龋齿”中的“牙”或“齿”，不再只指后槽牙或门牙，而是包括所有的“牙”和“齿”。
“二百五”以前是用来骂人的吗？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有一位很了不起的人名叫苏秦，他曾身挂六国的相印，是几朝的元老，可是却不知为什么突然被人杀害了。
齐王得知苏秦被害后十分震怒，他下决心要捉拿凶手，为苏秦报仇，可是他的手下多方侦捕都没有什么结果，齐王十分焦急。忽然有一天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计策。他吩咐左右把苏秦的头从尸体上割了下来，把它悬挂在城门上，然后在下面贴了一道悬赏榜，榜上写道：苏秦是一个内奸，杀了他是为我们齐国除了大害，当赏黄金千两，望除奸的壮士前来领赏。
榜文一上墙，马上就有四个人前来，声称是自己亲手所杀，请求赐赏。齐王接见了这四条汉子，笑着说道：“你们可不许冒充啊！”这四个人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并异口同声地说：“请大王明查！”齐王点了点头，大声说道：“你们四位是真正的‘勇士’啊！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每人分得多少呢？”四个人齐声答道：“每人二百五。”齐王这时“啪”地一声，拍案大怒道：“来人，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
后来，人们就把那些脑子缺根弦的糊涂虫称为“二百五”了。
为什么用“替罪羊”来比喻代人受过？
“替罪羊”一词是舶来品。世界各地都习惯于用“替罪羊”一词比喻代人受过的人。羊是古代祭祀中必不可少的最主要的祭品。羊除了用作献祭上帝的牺牲，还承担了一项任务，就是给人类“替罪”。
用羊替罪来自古犹太教。但有趣的是，在咱们中国也有类似的事例。《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注：新钟铸成，宰杀牲畜，取血涂钟的仪式）。’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欤？’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齐宣王不忍心看见牛恐惧战栗的样子，于是就下令用羊替换牛来祭钟。从此以后，“替罪羊”作为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词汇就流传开来了。
为什么称女英雄为“巾帼英雄”？
关于“巾帼”是指妇女，还有一个小故事呢。
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率军出祁山攻打魏国，魏军统领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峙于渭南。由于诸葛亮远道而来，利于急战，司马懿采取了相持战术。诸葛亮深知，这样相持下去，对蜀军是极为不利的，而发动强攻，魏军深沟高垒，很难取胜，可是又怎能甘心退兵？于是诸葛亮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派人大张旗鼓地前往魏营给司马懿送了一份“厚礼”：一大堆妇女用的头巾和发饰，还写了一封信，说司马懿太胆小了，一个大英雄，掌握那么多兵将，竟不敢来战。如果他领兵出战就是大英雄；如果不敢来战，干脆就用妇女的头巾包上头，再用脂粉化妆，证明他是个一般妇女！司马懿非常生气，却依然没有中计。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早就把“巾帼”看作是妇女的代称了，而妇女中的英雄豪杰，自然地就叫做“巾帼英雄”了。
然而，古时候的贵族妇女，常在举行祭祀大典时戴一种用丝织品或发丝制成的头饰，这种头巾式的头饰叫巾帼，其上还装缀着一些金珠玉翠制成的珍贵首饰。巾帼的种类及颜色有多种，如用细长的马尾制作的叫“剪耄帼”；用黑中透红颜色制作的叫“绀缯帼”。因巾帼这类物品是古代妇女的高贵装饰，人们便称女中豪杰为“巾帼英雄”，后人又把“巾帼”作为妇女的尊称。
为什么说买“东西”而不说买“南北”呢？
宋朝的理学家朱熹好学多问，有一次他在巷子里碰到精通五行的好友盛温和，问道：“你提着篮子去干什么啊？”盛温和幽默地回答：“去街门买东西。”朱熹不解地问：“买‘东西’？这是什么意思？为何不买‘南北’？”盛温和并没有直接解答，他笑着回敬说：“真不明白？你这位大学问家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把五行和五方对照一下就会豁然开朗了。”朱熹独自思忖，“东”即“木”，“西”为“金”，“南”属“火”，“北”乃“水”……突然他如梦初醒，原来盛温和是用了诙谐的语言说，“上街去买金木之类，可装入篮子的物品”！若说“南北”当然不对了，篮子里怎么可以装水和火呢？从此，“东西”就成为了物品的代名词直至今天。
其实，“买东西”一词，自古就有。在东汉时朝，洛阳和长安是两座商业繁华的城市，洛阳被称为“东京”，长安被称为“西京”。民间有人到东京、西京购货，即称“买东”、“买西”。久而久之，“东西”便成了货物的代名词，于是买“东西”一词就流传开来了。
为什么要说“不管三七二十一”？
